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大概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始终贯彻的一个思路。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再回到奴隶制，指标却一直不变，位高权重者总是把下达各种指标当做一个权威的体现。
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国家，既然是农业国家，国家收入的最直接渠道就是交租，朝廷先下达指标，每年上交多少多少税，然后是州，自然在其中多征收一部分作为办公费用、招待费用、娱乐费用等等等等，到了县，自然又是多征收出一部分，到了乡，也不例外。于是层层摊派，指标层层加码。
以下内容摘自吴思先生所著《潜规则》一书：据四川《眉山县志》记载，清光绪初年，眉山县户房（财政局）每次收税，都直截了当地在砝码外另加一铜块，叫做戥头。乡民每年都被侵蚀多收，心里痛苦，却没有办法。
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记载是：眉山县户科（财政局）积弊甚重，老百姓交纳皇粮正税之外，每户还要派一钱八分银子，这叫戥头。官员和胥吏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
一钱八分银子并非要命的大数字，按照对大米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80多块钱。按照现在的贵金属行情计算，还不到20块钱。我们折中一下，姑且算它50块钱。数字虽小，架不住人口多，时间长。眉山县地处四川盆地，天府之国，一个县总有三五万户，如此收上二十年，这就是三五千万人民币的巨额数目了。
眉山县有个庠生，也就是州县学校的读书人，名叫李燧。《眉山县志》上说他“急公尚任侠”，是个很仗义的人。这50块钱的乱收费不知怎么就把李燧惹火了，他义愤填膺，“破产走五千里”，到上级机关去告状。既然闹到了上访的地步，我们就可以很有理由地推测，他在眉山县一定也闹过，但是没有成果，县领导一定不肯管。县领导要掐断部下三五千万人民币的财源，说不定其中还包括领导本人的若干万，想必是很难下手的。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重大决策。
李燧的上访并不顺利，他把更高一级的领导惹怒了，被诬陷为敛钱，革除了他的生员资格。生员资格也是很值钱的，清人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第三回说，穷得丁当响的私塾先生周进，在众商人的帮助下花钱纳了个监生，可以像生员一样到省城的贡院里参加乡试，花费了二百两银子。折中算来，这笔银子价值四五万人民币。如此估价生员身份并没有选择高标准。《儒林外史》第十九回还说，买一个秀才的名头（即生员身份）要花一千两银子。请枪手代考作弊，也要花费五百两。我的计算已经打过四折了。
李燧为什么这么倒霉，其中内幕只能推测。他要断人家的大财源，不可能不遭到反击。官吏们熟悉法律条文，又有权解释这些条文，再加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同情，反击一定是既合法又有力的。遥想当年，李燧上访难免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支持，大家凑了一些钱。这既是非法集资，又是聚众闹事，还可以算扰乱社会秩序，甚至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结果，李燧丢掉生员资格后，因敛钱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在他漫长的坐牢生涯中，几次差点被杀掉。
李燧入狱后，当地老百姓更加痛苦无告，也没人敢再告了。眉山的官吏们严防死守，杀鸡吓猴，保住了财源。
十二年后，省里新来了一个主管司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他听说了这个情况，很同情李燧，可怜他为了公众的利益受此冤枉，放他回了家，还赠给他一首诗。——破了产，丢了生员的资格，走了五千里，关了十二年，得了一首诗。这就是李先生本人的得失对比。至于那个戥头，据说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那一年，眉山县令毛隆恩觉得不好，主动给革除了。从时间上看，这与释放李燧大约同时，不过功劳却记在了新领导的账上。我宁愿相信是李燧发挥了作用，不然这牢也坐得太窝囊了。
由上文可以看出，国家行政机关对于指标的落实那是一丝不苟，可以任意动用国家武力来维护指标的落实，这是古代，那么现代呢？
1999年8月，江西丰城一位周姓农民，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闹事”，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激怒了淳朴的农民，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开始自发的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这是非常罕见的。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时任的总理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作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
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经过90年代的人如果在农村呆过，是非常清楚那时候农民生活是怎样的悲苦、负担是怎样的不合理，而上级的死命令又是如何把农村基层干部变成心狠手辣的暴徒！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扒房牵牛、搬谷拉猪是无所不为。有一个在基层农村干部中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上吊不解绳，喝药不接瓶，投河不拉人。要是敢打人，就抓你的人。”在丰城事件以前，农民的反抗多数是孤立的个别的。老实的农民选择自杀的居多，也有个别冲动的会选择杀人，但是从来没有像丰城事件那样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几千年来，农民其实是生活在最底层，充当着冤大头的角色。说冤，是因为不但承担这繁重的纳税、徭役以外，还要多付出更多的劳动去应付额外的剥削，并且毫无反抗的能力，因为反抗的代价实在太大。跑几千里告状，说不定连家门口都出不了就被维稳办的稳住了，轻则挨打丢工作进监狱，重则糊里糊涂丧命。
这是大的指标，小的指标呢？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某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如何来验证运动的结果？那就是下达一个指标：每人上交3条老鼠尾巴，来证明自己投入到这场灭鼠的人民战争中。一时间老鼠尾巴成了紧俏商品，家里没有老鼠的也得养上几只老鼠，割下尾巴来完成任务。灭鼠反而成了养鼠，我想这是当初下指标的人万万没想到的吧。
领导的眼神总是盯在那一长串数字上，上缴了多少老鼠尾巴，下达了多少指标，证明自己灭掉了多少老鼠，却忘记了一个根本：你上缴的老鼠尾巴越多，说明你这里的老鼠越多。同样的道理，宣扬自己打掉了多少贪官，洋洋得意把这一不断扩大的数字当做不断增长的成绩来炫耀，却忘记了产生贪官的这个官场才是问题的根本。
银行职工要求每人拉多少存款才算完成任务拿到自己本应拿到的酬劳，甚至于才能保住职位，以至于挪用、拆借等问题层出不穷。
环保局数据造假，只为了完成环保治理的指标保住头上的乌纱。
派出所要求上交多少多少罚款证明扫黄打非取得了巨大成绩，以至于钓鱼执法，出现了无数的雷洋。
卫生局要求精神病患者进行量化，每个辖区上报精神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千分之二，可笑不？我觉着是可悲。
三年赶英五年超美，可算是高大上的指标，只不过这个指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饿死几千万，直到现在讳莫如深。
我们就这样一直活在指标的阴影下，因为这个指标从未把人民当做人，在指标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串数字，冰冷毫无意义。
我说的这个比喻是真实存在的。再来看看镇反时期，1950年3月间，天津市委提出了一个补充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掉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一批人。最高领袖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地，并指出：“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1950年1月17日，最高领袖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当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反观人口密度较大，特务活动猖獗的华东地区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领袖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领袖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2月间，根据领袖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据此，领袖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应在南京多杀。”
此类资料太多，太血腥，太反人类。明明是自己高度赞赏，却冠以“人民”的口吻，去滥杀人民。因为在所谓最高领袖眼里，人民就是一串数字，自己任意涂改。
这么看来指标一无是处？也不尽然，前几年，中国某电力建设公司中标某发达国家发电机组建设，标书规定3年完成。当时电力公司哑然失笑，三年？在国内10个月就能完工，何况三年？于是信心满满的开始建设。可是，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的，开工建设后没几天，就被勒令停工，万恶的资本家针对存在的问题下达了整改指标：1、工人宿舍必须是双人间或单人间；2、每个房间内必须用环保材料装修；3、每个房间必须有独立卫生间；4、8小时工作制，周六周末休息，严禁加班，每年必须享受带薪休假；5、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加班，报请当地工会，并足额发放报酬。
这时候中国公司傻眼了，因为他们从来没这么建设过工程。没办法，按照资本家要求来做，单单是工人宿舍，一年才通过验收。而这一切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领导一声令下：10个月必须竣工，于是工人没白没黑的赶工期，既然求速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机组建设后，通过了168小时验收，立刻停机大修，因为到处跑冒滴漏。
从资本家的指标来看，凡是以人性为出发点的指标，可以称为好的指标，反之则是恶的指标。
更有意思的是，在一个天天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国度，却从来没有为人的指标。因为下指标的人不需要考虑人民，只考虑领导即可，为了迎合领导的口味，可以不择手段。就算得罪了广大人民又能怎样？人民没有选票，就没有监督的权力，领导没有了顾忌，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没有了指标，世界将会怎样？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指标的社会，但是我非常想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