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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分粥故事理疗制度膜拜狂

制度重要吗?废话,当然重要,但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制度一定是人制定的,并且还得由人来维护、执行和修正。因此,无论制度有多重要,它也重要不过人。但如果你说人比制度重要,又很容易陷入“素质论”陷阱,那我们究竟该怎样表达“人与制度”的关系才好呢?这不是简单鸡与蛋的哲学思辨,而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认知的力量升华。

凡是制度膜拜狂,总是能举出若干国家或若干案例来铆定制度的无往而不胜,譬如罗举民主宪政的美国、一群流犯建立的澳洲、被枪押上议会的日本等等,特别是流传甚广的和尚分粥故事,几乎可以秒杀一切还对制度论产生动摇的人。那我们不妨就来剖析一下这个故事,看制度是否真的是最终制胜的法宝。

据说从前有一座庙,庙里有七个和尚,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吃粥,但分粥遇到了麻烦,经历了无数次分粥制度设计都不满意,最终大家想出一个好办法,“分粥人最后领粥”的制度解决了“公权私用”的问题,于是,所有人都为最后这个分粥制度拍手叫好。这就是著名的和尚分粥故事演绎出的制度决定论。

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善于独立思考,以至于大多数都沦陷为庸众群体,这一点在时政圈表现得特别突出。就说这个分粥故事,大多数人都眼睛直勾勾盯着最后分粥的好制度,但几乎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个“好制度究竟是怎么来的”?更不会去进一步思考这个“好制度能否长治久安”?只要你愿意做这样的思考,你一定会发现还有比最后那个好制度重要百倍千倍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力量。

之所以七个和尚最后能找到一个好的分粥制度,不是他们很聪明,而是在于他们对坏制度始终有“不满”。但如果你认为凭“不满”就能争取到好制度的话,那你又OUT了。假如他们的“不满”力量不能总是取胜的话,你就别想看见最后那个分粥的好制度,再多的不满也是然并卵,正如我们现在对坏制度不满是一样一样的。这说明,这个分粥故事最大亮点并不在最后的好制度,而在于好人总是能战胜坏人的人之力量,也就是“文明的力量”才是最终决定分粥好制度胜出的唯一法宝。至于这个文明的力量在这七个和尚中是如何分布的?不得而知,有可能是靠人多力量大,也有可能是某一个或几个和尚的坚持,也有可能发生了暴力革命,也有可能非暴力不合作,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有那么一股“不自由毋宁死”的文明力量在触动坏制度必须做出改变,否则,最后那个分粥的好制度永远也不会从天下掉下来砸在这群和尚的头上。

究竟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千万不能稀里糊涂回答这个问题,制度论者当然说制度重要,素质论者当然说人重要,其实这两种回答都掩盖了“文明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本质。文明的力量当然来自于人,但如果你认为文明力量是来自所有人或大多数人的话,就掉入“素质论”陷阱,启蒙大多数就是这种素质论的行为艺术。如果你说文明力量来自文明制度的熏染,那你就掉入制度论陷阱,因为制度论者从来就不会深究文明制度是怎么来的。弄清制度论和素质论这两大陷阱后,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清晰的答案:无论目前是好制度还是坏制度,都必须催生一批切实有效的文明力量。坏制度的背后一定有一支强大的野蛮力量,这就必须依赖文明力量去摧毁它,坏制度才可能变好。即便是好制度,并不意味着野蛮力量就会消失,随时都可能见缝插针兴风作浪,这还是得靠文明力量去遏制它。只有文明力量总是能压制住野蛮力量时,好制度才可能一直好下去,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和一切能持续繁荣的民主制国家。否则,如果文明力量不够强大,野蛮随时都可能颠覆文明,这就是曾经的纳粹德国和今天的俄罗斯。

文明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又如何评价文明力量的大小呢?

同样以七个和尚分粥故事为例,开始在试错各种分粥制度阶段,遭遇一人得利六人遭殃的坏制度时,在遭殃的六人中是不是全都不满呢?答案:不是。你必须承认有的和尚天生就是逆来顺受的性格,有粥吃就是他的幸福,幸福源自他的满足,这种人是启蒙不了的。不但有逆来顺受的和尚,当然还会有与恶制度狼狈为奸的坏和尚,这种人也是启蒙不了。因此,在普遍遭遇分粥不公时,并非所有遭遇者都会有不满,能有一半和尚不满就不错了。也就是说,在六个和尚中最多有四个和尚能形成潜在的文明力量。虽然有四个和尚不满,但并非这四个和尚都敢表达不满,别指望胆小的和尚能有什么作为,因此,在一半的潜在文明力量中又可能除去一半,这样,在四个和尚中极有可能只有两个和尚最终站出来对野蛮的分粥制度说不。而在这两个和尚中的实力分配肯定不对称,真正能对野蛮制度形成威力的和尚最多只有一个,另一个多半作为花絮。看,这个和尚分粥故事的真实版可能一点都不好看,但最终那个分粥好制度也许就是靠一个和尚争取来的。同时,也说明文明力量的大小并非是靠数人头。

如果你认为靠这一个好和尚争取来的好制度就能一劳永逸的话,那又离倒霉不远了。如果这个好和尚死了或病了,总之,当遏制野蛮的力量消失了,这个好制度算什么?我告诉你,这个好制度算个屁。千万别低估野蛮力量卷土重来的暗流涌动,也千万别相信好制度就一定将所有和尚教化成好和尚,只要有一个不要脸又腰大胳膊粗的和尚就要蛮干,这个好制度就会形同虚设。他也许不会修改这个好制度,他也许会把这个好制度修改得更加漂亮,他还可能经常说一些“权为民所用”温情脉脉的撩人语录,但就是让大家碗里的粥越来越少,不服气就弄死你。你如果给他讲制度,他就凶神恶煞告诉你“制度不是挡箭牌”。咋整?上访也没用,他收买一两个和尚把你送进黑监狱。即便好制度上写着言论自由,只要你敢乱说话就给你贴封口胶。此时,你心中那美轮美奂的好制度,就像挂在旗杆上的破尿布,不但不值一文,并且还恶臭熏天。所以,我们说,无论是制定好制度,还是维护好制度,都得依赖一批敢于较真且能及时遏制野蛮的文明力量。

寺庙如是,国家亦如是,国家文明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还是以这寺庙和尚分粥故事故事为例。前面我们已经描述了那个代表寺庙文明力量的好和尚的诞生过程,从中你能受到什么启示?你会发现最后那个好和尚拥有四大品质元素:不满、勇气、实力、坚守。对,这四大元素一体化就是这个好和尚所散发的文明力量。不满和勇气是决定于一个人的天赋尊严感强烈程度,实力决定于一个人的名誉、地位、资源或影响力,坚守是决定于一个人的信念意志。除了“不满”在一定程度可以被启蒙之外,而要去启蒙一个人的勇气、实力和坚守简直是痴人说梦。

也许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文明力量要强调“实力”这个元素?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民间与官府之间暴力资源差别不大,人多绝对力量大,主将有一点兵力都会浮夸海夸十万百万大军,未战之前先吓死你再说。但在今天导弹都可以打卫星和核子武器都可以毁灭地球的时代,你还在靠启蒙蝼蚁的肉身和吼声去遏制野蛮的任性,不说你是在制造人肉盾牌,你至少都是在消费蝼蚁的感情。一只蝼蚁是蝼蚁,一万、十万、百万、亿万只蝼蚁就不是蝼蚁了?雷洋案为什么如此任性?就因为没一个有实力的文明力量出来说句话,而任大炮任性一炮就把“姓党”给碎成一地鸡毛,这就是“实力”的威力,因为它让野蛮难以下手。

蝼蚁虽然不能构成文明力量,但蝼蚁可以配合文明力量形成舆情气势,这倒是有蚁力神功效。即便今天有部分蝼蚁醒来,但要说成是启蒙公知的劳苦功高,纯属自欺欺人。可以说,绝大多数蝼蚁都是因为政府每天的行为艺术唤醒的,他们先被政府唤醒后就开始寻觅共同宣泄的伙伴,这就是公知与粉儿的关系。哈哈,记住,蝼蚁不是公知唤醒的,公知仅仅是蝼蚁宣泄的代言人,一旦哪天公知说话温和了,蝼蚁就会作鸟兽散,靠蝼蚁形成文明力量就是一句笑话。

制度问题与文明力量之间孰重孰轻?现在已经不言自明。但为什么启蒙公知出口闭口都是“制度问题”,却忽视“文明力量”呢?兄弟,这都是有好处的。(1)帮自己推责。自然是公知多少有一点实力,一句“制度问题”就可以优哉游哉玩启蒙。(2)帮粉儿推责。一句“制度问题”就把粉儿忽悠得快快乐乐。(3)帮社会名流推责。一句“制度问题”就可以让莫言等人在大会堂呼呼大睡,我们一鞭挞杨绛、撕逼吴建民和微词朱铁志时,全都出来装伪善嘴脸,但他们又不放过杨翁恋,每天负责抵制战争或抵制转基因。(4)帮野蛮推责。一句“制度问题”就不会得罪贪官污吏,也不会得罪每天躲在体制下或胡作非为或胡吃嗨活的医生、教师和律师。总之,一句“制度问题”有说不完的好处,那就不说了。

有一个微友私信我说:“你怎么不把自己的作品印成集子在群里卖?也可以有一点收入啊”。我回答说:“不可能,最想送我进监狱的不是五毛,也不是国宝,而是扛着民主大旗的个别民疱”。要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说跟着感觉走。哈哈,不写了,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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