二、深翻土地运动
2.1 深翻地
1958年的中国，干部听上级的，全党听中央的，中央又由对大跃进“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痴如醉，狂热难抑的毛泽东一言定夺。
上一年，毛泽东在思考农业生产大跃进，粮食大增产的问题时，由有关农业专家推荐，读了一本苏联教科书《土壤学》。书中谈到适当深翻土地，可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通风抗旱，增加嗜氧菌而提高肥力。毛泽东如获至宝，向全党大力推荐粮食增产的不二法门。他在1958年成都会议、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等多次重要会议上，大力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工业农业要大跃进。并树起河南长葛县为深翻土地的典型。毛泽东言之凿凿：深翻一遍，增产一倍，深翻一尺五，亩产八百斤……
一场深翻土地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各地豪言壮语气壮山河：“苦战一冬春，深土全翻身！”……
中共华东局下达文件，要求从1958年到1959年秋以前，把全部耕地都深翻一遍，深度要达到一尺至两尺。
到1958年全国浮夸风高潮中，中共奉贤县委大放“深翻卫星”，提出的口号是：“深翻一丈二，亩产十万八”、“卫星田深翻一丈三”……
2.2 跃进额
中共奉贤县委一心要在大跃进的各项工作中力要用高指标来放出大卫星，争上游，夺先进。
“深翻土地夺高产”，“深翻土地运动”成为农业大跃进的重要内容，横扫中华大陆。各省、地、县发文件，订措施，互相攀比大竞赛，“深翻卫星”指标高得吓人。奉贤县委决心大，指标高，用王文忠书记的“跃进语”来说，“誓死夺先进”！深翻指标则从1957年冬的“全县一尺五，丰产三尺三”，到1958年夏收变为“深翻三尺三，卫星田深翻一丈三”。
县委领导人决定全县深翻土地运动，必须鼓足干劲，大放“深翻卫星”。1958年春，县委制定深翻跃进计划，全县土地深翻标准是三尺到六尺。并规定各公社必须以深翻土地为中心的中心，必须将70%的劳动力投入深翻运动。
1958年秋收后，县委提出新的口号：“苦战一冬春，深翻三尺三”；“丰产田要翻六尺，卫星田要到一丈三。”全县计划如此深翻土地四十万亩。各公社男女老少社员，绝大部分都被赶到田地里，搞“大兵团作战”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深翻土地。白天望奉贤大地，红旗遍野；夜晚望去，灯火照天。
照挖地三尺计算，三尺就是一米，一亩为60平方丈，约200立方米。深翻一亩地，要挖200立方米。按照正常的工作量，一个强劳力，用锄头一天能翻10个立方米。一亩地大约要用20个强劳力。奉贤县委计划翻地40万亩，大约要用800万个强劳动力工日，挖8000万土方。如果加上丰产田，挖土方将超过亿计。县委这帮负责人也不动动脑筋想一想，这般天方夜谈如何能够得以实现？
时间紧，工程量巨大。在合作化前原本农业生产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奉贤，立时感到劳动力奇缺。对此，李少峰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大发感慨：“合作化还感到劳力过剩，一到大跃进，各项工程都缺人，缺劳力。我看中国的女人还得学苏联，生它十来个娃娃，封个英雄母亲。人口要翻番。”
尽管劳力紧，任务重，但在县委召开的社队干部会议上，各社干部摆起了擂台赛的架式。有的提出，保证全社深翻五尺，有的要翻八尺，深翻“卫星”社更是提出，全社翻一丈，丰产田要翻一丈三！
2. 3 人造孽
自打深翻土地运动开展以来，各公社社员都是鸡叫头遍，就被干部逼着上工，苦干到半夜，还在地头。
1958年9月，奉城公社规定：男劳力一天翻两亩，妇女一亩半，老人、儿童翻半亩。深度要达到三尺，合一天男劳力要翻400立方土，妇女要翻300立方土，老人、儿童也要翻100立方土。半个月后又规定，深度必须达到六尺，男劳力要翻800立方土，妇女要翻600立方土，老人、儿童也要翻200立方土。超强度的劳动量，几天下来，人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尤其妇女和老人，没有人能完成“卫星”指标。
完不成任务怎么办？扣饭、批斗、毒打、送劳改！各社队专门制定了深翻卡，完成任务凭卡吃饭，完不成任务，食堂不准发饭。屡记拖欠任务者，要开批斗会，严重者送劳改。
据后来中共中央批转通报全党的上海市委关于奉贤惨案的报告说，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告诉社队干部：“要想大跃进，坚决大批促大干，手头一点也不能软。”“群众象狗一样，只有手里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猪似的，不扯耳朵不叫”、“你不打，他不干！”大批、大打、大饿饭、大劳改成为奉贤县委和各级干部大跃进的工作法宝。一股“大打促大干，大打大跃进”的风气盛行奉贤。
一位奉贤公社负责人后来检讨时说的非常形象：“我们的出发点原来是想着为了工作，人没有不怕打的，一打，社员的干劲就上去了。完不成问题是方向问题，打人、骂人只以为是方法问题。”
对于完不成任务，和完成任务不好的社员，干部上来举手就打，张口就骂。动不动就罚跪、罚饭、送劳改以致于有些社员一看见干部，就吓得战战惊惊，全身哆嗦。后来社员们控诉说：“干部把社员当牲口来使，人比牲口还不如，牲口干活还得吃料，社员干活不给饭吃光吃家伙（指挨打——作者）。”
11月6日，奉城公社党委书记宫茂敏带着全社连以上干部检查生产。来到五营的地头，宫书记下到地里拿尺量，一量，深翻不到一米。书记大人火大了，厉声责问翻地进度。营长颤颤惊惊地赶紧汇报解释。宫书记越听越上火，听着听着，他两眼冒出凶光，下令当晚召开全营社员大会。
大会开始，宫茂敏大声宣布，将五营营长和各连指导员撤职查办，勒令营总支书为“纵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深刻检讨，听候处理。并当场将一名没有完成任务的中农社员，以“破坏深翻土地运动”的罪名五花大绑起来……全营社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只有宫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响：“任务一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他宣布：“五营所有耕地要逐步复查，翻地1米2以下的‘黄旗’干部要辩论，翻地1米以下的‘白旗’干部，要撤职！”
深夜，大雨如注，宫茂敏亲自督战，干部和民兵持枪荷强，挥舞棍棒，把苦干一天十多小时的社员，全部赶到地头，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有干部问：“病人怎么办？”宫书记大怒：“病人？哪来的病！偷懒装病，罪加三等，给我赶下田去！大跃进你装病，人民公社不养病人，只要吃得饭，就给我下地去！”
11月的夜雨寒气刺人，社员们拖着精疲力尽的身子，在泥水中拼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举起铁镐，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干部们手持棍棒、皮带，在地里监督。谁的活慢一点，立即被打翻在地，打完了接着干。风声、雨声、斥骂声、棍棒打人声、社员痛哭声，混彻夜空。渐渐地，一个社员栽倒下地，又一个社员昏死倒地。马灯刺破黑夜，田间倒下了几十人。干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宫书记命令：“醒来再干！”此情此景，让每个稍稍有点人性的人，都会痛哭失声。五营总支书记再也按不住悸痛的心情，他恳求宫茂敏开恩，减少些任务，或者先让社员回去睡会觉，恢复恢复明天再干，“这样搞不好要出事的。”
宫书记身披雨衣，手执皮带，钢筑铁打般站在地头，面冷话硬地说：“社员今夜不能休息，必须完成深翻600亩的任务！完不成任务，撤干部的职！出事，出什么事，共产党从来不怕出事，打日本、打老蒋，共产党怕过事吗！”
深翻一米五，人均一亩半！望着累死累活仍在拼命的社员，看看昏死过去抬到地头雨中的几十个病号，想想明天完不成任务将受到的处分，这位总支书记偷偷溜回家，服下农药自杀了。宫书记闻讯大骂：“这个王八蛋！大跃进当逃兵，当叛徒！死了也饶不了他！划反党分子算了。”
2. 4 黄泉恶
饿饭，是深翻运动中的又一法宝。
新寺人民公社的干部作了硬性规定：不完成深翻任务不许吃饭。一天不完成，一天不吃饭，十天完不成，十天不吃饭。
人民公社食堂化，一切粮食归公共食堂，社员不准私自开伙，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坏炼钢铁。谁要是私自藏点粮食，弄点吃的，立即批斗、送劳改。深翻任务那么重，一天劳动量那么大，吃食堂按定量本来谁也吃不饱。完不成任务不让吃饭，就是病号也不例外。那真是捏住社员性命的法宝：谁敢不听话，饿死他！
新寺公社一个营300多人奉令大战丰产田，干部规定二十多亩田，深翻六尺，天黑前必须完工。结果到太阳落山，活才干到一半。营领导大怒，带着民兵封了食堂，社员们饿着肚子在地里干了两天，地翻完了食堂才开饭。结果一下子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个多月。
深翻运动，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完全拿着社员的性命作儿戏。在他们眼中，社员就是一群让他们完成任务争上游的牲口和机器，根本不管社员累死累活，就连病、残、孕、老者，也一律不得幸免。
曙光人民公社有个女社员，名叫顾林仙，已经怀孕六个多月，妊娠反应较大，身体虚弱。她所在支部副书记王根生，却硬逼她下地劳动，并威胁说：“做不动就开会辩论你！”辩论会就是斗争会，拳打脚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辩论，就跑回娘家。兄长见她大着肚子跑回家，忙问因由。她对哥哥说：“我骨头酸痛，肚子大，深翻土地身体够不着。不做没饭吃，做不好，又要挨辩论斗争。”她哥哥怕事，劝她回家。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去后，她找了根绳子上吊自杀了。顾林仙死后，社员们大受震骇和刺激。
县委后来派出调查组去调查，找谁谈，谁也不说一句话。社员敢怒而不敢言！
大跃进中的干部，欺上压下是本色，上级指令高于一切。完不成任务，别说社员在他们手中活受罪，下级干部也会倒大霉，弄不好，就会要你的命。下面的干部也怕过上报高指标的“跃进”关，“卫星”关。
据上海市委整风工作队汇报，奉贤县从县委领导，到社、队干部，对完不成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积肥等各项任务的下级干部和社员，就是九个字：辩论、批斗、毒打、送劳改。一级压一级，惨案不绝。
1958年秋收时节，棉花正当收摘之时，深翻土地运动又正值高潮，县委强令必须用70%的劳动力翻地。奉城公社四营二连的干部怕棉花过时会烂在地里，便抽了45%的劳动力，赶收几天棉花。四营党总支书记一看，二连的深翻进度降了下来，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追究责任。
二连负责生产的干部因病请假没到会，总支书记大人怒火冲天，厉声喝道：“生病也要来，不能走路用门板抬着。”当即派人推了一辆小土车，把他从家里给推到会场。营总支书见他真是有病，仍然恶狠狠地指着他说：“今天你生病，我不与你多讲，待你好了之后我同你算帐，你小心点！”
这位干部回到家里，左思右想，只怕过不了这一关。想想如今活着也受不过这些罪，终于服下大量1605农药，自杀身亡。
新寺公社一营四连社员范娟宝，因小孩生病出痧子，需要照料。她找到干部苦苦哀求，说孩子的病越来越重，想请几天假，在家照看孩子。连长凶狠狠的说：“你休息在家享福，谁帮你完成翻地任务？不出工不行！”结果孩子病得不行，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成为深翻土地的又一殉难者。
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奉贤深翻土地运动中不断发生死亡事件。仅奉城公社就自杀3人，全县自杀、累死、打死、劳改中劳累过度致死的遇难者近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