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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杆庄稼倒了

辛亥年,武昌一声炮响,大清国寿终正寝。小皇帝得到了优待,依旧可以住在皇宫里,只是三大殿不能用了。每年按规定,民国还给支付400万两优待费。以往改朝换代,最倒霉的,往往是主子。下面的奴才,倒是可以换个主子,接着帮忙或者帮闲。但是,明清两代不大一样,明代垮了,皇帝吊死,臣子迎接新人。但庞大而且被供养的皇族,却成了骤然断奶的婴儿,生不如死。清代也是如此,不惟皇族,整个满人群体,随着朝代的结束,整体进入断乳期。经历了260余年不农、不工、不商的被人供养的日子,冷不丁一下子,铁杆庄稼没了,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

关外的满人的境况最好。关外地多人少,留在那里的满人,都是不受待见的,跟当地的汉人融合得比较早。清末朝廷也刻意让旗人自谋生计,给了种种优惠政策,不受待见的旗人,自寻出路者相对容易。所以,很多人摇身一变,就成当地农夫或者商人。当然,日子困窘者,也是不少。北京相对差点,但京旗的生计问题,早就凸显,朝廷下力气最多,最后逼得一些旗人,包括宗室皇族,也不得不自谋生路,拉车、扛包的都有。在清末最后几年,据说在北京城能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些旗人混惨了,给人做轿夫。抬轿的路上,看见了当年自己的包衣奴才,混得人模狗样的,坐在轿子上招摇。马上停轿,让昔日的包衣来帮他抬抬。那奴才还就得下来帮着抬,不然的话,就得给一笔银子。也有黄带子、红带子的宗室,隐名埋姓,投靠富人家做家丁。一旦被收用,就亮出带子,说人家擅用皇族做奴仆。最后,也得给笔银子了事。

当然,满人这个民族,本质上还是相当优秀的。在北京生活,见多识广。一旦横下心来自谋生计,混得好的,也是不少,出了不少的能人。但进入民国之后,陷入贫困的旗人,骤然增加。原来穷得不行的,因为早寻生路,反倒好一点。原来混得还行的,现在反而不行了。大清亡了,不行了也没有人管。民国闹穷,连皇帝的优待费,都一个子不给,何况一般的旗人?没辙,只好自己想办法。呼啦啦,一夜之间,旗人似乎就没了踪影。大家都换了汉姓,讨生活去也。今日所谓的服务业,在他们看来,都是贱业,他们要面子,不乐意顶着满人的老姓,去干从前视野里的贱业,去伺候人。即便如此,从日本回国的罗振玉看到的,还是“京旗人民死亡枕籍,无顾惜者”,因此,他召集同道,办了一个京旗生计维持会,结果也是杯水车薪。

但边远地区的满人,日子就难过了。当年,朝廷为了震慑汉人,在各地设置驻防八旗,跟汉人隔开居住,都住在满城里。宁夏、凉州的满城,进入民国之后,没了铁杆庄稼,里面的人又不像京城的满人,从来没有尝试过自谋生计。而且由于地处边远,鸦片易得,反而习染了一口芙蓉癖。所以只能给人卖苦力,卖苦力不得,就拆掉城墙的砖卖,砖卖完了,就拆公家的房子,卖砖瓦,卖木料。公家的拆完了,就拆自己家的,一家人住在临时挖的窑洞里。几年下来,整个满城,就像一座贫民窟,到处都是废墟,间或有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人和妇女。再过些年,满城就消失了。

那些当朝满人王公,日子该好过吧?因为民国并没有剥夺他们的财产。这些人不仅广有府邸,而且广有田产,家里的金银和古董也不少。有的人,比如肃王和庆王,在国内外银行还有大笔的存款。按道理,坐着吃租钱和利钱,也可以吃上几十年。但是,进入民国之后,这些满人王公的家产,居然像夏日的雪人一样,很快融掉了。

当日的财产,都是权力带来的,没了权,昔日的威风没了,大笔的进项也断了。但是王爷们昔日的排场却不能减。恭亲王溥伟去了青岛,肃亲王善耆去了大连,但爱吃的东西却还在北京,都得每天从北京采买了,送过去。全聚德的鸭子,天福园的酱肉,包括六必居的咸菜,见天地送。仅此一项,开支巨大。朝廷都没了,但王府的机构,也不说裁撤一点,照样这个房,那个房,这个处那个处,还养着一堆太监。从前有权的时候,王府的管家下人们不敢蒙老爷,现在没权了,能蒙就蒙,不蒙白不蒙。王爷们又从来不屑于管事,听凭管家们摆布。家产被人家偷的偷,卖的卖。房地产悄然抵押出去,自己都不知道。王爷都是有田产的,所有的田产,从前都是管事和收租人在打理,自己有多少田地,从来没有问过。最后稀里糊涂,就都没了。但是,不管天是否塌下来,反正自己的开支,一文不能少,照样抽大烟,照样泡戏子。如果碰上个好管家,劝一劝,主人还不高兴了——你还敢管到我头上?辞掉!没数的田产没了,城里有数的房产,则抵押给了银行和教会。个别的人家,在清末就开有买卖,但正经做生意的,也不多,因为不屑。一提起来,就说,那是玩的。所以,买卖败掉的,也很多。等到王公们回过味来,发现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身的债,已经不错了。昔日的王公贵族,已然变成了一介贫民,只能吃窝头,啃咸菜了。这还属于先前积德,有人接济的。

就这样,一个个在清末还富甲一方的满人王公,没几年就几乎全都塌了台。连小皇帝,也吃坐吃山空。内务府的人成天倒腾宫里的财产,把一个个价值连城的宝物,都当废金废银卖掉。伙着公里的太监,把宫里的东西偷出来卖。卖得小皇帝心里发毛,想要查一查吧,人家一把火,把库房给烧了。

1917年7月张勋闹复辟,这本是满人该干的事儿,但却都是汉人在干。进入民国六年,当日本该有财力支持复辟的王公贵族,此时已经油干灯枯,只有肃王和恭王出过点血,剩下的,还不够自己糟蹋的呢。所以,复辟一上来,抬出皇帝的汉人们,就干脆杜绝满人亲贵干政。就是场闹剧,也没满人亲贵什么份儿。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这些昔日的王公贵族,包括一般的满人,当初不是完全没有想到。清末新政后期,满人亲贵用事,全面收权,用满人替代汉人。将财权,事权,人事权,兵权都收到自己手里。其用心,就是为了防止有这一天。他们盘算得很好,尽管汉人地方绅商势力在膨胀,但政权牢牢把握在我们满N代手里,我们有兵,有枪,有银子,你们再闹腾,又能如何?

他们忘记了,普天之下,什么钱呀,兵呀,权呀,从来不会固定属于某个人,某个集团。它们属于那些能掌控它们,运用它们的人。掌控不了,运用不自如,这些东西就会成为灾祸。就像三岁孩子拿着一把利刃,不仅不能用它伤人,反而容易自伤。三岁孩子拿着一大把钞票,不仅没法用它买东西,反而容易被人抢走,在抢的过程中,孩子的命都可能丢了。

所以条件优越的权贵子弟,要想保住财富和权势,唯一可行的方案,是让自己越来越强。不是钱多,也不是权重,而是自身素质高。这些人在还能支配大量资源之时,原本有机会让自己变得更有知识,更有才能。可以去留学,可以去历练,从而获得平民子弟没有可及的能力和见识。然而,满人的王公贵族,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像日本明治之后的大名子弟,纷纷出国留学,他们连出门历练都懒得做。朝廷特别想把满人子弟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但真正肯去的就不多,去了能坚持下来的,屈指可数。等到革命党起义了,掌握军权的满大人,没有一个能顶用的。身为总参谋长(军谘使)的载涛,在隆裕太后问到他能不能将兵之时,却回答说,臣只会练兵,不会带兵。大家原来只能指望一个日本士官生的良弼,良弼被炸死,就只好指望汉人冯国璋。可是,冯国璋却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不肯,他就是有一腔报清之心,也无能为力。

铁杆庄稼,原本就是个害人的东西。人不是动物,不是宠物,不能被豢养。一旦被豢养,要及时脱身,非有大智慧,下狠心不可。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特权就是海洛因,享受起来飘然欲仙,实际上却在中毒。成瘾之后,快感递减,只能靠追求更大的剂量才能满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毒发身亡。

2014-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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