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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新人朱凯廸:他们要民族自决,我要民主自决

2016年立法会选举前,新界西区候选人朱凯廸到几个离岛区域拉票。朱凯迪抵达南丫岛时狂风大雨,义工笑嚷叫他在码头旁拍摄“老人与海”的照片。摄:卢翊铭/端传媒

在香港大屿山脚的逸东邨里,朱凯廸和十多个助选义工在夜色中巡游拉票。“投票没有?请支持20号朱凯廸!”他一路向居民致意,声音因发言太多已变得嘶哑。这是9月4日夜晚10点,距离立法会选举投票结束只有半小时。

“请支持朱凯廸!”“请投票给朱凯廸!”“请选择朱凯廸!”这是他最近月喊的最多的话。说的时候,必须对着镜头或者听众,精神饱满,信息清楚。

作为一个在社会运动路上走了十年的人,口号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但陌生之处在于,站在抗争的街头说服人,他只需要说“我”、“我们”,而站在通向议会的选举场,他必须要再三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名字。作为一个政坛新人,只有不断向选民曝光这个名字,才有可能让选民在投票之前,记得住这个名字。

他有点不满足,觉得如此选举,讲理念的机会太少,“acting”(表演)的部分太多,但也迅速适应了这游戏规则。巡游尾声,朱凯廸转向自己的助选团队——一群义务帮忙的年轻人:“我们已经努力了,成事在人,谋事在选民!”说完,38岁的他亢奋起来,用两根竹竿打起拍子,和团队在夜晚的街头玩起音乐。

12小时之后,投票结果出炉——84121张选票,令他成为本届立法会地区直选的“票王”,也将他一举送进香港政客的议事大堂。

公布参选之初,朱凯廸并不被看好,支持率长期徘徊在1%左右。2011年他曾参选八乡区议会,得了283票;2015年,1482票,两次均落败。尽管一直积极参与社运,关注土地、环境、保育、民主自由等议题,但他没有政党背景和财团支持,却有因多年抗争而累积的不少敌人。谁也没料到,在这次选举中,他可以凭着在网上众筹的90万选举经费和朋友捐助的20万,靠一班义工助选团队,越战越勇,甚至揭开多年来无人敢碰的新界利益黑箱。到了选战最后一周,支持率一路跃升至11%。

意外成为“票王”,令支持者兴奋,也令旁人疑惑:他在政纲中所倡议的“民主自决”、“城乡共生”、“复兴农耕”,在香港真的有市场?这些平时在舆论中相当“赶客”的议题,真的有选票支持?

在朱凯廸的好友、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陈允中看来,选举结果,也许正说明,在经历了近年的政治动荡之后,香港有一群理想主义者急切需要一个“代言人”,他们在倡导排外和暴力的“本土右派”和对局面无能为力的“失效泛民”两者之间,找不到自己的选择,而“朱凯廸的出现,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

“他使得那第三条路上有人,而且你会发现,门是开的,你只要进来就可以了,已经有人在那里很久了。”陈允中说,他形容朱凯廸身后,是“本土”在香港的另一种可能。

从保育运动中看见“本土”

第一次见到朱凯廸的人,会惊讶于他的黝黑。那是在香港这样的冷气都市中少见的肤色,黑得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

作为一个都市长大的孩子,在读大学、做记者、自费闯荡了世界之后,他选择回到香港,并把自己与脚下的土地,越来越紧地绑在一起。

年轻的时候,朱凯廸视线的焦点并不在香港本土。他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毕业,在《明报》做国际新闻,因为太少出差机会,他决定辞职,自费前往伊朗,在当地学习波斯语,希望有一天能去阿富汗报导战争。

可他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逗留了三四年后,最终还是回到了香港。

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著称的张翠容回忆,朱凯廸当时提及在伊朗遇到的一个故事:一位库尔德族青年,打算前往土耳其与伊拉克接壤的库尔德地区,支援战乱中的家乡人,他没有钱,也没有对抗敌人的能力,但他说:“这些都不打紧,只要我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便会感安慰,有勇气向前走。”

这样的故事令朱凯廸觉得,应该回到香港,为香港人做点什么。“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就应该做一些事,而那在我的想法里,就是参与政治,参与社会运动。”他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解释他最初参与社运的原因。

回到香港之后,他一边供职于独立媒体,一边参与了大大小小的社会抗争。许多就是他身边的小事,比如中大图书馆随意丢弃椅子,为了扩充马路打算砍掉树木,他联合学生会和校友,发起“保树立人”的联署,曾经一个人坐在中大的百万大道静坐抗议,校方最终妥协。

2007年8月1日,示威者占领中环皇后码头。摄:SAMANTHA SIN /AFP

2006年年底,港府为开展中区填海第三期工程,要拆卸有48年历史的中环天星码头,朱凯廸见到当时反对拆卸的抗议者,定时定点,喊完口号就走,而拆迁仍在进行,他觉得“非常讽刺”,于是“一股气冲上来”,跳进了工地。后来,他转战皇后码头保育,和示威者占领码头达97天之久。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成了香港第一场长达三个多月的占领。

这种“直接行动”的模式在当时香港的社会运动中非常少见,在此之前,泛民主派长期以温和游行的方式抗争,而朱凯廸们则是当年典型的“激进”青年。

十年之后回顾,朱凯廸亦相信这样的做法,扩宽了香港社运的想象。

“我们将原本很抽象的民主运动落地,这时泛民主派会发觉,为什么我们搞民主运动,手法上都没有你们radical(激进)呢?大家会意识到,之前搞的事情,没有进入真正的政治领域,没有斗争,别人不会怕你。但我们在搞的事情,是有人会怕的,虽然怕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地主、发展商、某些政府部门。我们打开了新的领域,那是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开始。”

他说,在保育皇后码头之前,自己对香港的“本土”、“自主权”并没有清晰概念。与他同时代的年轻人相似,他的政治启蒙是八九六四,当年12岁的他曾一个人跑到街头游行,深深震撼于集体行动的力量。而对香港这个“主体”,是他在占领皇后码头、研究码头和殖民者历史的过程中才逐渐清晰意识到的。

2007年8月1日,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图上白衫为朱凯廸。摄:Bobby Yip/REUTERS

在2007年写就的文章《从皇后码头看到满身的枷锁》中,朱凯廸这样写道:“在揭发委员会丑态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认识何谓殖民管治,这就是我在皇后码头保卫运动中寻找历史主体、寻找自主可能性的经历。”

在八乡菜园村实践“自决”

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凯廸定义自己是“独立活动家”、“社会运动者”,他相信,具有抗争性的社会运动,是“手无寸铁的公民们介入政治的重要据点”。

皇后码头行动之后,有朋友劝他参选2008年立法会,他拒绝了。4年之后,又有朋友建议他参选2012年立法会,他又拒绝。他参选过两次区议会,但“我不适合在中环开会的。”他对朋友说。

2010年,他投入反高铁行动,在1月16日和1700多名示威者一起包围香港前立法会大楼,行动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立法会则通过了深港高铁香港段的拨款申请。他又前往因高铁规划而拆迁的菜园村,直接和拆迁工人发生肢体冲突。菜园村最终被拆迁。第二年,陈允中、朱凯廸等人成立“土地正义联盟”,扎根在八乡,希望协助菜园村村民重建家园。

包括菜园村在内,元朗八乡一共有40条村,朱凯廸当时觉得,自己可以在八乡“做一世”。他后来在八乡结婚成家,诞下女儿,并取名“不迁”。

2010年1月16日,中环,反高铁示威者包围香港前立法会大楼。摄:Tyrone Siu/REUTERS

在八乡,他深入错综复杂的乡事关系,协助菜园村村民和其他村长,甚至社团力量,去沟通路权和水电问题。但作为一个外来人,他在当地并不容易获得信任和认可。2012年,陈允中和太太司徒薇发起地区报《八乡锦田地区报》,执行者主要是朱凯廸。曾经报导国际新闻的他将眼光聚焦到本地乡村,讲述当地民生、农业问题,还有历史故事。

“有时都不知谁在看,到底有没有效果都很难评估,但朱凯迪就会坚持做下去,做到完全印不出报才暂停,一有钱又再出。”陈允中回忆说。因为当地住进了不少非洲人,朱凯廸还为地区报做了英文版。

除了在当地搞媒体,他也尝试活络地区经济和生活网络。也是在2012年,土地正义联盟发起“八乡人食八乡菜计划”,为区内的居民订购八乡农民种植的蔬菜。当地的非原居民喜欢骑单车,但不熟悉地理,他们就帮忙画“单车地图”。到了今年年初,朱凯迪又正式发起八乡复耕计划,开始在菜园村新村的田地上种植有机大米。

“自决”作为一种理念,所要指导的行动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包括生活上,或者说,对朱凯廸而言,首先就要从生活的实践开始。

近两年,朱凯廸说,自己颇受《真实乌托邦》一书的启发。“书中的分析框架是:我们要有真正的民主,不能只发展人对国家的控制——投票民主,或者说人对资本的控制,而是社会本身也要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经济力量。”朱凯廸说:“搞工人运动、或搞退休保障这些斗争都不足够,我们还要建立自己的实力,包括发展社区经济、传媒、教育、社区照顾、交通等等。”

2015年朱凯迪首次参选区议会八乡选区。摄:林亦非/端传媒

穿越族群仇恨,才有“民主自决”

2011年,当朱凯廸等人以土地作为“本土”的立足点,想要建构“自决”的主体性时,另一股本土风潮在香港社会中快速发酵,传播速度,比前一种快得多。

香港政府当年给全体市民每人派发6000港元,这一津贴是否应该涵盖新移民的讨论引发网民谩骂“蝗虫”,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云同年出版《香港城邦论》,香港右翼本土的思潮涌现了。

“如果我们是从城市运动去拉阔(社会运动),陈云则是从族群政治去拉阔,从而去消灭或取代主流民主派。”朱凯廸回忆说。后者很快展现了更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在2010年反高铁的时候,我们是社会运动的领导。从2012年酝酿到2014年,他们逐渐发展,慢慢取代了我们在2010年、11年在社会运动上的领导位置。”

当右翼本土依托族群区隔乃至仇恨的意识,在网络发展,并赢得越来越多人支持时,朱凯廸则和土地正义联盟的伙伴离开公众视野,深入乡村,尝试为具体的社区带来改变。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早期的抗争模式,也险些就掉入了另一种“仇恨政治”。

香港乡事的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在外界看来,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绝对对立,前者透过丁权和土地获取巨大利益,后者则只能是前者的租客和被剥削者。陈允中回忆说,最初他和朱凯廸也将两者简单对立:“非原居民被欺负,长期被剥削,把非原居民当做弱势群体去对抗一个邪恶族群,天然认为一个群体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这和今天强调排外面向的本土思潮,异曲同工。

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样的策略完全错误:不少原居民有丁权却无土地,要到处哀求村代表才能找到土地落实丁权,要不只能贩卖丁权给发展商,而如果什么都不做,最终只会给村里人看不起。

“朱凯廸看到这些人,社会运动要把所有有理想的人连结在一起,要穿越族群仇恨。那当全世界都骂原居民的时候,朱凯廸讲出有原居民是牺牲者,就能感动到人。”陈允中这样分析。

在今年立法会选战中,有不止一个原居民表态支持朱凯廸。其中,在锦田出生长大的原居民设计师Kenny 更公开在网上表示,愿意为朱凯廸放弃自己的丁权,因为“有些东西比钱重要”。像Kenny一样的原居民是朱凯廸希望组织的对象。他渴望唤醒这些原居民一同去民主改革乡议局的黑箱,“自己的乡议局自己选”。

这些在乡郊实践中领悟到的抗争思路,在被右翼本土挤压的今天,让朱凯廸反过来更确证了他延续至今的理念和路线。

2016年5月开始,朱凯廸尝试在东涌逸东邨举办墟市,对抗领展的街市霸权,当地生活着不少新移民、非洲和南亚裔人士,朱凯廸的策略也是尽可能组织他们,一起参与到墟市之中,尝试自己搞活地区经济。

“如果右翼本土派要发展族群意识,讲‘民族自决’,我就要发展‘民主自决’。”朱凯廸说,在他看来,“民族自决”的提法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你将来自中共的压迫,转化成香港不同族群之间的压迫,不make sense(合理)。右翼本土派是将族群放先于民主,去划一些十个人有十个人标准的线,对我来说,如果香港要民主的话,这条路是不通的,它会令我们下一代忘记民主,多于相信民主,因为我们不会再用沟通去说服大家。”

他希望能够组织尽可能多的市民,一起在学校、教会、工会、乡村,实现一个个“民主的时刻”。

希望的政治,可能吗?

一直不肯“在中环开会”的朱凯廸,在雨伞运动之后改变了心意。

他已经无法再忍受一个“顺从的”抗议状态:跟着北京的时间表去推进,被动的,“别人给多少我们就拿多少”。他说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自己也是慢慢才有感受,“这也是我为什么出来参选,而不是投票支持泛民、社民连。”

另一个更实际的原因是,他年近40,越发觉得时不我待。在地区层面对抗一个又一个的议题“是很花费青春的”。“菜园村,我们10个人搞了三年才重建了。”他说,自己现在更迫切希望从更高的体制层面带来更大的变革。

走入议会,走入中环,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朱凯廸以多达84,121票当选。摄:卢翊铭/端传媒

9月5日中午,朱凯廸高票当选,与他一样倡议“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罗冠聪、独立参选人刘小丽同样当选。不仅走入议会的愿望成真,“民主自决”也成了摆上香港政治议程的无法被回避的议题。

在选举结果公布的现场受访时,他忍不住落泪,说自己做好了准备:“现在从政就是揾命搏。”纵然说下狠话,朱凯廸仍然忧虑:面对霸权,如何能够保持斗争,不要死去,又能持续带给普通人带来生活的希望?

“斗争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很多本土派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做的。但很多人都希望在这样的局面底下,还有一种让社会有希望的政治,一种可以保存自己生活的希望。”他说,“希望的政治”,这是他努力的方向,“但在这么多漩涡底下,这种政治是不是有可能呢?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可能一个浪盖过来,一个大的暴动出现了,可能没有人再有心机(心思)、时间,去默默耕耘。”

他的朋友担心他在社运道路上养成的道德洁癖,无法适应政治圈。他也担心自己缺少发展强大组织的经验。但如今,只能一试。他说,今天不同力量都试图对香港前途“交出一些货”,这些答案都不是完整的,但至少是改变的开始。

9月1日夜晚,朱凯廸在天水围路口拉票。有一位市民愤怒地在他面前撕碎了写着“民主自决”字样的传单,也有市民过来拍拍他肩膀,给他加油。身边的义工送来了两小包刚刚收割的八乡米——他们发起八乡复耕计划后,收获的第一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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