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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年后 无处安放的记忆

一顶鲜红色的头盔安静地躺在透明展柜,红漆已大量剥落,仔细往里看,头盔後侧破了一个小洞。头盔的主人名叫王楠,死於1989年6月4日凌晨三时,天安门广场外的南长街,时年19岁。

离世前,王楠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那天晚上想赶往天安门广场拍摄,快抵达广场时,一颗子弹射入他的左前额,从头盔後侧射出。2013年5月,王楠的妈妈张先玲托人从北京,经保密渠道,把这顶自己收藏了25年的头盔辗转送到香港。

如今,这顶头盔成了香港六四纪念馆的重要展品,捐出头盔後,张先玲特别嘱咐纪念馆,‌‌“一定要展出,希望历史的真相可以透过纪念馆,让全世界看到‌‌”。

2014年4月26日在香港尖沙咀一座商业大厦中开幕的六四纪念馆,面积不足800平方呎,却收藏了王楠等遇难学生、遇难工人等一百多件见证六四事件的遗物。开幕当天,中外媒体将这个小小博物馆挤得水泄不通,有评论称之为‌‌“世界上面积最小、但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

然而,两年後的今天,六四纪念馆却在内外交困中,几乎无路可走。

一边是涉建制背景的大厦法团,以雄厚律师费把六四纪念馆告上法庭,说他们违规运营,官司至今未能了结;而另一边,香港本土意识迅速崛起,六四的意义在不少年轻人眼中窄化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他们急於摆脱中国的自主路上显得不合时宜,而纪念馆的主办方香港支联会,更因为其‌‌“平反八九民运、建设民主中国‌‌”的定位,以及在这条路上的寸功未进,招致很多年轻人的嘲讽。

说起纪念馆的前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有些底气不足:‌‌“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做到今年六四之後。‌‌”。但‌‌“今年六四之後‌‌”的之後,又如何?谁也不敢保证。王楠的头盔还能够‌‌“让全世界看到‌‌”吗?

上天对这段历史竟然还留有一份礼物

尖沙咀柯士甸路是韩国美食街,一天到晚人流不绝,白天是上班白领,晚上是泡酒吧的年轻人。沿着这条路一路向前,数着门牌号码,找到5号,一转身,拐入一幢毫不起眼的大厦,六四纪念馆就藏在这里的5楼。这是一座商业大厦,名叫‌‌“富好大厦‌‌”,门前没有挂纪念馆的招牌,一不小心就走过了。

展馆的志愿工作者张哲梅介绍说,2014年刚开馆时,慕名来客络绎不绝。其中一半是内地游客,另一半,有外国游客,也有香港本地人。年纪稍长的,想来确认这段1989年的记忆是否依然存在;年纪轻的,来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麽,和道听途说的是否一致。

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六四成为中国当代史里最新鲜、最敏感的黑洞,见证者闭口不谈,後辈面对禁忌,或茫然无知,或一边好奇追问,一边小心躲闪。

张哲梅看到,在纪念馆参观的内地人,有人拉着行李箱走进展馆,看几眼就生气地走了;有人愤怒地问馆员——‌‌“为什麽把学生说得这麽好?为什麽不说他们是暴徒?‌‌”;有人看完不断叹息,‌‌“感谢香港,还继续讲这段历史‌‌”;在场馆里忍不住大骂共产党、与馆员分享自己文革经历的也大有人在。偶尔,这里还会迎来当年的亲历者,比如自称6月4日凌晨在广场执行任务的军人。

1989年,张哲梅也只有6岁,在香港读小学一年级,但母亲天天哭着看香港新闻的画面对她影响至深。她这样解释自己在这里做义工的理由:‌‌“在香港,至少我们还有小小自由,集合世界各地对这段历史的陈述和证据,就好像是,上天还为这段历史留有一份礼物。‌‌”

但留下这份‌‌“历史礼物‌‌”并不容易。

1989年5月21日,时任国家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令的翌日,香港爆发百万人大游行,声援民运学生,‌‌“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就在这浩浩荡荡的人群中宣布成立,後来简称‌‌“支联会‌‌”,其成员多为泛民主派人士,创会主席是司徒华。

1989年年末,支联会曾租用油麻地一幢唐楼单位,成立‌‌“中国民主运动资料中心‌‌”,存放八九民运的剪报、相片,定期向市民免费开放。但数年後,由於被迫搬迁,资料中心停止运营。此後,支联会的主要工作是筹办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死难人士,从1990年至今,尽管运营经费和人手有限,但集会每年进行,从不间断。

根据大会统计,1990年参与集会的市民数量约为15万,此後人数逐渐回落,长期徘徊在数万人的水平,但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香港人的六四记忆突然被重新唤醒,全社会热烈讨论六四。那一年,出席六四晚会的人数再次接近15万人,根据香港三位学者陈韬文、锺庭耀和李立峰的研究,其中一半是年轻人。三位学者当时预料,六四记忆已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在香港做到‌‌“薪火相传‌‌”。

在这氛围的激励下,蔡耀昌说,支联会内部当时更意识到要加强传承工作,开始醖酿筹备六四纪念馆:‌‌“六四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经历的,下一代对六四没有记忆很正常,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负责守住的事情。‌‌”

不过,时任主席的司徒华却对成立纪念馆相当犹豫。‌‌“我们搞纪念馆,不能靠租,只能靠买,不然随时被打压,被赶被逼迁。但这样一来,开支就会很大,司徒华担心无以为继。‌‌”蔡耀昌回忆说,当时,支联会的受薪全职职员只有两名,大量工作靠义工完成。筹备一场烛光集会需要数十万元,租用单位做展览需要几万元,这些都还能透过筹款完成,但买一个不足千呎的单位,按2009年的市价需要接近一千万元,这对於常年靠捐款维持的支联会来说是天价。

2011年1月,司徒华因病去世,李卓人接棒成为支联会主席,再次醖酿筹办六四纪念馆。翌年4月,趁着六四纪念前夕,支联会租用了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位於深水埗一个约1000平方呎的唐楼单位,试办六四展览,本想试试水温,不料大获成功。

展览一个半月,参观者高达两万馀人,最高峰的一天,来了2000人,挤不进展馆的人们顺着狭长的唐楼楼梯往下排队,在展馆楼下的街道绕成了人龙。筹款成绩也相当不错,一个内地市民专门带来20万人民币现金,当场立即捐款。

乘着这股热情,支联会决心在香港筹备‌‌“永久六四纪念馆‌‌”。2012年12月,透过两年多以来做展览、搞烛光集会、摆年宵摊位的现场筹款以及个人捐款,支联会筹足整整650万港元,最终以借贷方式,买下富好大厦市值900多万、800平方呎的单位。

支联会众人都以为,1989年那一段消失的历史记忆,终於在香港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找到一个永久的落脚点。

百般刁难,‌‌“永久纪念馆‌‌”被逼迁移

蔡耀昌还记得,憧憬着‌‌“永久六四纪念馆‌‌”,那几年很多人将自己珍藏的纪念品捐献给支联会。

2012年,深水埗六四展览期间,刘鋭绍捐出当年香港市民自制的、写有‌‌“痛心疾首‌‌”的袖章——1989年5月,香港《文汇报》社论开天窗,刊出‌‌“痛心疾首‌‌”4 字,批评中国共产党部署镇压学生;而曾去北京报导八九学运的香港记者谢志峰,也从家里拿出自己珍藏的一件土黄色军大衣——1989年春夏之交,他在天安门广场采访,静坐的学生将自己身上用以保暖的大衣送给了谢志峰。

到了2013年5月,王楠的头盔也被送到了香港,同时运来的,还有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和衞生局开出的王楠死亡报告单,以及他出事时戴着的黑框眼镜,只有一边镜片完整,另一边,当年已经碎在天安门南长街。

一年之後,2014年10月,恰逢香港雨伞运动时期,支联会收到一份更加沉甸甸的广场遗物。一位名叫徐珏的母亲托人从北京辗转捎来一个黑色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儿子吴向东的遗物——写於89年5月21日的遗书、日记本、海鸥相机和最後一卷拍摄天安门学运现场的胶卷…… 据徐珏透露,吴向东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职工,因支援学运,6月3日深夜在北京木樨地中枪身亡,时年21岁。

吴向东身後遗下一部海鸥相机,内藏他拍摄北京八九学运的最後一卷胶卷,点击相片可查看吴向东当年纪录的历史时刻。

如今,这些物品部分存放在六四纪念馆的展柜中,但更多的,因为展馆空间有限,支联会也缺乏人手整理,还长期封存在仓库以及借用的教协办公室两处地方。

蔡耀昌坦承,支联会至今没有为六四纪念馆聘请专门的馆长或策展人员,展品欠缺良好的鉴定、存档和保管。而过去两年时间里,光是为了纪念馆打官司,支联会已经付出不少人力、金钱。

早在六四纪念馆开馆前一个月,官司就来了。

2014年3月,富好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给支联会发出律师信,指其利用富好大厦单位作展览,是违反大厦公契——据大厦公契规定,该商业大厦的单位‌‌“应用作办公室及相关用途‌‌”。蔡耀昌辩解,公契定义模糊,而香港传媒亦查证,此前亦有人在富好大厦中经营酒吧,当时法团并无反对。但法团此後没有直接接触支联会,而是在一个月後,正式向法院入禀起诉支联会。支联会应诉,聘请了大律师沈士文。

但对方聘请了更加厉害的资深大律师,曾经做律政专员的冯华健。冯华健律师费不菲,特别的是,这笔费用不是由法团支付,而是全数由法团主席一个人垫支。‌‌“蔡耀昌说。富好大厦法团主席巢国超也承认了这一点。

对此,香港多家传媒持续追踪,查明巢国超是富好大厦1楼维雅制衣厂的董事,维雅在内地番禺设厂;而巢国超的弟弟巢国明是香港中小型企业商会副会长,同时也是广西来宾市的政协委员。

这场官司旷日持久,而且我们越来越发现对方有庞大资源,很难有把握一定会赢,就算胜诉了,对方也可能上诉,官司不知道要打到哪一天。‌‌”蔡耀昌无奈地说。

不仅上法庭起诉,日常管理中,法团也对纪念馆百般刁难。自2015年开始,法团指令其管理公司,规定进入纪念馆的参观者,一次不能超过20位,另外还要求登记每位来访者的身份证——在香港商业大厦中,这并不是常规操作。

新规定带来冲突不断。蔡耀昌指出,不少内地旅客听说要登记身份证才能进入六四纪念馆,都疑虑重重,有人甚至和大厦管理员发生争执;也有香港老师带着一班学生想参观展馆,却被管理员阻止。2015年4月,巢国超更突然冲至六四纪念馆,指进入展馆的访客不能超过20人,要阻止其他访客进入,馆员与其发生争执。

2015年12月,支联会常务会议通过决议,考虑来自法团的持续阻力,以及展馆本身的空间限制,支联会决定出售目前的尖沙咀馆址,为六四纪念馆再觅新址。

这意味着,仅仅落地两年的‌‌“永久六四纪念馆‌‌”,又要从零开始。

时势骤变,搬迁後,一切如旧?

为购置新馆址,支联会算了一笔数:卖掉目前馆址,可收回约600多万港元;购置比目前大一倍、约1400平方呎的新馆址,则需要支付至少约900万港元作为按揭首期。和几年前一样,这300万的缺口,支联会打算面向公众筹款。

2016年4月15日,支联会宣布六四纪念馆的‌‌“扩馆众筹‌‌”计划,目标希望向公众筹款300万。但时移世易,计划公布一个多月以来,香港舆论反应冷淡。在六四纪念馆的脸书专页上,截至发稿时,仅有149人‌‌“like‌‌”了扩馆众筹的计划。蔡耀昌拒绝透露目前具体的筹款数字,仅表示‌‌“大约数万元‌‌”。

过去两年,当六四纪念馆遭受法团阻力之时,香港时势已经风云骤变。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自1993年起每年进行六四民意调查,对於‌‌“你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数据显示自2013年5月起,支持人数持续下跌,2013至2015三年间,支持率分别为62.8%、56.1%和52.5%。而对於‌‌“你觉得应不应该解散支联会?‌‌”,支持率则从2011年不断上升,四年间从15.9%上升到25.6%。

过去数年,香港本地的政改讨论和真普选运动热烈,年轻一代关注本土民主议题,越来越多人认为支联会抱持守旧的大中华思想,只会拖累香港民主进程。

而纪念馆开幕後5个月,於2014年9月爆发的雨伞运动更带来重要的转折点:雨伞运动取代了六四,成为新一代香港人对民主运动的重要情感寄托,而运动的失败也加强了人们的无力感,年轻人对和平抗争路线失望,也对北京感到绝望。2016年5月,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孙晓岚公开发问:‌‌“悼念六四是不是要有一个完结?‌‌”随後,香港11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发表《联校六四宣言》,称六四事件的重要启示是‌‌“建设民主中国之梦想实难於登天‌‌”。

另一方面,自2015年夏天开始,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陆游客人数不断下滑。

种种因素叠加,六四纪念馆的参观人数近年急遽下跌:2014年4至12月,参观人数约为15000;2015年全年,人数为5160,而到了今年,人数仅约为1000(其中二月和三月闭馆整修)。

对纪念馆的未来,蔡耀昌表示,目前的主要目标是大力筹款和寻求新馆址,尽力在2017年的六四纪念日之前,让‌‌“永久六四纪念馆‌‌”重新开幕。但针对新展馆的内容,支联会还未具体讨论。

环境艺术策展人林汉坚曾义务为第一个‌‌“永久六四纪念馆‌‌”策展,对於正在筹备的新‌‌“永久纪念馆‌‌”,他表示并不乐观。‌‌“在现在香港的政治环境里,要真的找到一个新地方,没有现在的问题,不是那麽容易。而且六四纪念馆如果再不调整方向,我怀疑,即使搬迁了,也可能会衰落了。‌‌”

林汉坚曾组织大学里学习艺术的学生去参观目前的六四纪念馆,但学生看完,通常的反应是——‌‌“这和我有什麽关系?‌‌”‌‌“他们会说,知道这些就好像知道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很惨,但和我有什麽关系?‌‌”林汉坚说。

当初策展时,受支联会要求,林汉坚在展馆门口设置了一个投影仪,投射‌‌“平反六四‌‌”四个大字,代表展览宗旨,每位参观者进展馆前,‌‌“平反六四‌‌”四字都会投映到其身上。但现在,林汉坚担忧,正是这种‌‌“离地感很强‌‌”的设计,阻碍了年轻一代对这段记忆的接受:‌‌“将来的展馆主题是否可以不是这麽直接地说‌‌‘平反六四‌’,而是更广阔地讲社会运动或学生运动?例如加入雨伞运动的元素?‌‌”

对於新展馆,出生於六十年代的林汉坚说不再想参与策展,他转而建议:‌‌“不如全部交给现在学艺术的年轻人去构思,去策划。‌‌”

失去重量的记忆

天安门事件过去27年,今天仍至少有120位遇难学生的母亲生活在中国,她们大多是‌‌“天安门母亲‌‌”的成员,手中收藏重要的证物、遗物。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早些年,‌‌“天安门母亲‌‌”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国内地办一座六四纪念馆;直到20多年过去了,希望渺茫,她们年事已高,才开始将物品捐献出来,转移出中国内地。

因此两年多以前,2014年年初,六四纪念馆筹备之时,守着一箱箱来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子弹、遗书等物品,支联会曾经非常紧张,担心政府会不会想各种方法来打压,也担心开馆时有人来偷窃,令这些重要证物在香港失落。工作人员甚至想过,在800平方呎的展馆里安装30多部摄像机来监控。

没有人想到的是,逃脱了牢笼的记忆,这麽快,就在崭新的土地上,失去了重量。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张哲梅为化名。端传媒实习记者何郁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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