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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14)

1986年年底,安德烈•萨哈罗夫接受戈尔巴乔夫邀请,返回莫斯科。到1989年,苏联权威的《论据与事实》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萨哈罗夫是比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所有政治人物更孚众望的人物。这年年底,萨哈罗夫猝然去世,戈尔巴乔夫率全体政治局委员向被安德罗波夫称为“苏联最大的人民公敌”的棺柩脱帽致敬。戈尔巴乔夫称死者是“俄国历史上关键时刻总会出现的圣者,他留给俄罗斯的遗产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理解的”。

在此之间,刘宾雁先被第二次开除中共党籍,后被当局取缔公民权,这名“中国的良心”从此被禁止回国。

与1956—57年、1979年一样,中国与苏俄各自按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时代节奏,在1989年前后再次分道扬镳。

十月革命作为俄国道路的恶性转折,把俄罗斯带进74年的血腥泥淖。历史以罕见的清晰和完整的图景留下了它的兴亡历程。根据拿破仑、希特勒在俄罗斯的失败可知,面对苏俄强大的常规和核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西方主要国家联手发动一场侵苏战争(当然不可能),苏俄国内所有反苏反共力量同时起事反抗,也不可能摧毁这个比历史上任何帝国都强大的赤色帝国。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根本原因出自一种异乎寻常而又极为普通的力量。与十月革命爆发一样,源自苏俄历史、社会和人民。由于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沿袭了沙皇帝国的老路,始终拒绝源于道德和救赎精神的自由、民主、真理,而无力将暴政与人民的虚假一致维持到底。苏俄的全部危机乃是传统专制帝国固有的危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旦良知和智慧在苏共上层占据优势,整个专制帝国就难以为继,而人民天然站在他们一边,没有一个支部、甚至一个人愿意为处于生死关头的苏俄红色帝国流一滴血的事实,证明了那个伟大的铁则:得人心者得天下,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1989年,这道铁则在中国失灵了。

胡耀邦的良知高度和人道情怀并不低于赫鲁晓夫,赵紫阳的政治见解和国家危机意识也不逊色于戈尔巴乔夫,更勿需说中国还有一场文化大革命,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新当局都亲身领教过毛泽东的残暴和虚伪。但是,中国没有按照道德、良知、理智和真理的指引,而是按照另一种逻辑,走上另一条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道路。

索尔仁尼琴指出: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外,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无论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具有何等深厚的土壤,犯下何等不可宽恕的滔天大罪,苏俄有何等强大的军事力量、警察统治和意识形态垄断,但是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一旦知道历史真相,俄国人民就会产生何等令人震惊和钦佩的道德勇气,弃若敝履般地弃绝这个曾令世界眩目胆寒、令苏联人民“无比自豪”的暴政。其中的奥秘既深刻又朴实:上帝委托拉吉舍夫、莫尔德维诺夫、陀思妥耶夫、托尔斯泰、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和索尔仁尼琴等俄罗斯圣徒、天才们植下的信仰、希望和爱,从来没有被斯大林们“改造”过来,苏俄人民和大地从来没有被镰刀、斧头彻底征服。一个依然淳朴、善良、高尚的人民与一个充满血腥、邪恶和谎言的残暴帝国之间,可能共存于历史(七十四年),而绝无可能持续到永远。

中国没有东正教(中国并不拒斥任何宗教),没有天堂的企盼和地狱的惩罚,但中国绝不会变成上帝的弃地。数量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能孕育刘宾雁,就表明它与俄国一样,同在上帝注目中。

作家郑义说动刘宾雁在1989年4月回国。如果这一动议成为现实,天安门广场群龙无首的民主运动出现刘宾雁魁梧的身影,以他在亿万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内外)、尤其青年和大学生中的巨大声望,历史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前景。这种可能,并非天方夜谭。当社会置身巨大变革状态时,历史偶然性和突发事件常常会显示重要的力量;当一个民族茫然失措、举步维艰而又必须作出抉择时,杰出人物的出现或缺席,会使历史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君士坦丁把自己的身份由“护教者”,改为教会“改宗者”,无论对于基督教还是罗马帝国都是意外而重大的事件。如果罗伯斯庇尔没有说出“共和国对于它的敌人什么也不欠,只欠贷以一死”,千百万法国人未必会染上恐怖狂想,而拿破仑未必那样轻易地把政权篡夺过来。

如果希特勒被施道芬堡的炸弹送到地狱,欧洲战场的硝烟很可能提前两年散去。

与这一动议最切近的事例是,如果列宁没有在四月份从瑞士赶回彼得堡,如果他没用只有他才具有的革命直觉和雄辩(“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成功就依靠这两三天的战斗!”“要么现在就动手,要么永远不动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和平,土地,面包!”),如果列宁没有一个一个地说服他的同事们,如果德国没有履行与列宁的口头契约,那么当时支配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穆拉诺夫和斯大林很可能与临时政府和克伦茨基合作,起义就会被消灭在血泊中,德国的军队就会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列宁本人和他的同志们就会遭到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德国遭受的命运。

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出现。

刘宾雁去世前承认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过于天真和乐观了”。其实,正是在美国,在从天安门广场易地到自由新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中间,刘宾雁关于人民发生变异的天才洞见,再次得到证实。

刘宾雁在自由之邦,有了新的发现,——他从1957年到1979年到1988年春天离开祖国前对中国的发现的延伸。他发现,中国人已在自己身上和内心染上毛泽东的毒素,对权力、欲望、野心和斗争的兴趣和热情,远远大过对自由、民主、人道的坚守和追求。在极度失望之余,刘宾雁像耶酥一样,对那些赢得了自由却依旧权欲熏心的人们喊问:你们讲一点良心吧?!

1949年以来,两三代人在毛式极权统治下,道德破败残缺,精神和人格结构充斥着奴性(奴隶和奴隶主)和物化,灵魂世界苍白空洞,无所信奉。任何外在自由、民主、平等都不可能轻易在这种精神结构和心灵秩序中完成脱胎换骨的置换。人性的启蒙和道德的排毒,仍然是中国的最大难题。刘宾雁关于中国社会人妖颠倒、人性蜕化的发现,至今是中国历史、制度、社会等领域中的“经典力学”。

“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问题仍然在人、人民身上。刘宾雁太天真,但决不简单,不浮浅,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像他一样,如此天才而深刻、痛苦而本质地发现了中国,洞察并预言了中国的命运。

失去祖国的刘宾雁在花甲之年后,走上自己悲凉而苍茫、孤独而辉煌的人生末路。在孤绝、疾病、死亡和流亡者固有的所有艰辛困苦中,刘宾雁一如继往地心系祖国,挂念人民,直到最后时刻,还坚信“我们真正是在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

在中国历史上,在近代以来为中国寻求出路的人们当中,刘宾雁的道德、人格、精神、思想和灵魂,堪称一流。他“从我们中间飞逝而去”不到一年,他留下的遗产,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重大变革中,逐渐为后世所感领、所继承。

十九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5年12月5日凌晨零时25分,刘宾雁在太平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新泽西州罗伯特伍德詹森医院溘然长逝。是时天降大雪。

五十年前,一个春天的凌晨零时25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邻近一个小镇的特伦顿教堂火化。

爱因斯坦的挚友,用两百年前歌德悼念席勒的诗句为他送行,同样的诗句,在中国内地刘宾雁的灵堂前响起:

我们全都获益不浅,
全世界都感激他的教导;
那仅属于他个人的一切,
早已传遍芸芸众生。
像转瞬即逝的彗星,华光四射,
他把自己与无限永恒的光芒,永相连结。

爱因斯坦不仅因为“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念的结构中”(郎之万:《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敬》,《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245页),因为“坚不可摧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性”(《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一卷第10页),还因为“他在为人处事和道德领域中最伟大的品质,他的仁慈和英勇,他的灵魂的高贵”(粒肯:《爱因斯坦七十岁寿辰贺词》,《现代物理学理论》(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1949年第2卷)而获得不朽。

按其所属民族、时代、信仰、职业、性格,刘宾雁属于与爱因斯坦完全不同的类型,而他一生对中国真相和尘世真理的探究及其达到的深度,以及由此偿付的人生代价所显示的英勇庄严,同样撼人心脾,感人至深,同属人类抵御虚无与荒诞,坚守希望和救赎的不朽典型。

爱因斯坦相信,“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Albert Einstein:Philosopher-Scientist),纽约Tudor公司出版,1949年)他耗费了数倍于建立相对论的心血,试图完成宇宙统一引力场理论体系,重构全部物理学,从而一劳永逸地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这位科学天才在临终前承认,自己四十年间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目标,仍然只是一个杳渺的梦想。

刘宾雁以八十高龄客死异乡。他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中国,自由始终没有降临,民主始终遥远,始终没有出现让他感到释然、欣慰,可以含笑瞑目,撒手归去的朕兆。中共当局对他的回国要求不予答复,他“把脚放在祖国土地”上的夙愿被冷酷地拒绝了。

没有谁能穷尽世界的浩瀚和宇宙的奥秘,没有谁能彻底洞悉并根本改变我们时代特有的复杂情势和特殊劫难。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单独预告并影响他亿兆同胞史所空前的吉凶祸福。即便如此,严肃地思索并生死与之的人们,即使不能、也勿需完全领悟到绝对真理和终极启示,他们也信守了个体生命与永恒神明之间无论先验还是尘世的神圣契约,从而在人类显现其苦难而光荣的伟大历程中,上升到不朽之列。

“从冰雪覆盖的北欧瑞典到花团锦簇的东南亚曼谷,从寒风凛冽的中国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国东岸,到处都有人在难过,在祈祷,在啜泣。”(《像刘宾雁那样生活——刘宾雁治丧委员会第七号公告》)在当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浮嚣茫然的世界,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及其存在本身遭逢空前挑战和威胁的时代,刘宾雁在自己祖国被蓄意遗忘,在异国他乡寂寞遁世之际,却获得了一次世界性的复活,为自己和中国赢取了一次久违的特别赞誉:

这个躺在花丛中的人,这么棒,这么完美,这么壮丽。在今天这个堕落的时代,刘宾雁的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旧时代、好时代、高尚时代的结束。他的去世,就人民所广泛激起的崇高情感和精神,实际是一次国丧。
——郑义(中国著名作家)

潘恩抗议专制与贫穷,正如宾雁反对专制与不公。像潘恩一样,宾雁对整个世界充满热情。托玛斯•潘恩这句话,是对刘宾雁恰如其分的写照:“世界是我的祖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全世界都应该因为刘宾雁带给我们的一切而感激他。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副总裁)

苍天在上,大地在下,这中间有个人,这个人就是刘宾雁。现在他不在了。他的去世使我感到虚空。没有人像刘宾雁那样了解中国。是他使我懂得了中国。
——林培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一个享誉国际的作家和记者的声音,一个不论在其祖国还是在流亡中的人性、勇气和爱心从不妥协于迫害、威胁或利诱的声音,终于安息了。然而,他的警示——人的尊严和诚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维护,民主原则和实践是要人人为之奋斗和捍卫的人类共同财富——将继续在世界上回荡,响亮而清晰。
——伊尔利•格鲁沙(国际笔会主席)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国际笔会秘书长)
卡琳•克拉克(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

我们久久思索:这个刚刚逝去的人究竟是谁?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如华盛顿,不是常胜的军事家如拿破仑,不是杰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像爱因斯坦窥视了宇宙的秘密,……那么,他怎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情感?……这个刘宾雁究竟是谁呢?
——(《像刘宾雁那样生活——刘宾雁治丧委员会第七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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