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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15)

二十

你!我即使失去自己的这只手,——哪怕是两只手!我也一定要用嘴唇在断头台上签署:使我心碎肠断的土地——是我的骄傲,是我的祖国!
——【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百科全书派的忠实盟友,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他那超群绝伦的横溢才华,他那异常清晰、令人振奋的风格,捍卫了新的原则,表达了欧洲变革时代深受欢迎的思想。雨果、歌德、莫洛亚、狄德罗这些后起的文学和思想巨子,都以最华美的辞藻盛赞这位为人类建立自由与理性的王国作出了无与伦比贡献的文明英雄,“深刻、天才、有直觉、伟大、热情、有魅力,富于创造性、令人着迷……”但他们一致认为,伏尔泰之伟大既在于其宏富的思想著作,也在于他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他在近三十年颠沛流离生涯中,达到了思想和人格浑然一体的光辉极限。而最为后世景仰的,是伏尔泰为《百科全书》辩护,为受害者伸冤(其中包括凯拉斯、西尔文、拉巴尔、蒙拜依、拉里等案件),因此享有“欧洲的良心”这一不朽的封号。

在此之前,弥尔顿先后两度“为英国人民辩护”,为英国自由与共和事业的代表克伦威尔辩护,由此奠定宪章运动的精神基石,并对一个世纪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此前此后,卡斯特里奥不惜冒犯宗教裁制所为塞维特斯辩护,左拉则挺身与法国总参谋部对抗,为德雷弗斯鸣冤。

茨威格认为伏尔泰和左拉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欧洲永远的骄傲,但伏尔泰为凯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和亲王们的庇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伏尔泰和左拉无疑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里奥敢做的。

无论弥尔顿、伏尔泰、左拉还是卡斯特里奥,都是历史上人道主义和进步事业的不朽典范,但他们为之奋斗辩护的对像都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当然包含了高贵的正义性)。刘宾雁一方面同这些西方先驱一样,用笔为一个时代的正义而战斗,同时也用更艰难、充满更大风险的“东方风格”,为无计其数的老百姓鸣冤叫屈。刘宾雁的家,客厅,书房,办公室,曾经堆满数以万计的申抗诉材料,刘宾雁曾在他的斗室接待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上访者”,动用一切关系和办法(写信,转寄材料,打电话,外出采访式开会时当面转告)为他们抗辩。在这些不幸的弱者和刘宾雁本人面前,则是比整个欧洲中世纪、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法图路易十四时代远为黑暗、野蛮的专制统治,他两手空空,前有二十二年的贱民经历,后有永远不能解除的异端身份,除了主持公道、仗义执言这类中国传统精神资源外,一无所有。

刘宾雁1979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你这样批判极左派,当你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时你对于这几年的选择不后悔吗?刘宾雁回答:“我不会后悔,绝不会后悔。我说过,万一中国左派得势(这仅仅是种假设),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运,我活下来了。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中国反对自由、拒绝民主的“共产反动派”,为时已晚地意识到,刘宾雁是他们权力王国中最难改造、不可归化的异端和叛逆。他并不是唐吉诃德在中国的再现,他身边没有任何桑丘式的随从,但不仅真相、正义和未来站在他这边,而且人民辨认出了,刘宾雁是他们真正的辩护士和代言人。“背后推动我前进的人们已宣示他们是更加强大的力量,因而我便有恃无恐了”。

刘宾雁因此成为“中国的良心”。

二十一

多么寂静!周围是多么空旷!
多么微薄,暗淡的霞光!
像大家一样,你也会消逝,我的朋友,可怜的朋友。
为什么心中大海又波涛翻滚?
——【俄】安德列•别雷

西方由荷马、奥维德、但丁领头,东方由屈原、苏东坡、顾炎武先行,“流亡”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伟大母题,成为世界通过苦难和孤独走向各民族和各文明之间彼此认识、彼此接近的特殊桥梁,成为人类不分彼此、感同身受地履行自己沉痛而庄严的使命的“古拉格群岛”。

法国大革命作为欧洲十八世纪历史风景的中心,开创了近代西方流亡文学的主流,并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海涅、拜伦、雨果等欧洲主要大国的文学天才,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流亡之途,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史诗的序幕。

俄国十月革命出现的暴政和帝国,促成了俄国、也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流亡,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夫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侨民文学之后,俄国的大师和天才,几乎全部流亡到了西方。

刘宾雁在二十世纪末跻身世界性流亡文学的行列,在他身后是中国共产革命腥红而浓黑的历史,是改变了中国、苏联、欧洲和世界历史版图的“六•四运动”。

由于胡耀邦被废绌,在赵紫阳安排下,刘宾雁在“禁阻”多年后获准接受哈佛大学邀请出国。又由于“六•四运动”突然爆发,“中共反动派”取缔了他回国的权利,从此,正式成为跨世纪的流亡者,直到去世。

刘宾雁的八十人生,是现代中国命运神喻式的投射,像一个缩影,一次结晶,一线穿透乌云的闪电,使沉默的中国有了一次代言,在反复出现的历史退潮中,成为礁石和航标灯。把刘宾雁与西方和苏俄的精神巨人作简单比较,决不是对后者的辱没,——一道神圣使命垂降在他们共同的天空:使人类不朽,使自由永存。

伏尔泰先后开罪了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朝专制君王,在伦敦、柏林、瑞士和世外桃源般的小城西雷流亡了近三十年。完成了《形而上学》、《恺撒之死》、《哲学辞典》等巨量著述,并在83岁高龄时“神灵般”地荣归巴黎。

十八年的流亡岁月,带给雨果持续不已的创作灵感,仅仅一部“非人工所为”的《悲惨世界》、一部气魄宏大的史诗般的评论专著《莎士比亚论》、一部气势磅礡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已经足以使这位文豪的光辉因为流亡而更加眩目,足以使他以八十高龄回到巴黎时,受到凯旋式的欢呼,足以使他留下让后世所有自由灵魂闻而永铭的名句:当我归来时,自由也将降临,足以让他享受二百万法国人组成的“东方式的豪华葬礼”,足以让他在先贤祠永远面对法语世界最堂皇的赞辞:伟大的人物——祖国的谢忱。

同样的十八年,在美国佛蒙特卡文迪什小镇俄罗斯式的乡间小屋(祖国的缩影,故乡的像征),索尔仁尼琴完成了“再现整个二十世纪俄国和苏联历史”的史诗巨著《红轮》,成为“俄罗斯唯一活着的文豪”。作者的妻子作为“第一读者”通读全书后,激动不已,“这是俄罗斯的《圣经》,能够和古往今来所有伟大心灵对话的不朽作品”。索尔仁尼琴认为,《红轮》超过了《古拉格群岛》,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上帝给了我进行工作的全部条件,我在佛蒙特州生活了十八年,我不知道有哪个俄罗斯作家像我这样生活过。所有有关俄罗斯的档案资料都向我开放(那里这些资料非常丰富),我有责任创造俄罗斯革命的真实画面,因为我知道,以后不会再创造出来了……”

1992年,叶利钦总统访美,“代表俄国、人民和良心”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国。1994年夏,索尔仁尼琴乘专门车厢穿越西伯利亚,经过一万公里充满鲜花、眼泪、亲吻的行程回到莫斯科,成为俄罗斯二十世纪末“归返祖国的伟大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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