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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6)

我用沉重的门闩
插上门,不让革命之风
吹乱我的神圣的稿纸。
——【俄】弗拉基斯拉夫•费利安刘诺维奇•霍达谢维奇

1979年,再次成为苏俄和中国当代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头。

苏俄一批政治权贵、军界、警察首脑、军工巨子和御用文人准备借斯大林百年诞辰为这名老暴君恢复名誉。他们示威性地开庭审判了西尼亚斯基、丹尼尔和布洛茨基三名持不同政见作家。以萨哈罗夫、卡波查、帕乌斯多夫斯基、瓦连岑、涅克拉索夫、索尔仁尼琴、丘科夫斯卡娅等苏俄著名科学家、作家和诗人为首的自由知识界采取了果敢的抗议行动,得到西方和全世界的广泛支持,苏俄军方和克格勃等新斯大林分子们被击退了。美国历史学家科恩认为,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斯大林主义在俄国从精神上被埋葬了”,更具历史像征意义的是,在这一公开交锋中,苏俄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并为自己选择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

1979年,刘宾雁开始了他八十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以后的七个年头里,刘宾雁将用新的语言、新的声音证明,他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新的发言人,中国的良心。

1979年,刘宾雁55岁,人生最关键、最美好的二十二年无谓地消逝了,但他并非一无所获。虽然他无时无刻都摆脱不了那个意识:你是任人侮蔑的贱民!你对妻子儿女有罪!但农民和社会底层尚存的质朴使他感到人间还有温暖和慰藉,只要人民没有败坏,中国就有望。在大别山麓的劳改营里,他拿着放大镜在油灯下一行一行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企图找到困扰他的答案,一遍又一遍在心底叩问:

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法西斯分子是什么样子,也无机会间接了解残酷虐待同类的事实与情景的青少年们(红卫兵),他们那种冷酷无情的心肠和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中国究竟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

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这个火坑?
这个黑暗的时代几时才能完结?
中国将以什么方式走出这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灾难?

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爆发,仍是待罪之身的刘宾雁经常混迹人群,流连忘返。“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自发的而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又是对于这个党公然表示蔑视的公开抗议,这标志着二十七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觉醒”。

1979年的刘宾雁,恢复了党籍和公民权,却仍然是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异端。他重操旧业发表文章,日益获得了人民的期许,也日益为权力当局难容。“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个党和我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疏离?它曾开除过我,又纠正了错误使我回到党内,但几乎从我回到党内的第一天起便又以警戒的眼光注视着我,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党内已经有太多的人不是我的同类”。刘宾雁没有如毛泽东们所愿,改造、堕落成极权主义的政治标本。非但如此,与古今中外所有志士仁人一样,刘宾雁心有郁结必将发愤著述并磅礡于世:“一定要有所作为,要使我的妻子和儿女有一天为我感到骄傲!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写出一部震撼中国的作品!”

从1949年到1957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的分歧存在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道路并无深切的思考和批判。从1979年到1987年,刘宾雁与邓小平们的分歧,已经上升到了攸关国家安危和人民命运的大问题。

1976年,郭沫若以其九十高龄继续公开贩卖其奴隶哲学“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公开威胁说要再发动一次反右运动;1979年3月16日,刘宾雁在人民大会党听完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报告后,在心中问道:“这四个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政治概念,同毛泽东在1966年以前推行了十几年,文革期间又以它们为名把中国推入黑暗深渊的那一套,连措辞都大同小异的四个‘念念不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一位政治家做过解释,而它们后来居然写到宪法里去!”

1979年,邓小平如日中天,其影响力仅次于1949年的毛泽东。邓小平声称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以其自身遭遇和特殊的眼光得出结论,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群众政治运动,不仅劳民伤财,祸国殃民,而且会使共产党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乃是荒唐而愚蠢的统治术。同时邓小平深知,无论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个人道德如何卑鄙无耻,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像征,既是中国的斯大林,又是中国的列宁。对毛泽东的否定就是对中共的否定,那就不仅仅是对统治方式和毛泽东个人的否定,而且党的全部历史合法性和整个统治根基的动摇。

事情很清楚,邓小平不想做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当年为斯大林辩护,决非出于捍卫历史真理,也非出于对后者的个人尊敬(相反,毛泽东本人曾长期遭到斯大林冷酷、训斥、挖苦,甚至废绌),而是出自共产党领袖们特有的政治实用主义。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对后者的贡献作了简短的总结,称道这位亡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最后他“大胆地说:他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

七十年后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再也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能够用这种评语为死者送终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泽东用“三七开”为他的导师盖棺论定,除了政治流氓和暴君之间“无所畏惧”的结算关系外,已经毫无任何道义底气和人间常情可言了。

又二十多年后,邓小平重拾毛泽东余唾,称毛泽东“功大于过”,再次陷入政治犬儒主义的泥淖,意味着这个党永远告别了在历史真理和政治道德领域进行忏悔和更新的可能,共产主义的全部正义性和庄严、神圣感到此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全面世俗化、历史性腐败和大规模道德沦丧,也就从此开始了。

客观而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几乎在一切个人秉性方面都大不相同。邓小平未必还有魄力有兴趣照走毛泽东式充斥狂妄、血腥和荒唐的死路,未必没有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基本感悟,但二人之间却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共识:中国只能实行专制,必要时实行独裁。

1979年的刘宾雁痛苦地面对着中国的严峻现状,从此失去对“中南海”的寄望和兴趣:“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新的试验,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坚持四个不改: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二十二年的煎熬,换来的仍然是专制主义的胜利,刘宾雁已经清晰预见到1957年以来的悲剧还会重演: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只能有一个理由:它表明这个领导集团企图把中国的改革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绝不触动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一套意识形态。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效用则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行为给以惩罚。一九八一年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以这个名义进行了三次大扫荡。作家、记者、诗人、教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编辑、政治家,一概未能幸免。

1957到1979年二十二年间,中国社会公开鼓吹仇恨,实行一部分中国人对另一部分中国人的歧视和暴力统治,斯大林主义的两个主要砝码“全盘集体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在中国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人身上都打下它们恶名昭著的印记。整个社会融奴隶制、封建专制、法西斯主义和僭主独裁于一炉,权力极度异化,善恶是非彻底颠倒,不仅自由、平等、民主、公义和真理惨遭禁绝,连人性、人道、母爱、同情、忏悔甚至孤独、出神、沉默、幻想、梦境、回忆等人类最基本最无害的个体生命形态,甚至连绝望、自暴自弃、精神崩溃和死亡,都同样惨遭荼毒践踏。作为舶来品的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赫然成为所有中国人必须信奉遵从的天条。

1973年9月,毛泽东正写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并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索尔仁尼琴致信苏共领导人,愤怒指控“上个世纪末从西风刮来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它折磨和伤害了“俄罗斯的心灵”,“巨人般的俄国”为此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索氏声明,他并“不希望中国精神上毁灭”,但既然中共领袖非要自封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就把这种先进思想给他们吧”,“让他们去教育人类,并负担全部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十世纪独有的“异族意识形态统治”对中国的征服,其怪异、荒诞、血腥、强悍,更超逾了苏俄。1959—61年间,1966—68年间,因毛泽东们毫不克制和恻隐的倒行逆施,中国先后出现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馑和政治迷狂,先后出现大规模人吃人的恐怖世像。一百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预见到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末世景像,三百年前,顾亭林同样阴胡的预言,竟变成了公开、确凿的国家行为和社会事实:“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文革对中国是彻头彻尾的浩劫,文革结束却没有成为中国的福音。历史之手不是经由人民、而是通过与毛泽东、“四人帮”过从甚密、几十年间对中国人民同样罪恶深重的人物,通过一场类似政变的权力转移,完成了独裁向专制的回归。邓小平上台后,实行“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实用主义,为饱受毛泽东们折磨、动荡翻覆不已的中国带来表面稳定,知识界告别了长达三十年被无端凌辱、打击的不堪之痛。但毛泽东缔造的国家基本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体系,被悉心维护下来。中国结束了文革,却留下了文革之源。1979年,在一系列权力、利益交易完成后,新的权力格局和国家统治方略得以确立。

当代中国这次最大的历史错位,使人民付出的代价之高,将在此后近四十年时间中,一次又一次展现出来。

1949年,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历史的特殊环境中,共产党对中国的征服还是天意人心所在,起码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宿命。如同刘宾雁、李慎之、顾准、何家栋、李锐、朱厚泽等人所论,如果不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有可能出现较为开明、温和、人道、甚至有限自由和民主的局面,从而走上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尤其是《共同纲领》中阐述和承诺过的道路。从1976年到1979年中国道路的抉择,决不是人民意志的实现,王申酉的牺牲、魏京生的入狱和“民主墙”的封闭表明,中共新当权者同样没有基本的现代意识,他们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识下,力图超越赫鲁晓夫,直接采用勃烈日涅夫主义,在“安定”和“团结”幌子下继续实行专制。

1949年毛泽东登基,刘宾雁就没有感到“高兴和激动”,他那时就预感到,共产党可能给老百姓温饱,但是“不会给人民快乐和自由”,他“内心深处并不喜欢这个制度”。1979年,刘宾雁与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士一样,再次认识到,历史并没有走上正道,人民被出卖了,中国前途堪忧。

摆在他个人面前的,仍然有两条路,一条是与新的胜利者合作,而这与他的天性和命运早已南辕北辙;另一条是继续1957年以后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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