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倘若要例举出一个与林纾这样的文化经典人物截然相反的历史标本，那么应该是新儒家的开山，熊十力。不同于林纾的眷恋皇室，熊十力早年曾投身军旅，为辛亥革命奔走效劳。有趣的是，革命之后，熊十力没有如同许多革命党人那样继续叱咤风云，而是断然转向“革政不如革心”的学术生涯。其初衷又与梁济不无相似：“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这样的人生转折，看上去不无戏剧性，但细究之下，又发现颇具喜剧性。
就熊十力在文革浩劫当中疯疯颠颠地自绝身亡而言，熊氏人生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又一幕悲剧。但从熊氏在学术上的修行和思想历程来看，其半似鲁达半李逵式的性情，又充满令人莞尔的喜剧性。就像其短暂的革命军旅生涯，就因为过于鲁莽刚猛，结果与武昌首义失之交臂。熊十力之于新儒家的无心插柳，同样的处处在在，阴差阳错，笑闹迭出。
因少时读了孟子、王船山和顾亭林之书而萌发革命之志的熊十力，曾如此自述其思想历程：
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经，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提时读六经，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
所谓佛学，与其是学问，不如说是走向体悟的导引。心得的有无，无非是有所领悟，或者无所会意。这是佛学与西方思想经典的区别所在：不在于某种观点的表述和探讨，而在于生命本身的花开花落。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苟同不苟同。而既然“不敢苟同”，又何来“自有所悟？”至于悟出“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着实令人不知所云，颇有更向荒唐演大荒之嫌。佛学关乎心灵的放飞，易学则是心智的冒险。心灵无以飞翔，心智必定昏迷。因此，佛经没能读通，怎么可能弄明白易经是怎么回事？
但熊十力认为自己弄明白了。他将《周易》读成革命著作，一如《资本论》之于共产主义，“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游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熊十力在此所描述的孔子形象，与其说是当年的孔丘，不如说是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之辈，或者清季投身革命的熊十力本人。但这又是绝对不能与熊十力讨论的。要是你如此这般告诉熊十力，他非得跟你拼命不可；一如他与废名讨论佛经会讨论到打架的程度，或者与梁漱溟争论学术会争论到扑上去在梁氏背上猛搥三拳、再骂一声“笨蛋”以解心头之气的地步。倘若说这是个疯子，却对学术真的情有独钟；倘若说这是个特别较真的学者，却又从来没有弄清楚过，什么叫做佛学，什么叫做孔儒。跟这样的性情人物讨论学术，不仅自讨没趣，而且必须谨慎小心。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会什么时候突然变成鲁智深，而自讨没趣者则变成了自认倒霉的镇关西。按说，这样的人当镇守庙门，无奈熊氏偏偏性喜扮演主持。想像当年牟宗三或者徐复观之于熊十力的那种诚惶诚恐的朝拜，再怎么想要严肃起来，也难免会忍俊不禁一下。
熊十力之于新儒家的开山奠基之作，当然是《新唯识论》。这部书的可怕在于，玄而又玄，竟然也能自成一家；其可爱在于，性情所至，率性而为；其可叹在于，若确有所悟，何苦纠缠唯识；若无所了悟，缘何大谈什么明宗、唯识、转变、功能、成色、明心？但熊十力不管这些，大大咧咧地宣称：“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全然一付真理在手的作派。至于什么叫做明宗云云，熊氏如此作释：“真见体者，反诸内心。自他无间，征物我之同源。动静一如，泯时空之分段。”这乍一听，仿佛庄子《齐物论》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熊氏自成体系的《新唯识论》，只宜浏览过目，不可认真细究。这是个由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概念编织起来的封闭体系。倘若不走进去，会被当作无知；倘若当真读了进去，无疑于一脚踩进概念的地雷阵，一跤跌入心灵的地狱里。其中的每一个概念都足以把人炸晕，任何较真的思考都可能导致心智昏迷。有人将《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作比较，一如察看驴子和马匹的异同。《新唯识论》既非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亦非东方哲理的直觉感悟，而是白马非马式的胡搅蛮缠，或者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杂揉于佛家唯识再加上“体用不二”之类体悟不像体悟致用又无以致用的混乱玄想。倘若是追问存在，那么只消读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倘若是菩提本无树，那么《坛经》故事已然有示。《新唯识论》既不像存在的关怀，又不似内心的体悟；只能说是如许概念的刻意堆积，或者说是自娱自乐的玄学游戏。读者要么在这堆概念里完全迷失，从而乘思维昏迷之机大胆断言此著乃“二十世纪最富创造性的哲学著作之一”；要么从这堆概念里脱颖而出，如熊十力者，自称菩萨，感觉有如哲学帝王。熊氏将这场游戏做得水火颠乱（而非水火既济），以致非但丧失谦卑，而且夸张到了走火入魔。其恩师欧阳竟无的痛诋：“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并非戏言。可以说，佛门中稍有修为之人，都不会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为然。因此，熊氏最后被迟暮的儒家信徒供奉为开山，倒也在情理之中。
熊十力与儒家的关联，与其说在于其自述所云：回到孔子六经，不如说在于其骨子里之于真命天子的那种下意识渴望。熊十力半似鲁达半李逵的性情，粗放之中，潜伏愚忠。熊十力假如完全是个学术上的鲁智深，那倒真成了天然无饰的豪情金刚。鲁智深的仗义行侠，心地善良；其浪迹江湖，又秉性自由。而李逵抡起板斧之际，不会忘记身后站立着的宋公明大哥。因此，面对蒋介石，熊十力扮演了曹操面前的弥衡；而面对四九年之后的毛泽东，熊十力却以圣上恭敬之：一封接一封地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一个朝臣之于文化如何怀有拳拳之心。须知，在那些个信中，熊十力收敛起的是在《新唯识论》中横抡概念板斧的野蛮，释放出的是孔子之于周公式的仰慕。可以说，这是熊十力的人性弱点，也可以说，这是因其所属族群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过于深重所致。从孔儒到佛门，从佛门到孔儒，如此这般转了一圈，依然摆脱不了李逵之于宋江那样的忠心耿耿。倘若说李逵之于宋江的忠诚以悲剧作结，那么熊十力之于毛泽东的恭敬则以喜剧收场。熊十力非但没有得到毛泽东像样的回复，而且被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打翻在地。此情此景，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熊十力的复杂人格证明，狂士未必真自由。鲁智深式的豪放和李逵式的草莽之间，有个细微的区别：豪放者不为俗世俗念所囿，草莽者一不小心就陷入忠良的窼臼。由此再反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为何不为佛门所认同，也就可以一目了然：晦暗不明。无论玄学还是佛学，无论思辨还是体悟，结果都会有晦暗和清澈、浑浊和透明的区别。清澈和透明的境界，与其说是头脑如何的清醒，不如说是心灵如何的无瑕。而晦暗和浑浊，则通常缘自心灵的尘垢难去。熊十力弃武从文之际，雄心犹在，野心依然。以驰骋疆场的方式闯入佛学，怎么可能获得佛门的认同？以君临天下的心态入主儒学，只能成为儒家的一代新主。而熊十力的喜剧性又在于，倘若真有孟轲那样的牛皮哄哄，朝着君王指手划脚，倒也不失为一介狂狷；哪里想到，熊氏偏偏会把毛泽东认作真命天子，一本正经地上书不已。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仅当年坐澡盆里见客的刘伶式狂放样儿白学了，就连《新唯识论》里的天马行空也白空了。既然“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那又何苦向毛姓天子那么的喋喋不休？晚周诸子当中，又有几子如此卑躬屈膝？而要看破毛泽东那种洪杨本性，又哪里需要上溯晚周？解读过魏晋政治的陈寅恪，就已经洞若观火。可叹写过《新唯识论》的熊十力，真是不晓得识到哪里去了。
经由毛时代得以看出文化修为高低的另一位硕儒，是梁漱溟。与熊十力的狂放无羁相反，梁漱溟总是愁眉不展，忧心忡忡。仅就忧国忧民而言，梁漱溟才是真正的孔丘传人。寒门文士入圣也罢，为王也罢，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夸张。旧贵出身的文化人，反而容易低调处世。作为老贵族的私生子，孔丘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卑感。相反，三岁丧父的孟轲，却颇有天降大任的不可一世。熊十力的自我感觉，与孟轲相仿；而梁漱溟的忧国忧民，与孔丘相类。非常有趣的是，孔丘的末世感，却由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承传了去。这是梁漱溟既不同于孔丘也不同于其父的地方，他总是想抓住什么希望，捕捉某个难以确定的未来。虽然早年也曾绝望过，但终其一生，都没有绝望到他父亲那样的程度。
梁漱溟早岁的两度轻生，可能是青少年时期的忧郁症所致。由此也可以理解他为何喜欢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的文章总是蓬蓬勃勃，充满活力。对于一个忧郁症患者，乃最佳良药。再说，梁启超那种既没有五四新文化诸子那般激进、又不像辜鸿铭、林琴南那样保守固执的温和立场，又相当契合梁漱溟的脾性。可以说，梁漱溟后来选择所谓的中间道路，与早年所受的梁启超影响，颇有关联。梁漱溟不同于梁启超之处在于：没有叱咤风云、号令天下的雄心壮志。
梁漱溟不是个野心勃勃之人，天然一付低眉之状。至于有没有修至菩萨，只能说，取决于本人的造化。低眉菩萨与怒目金刚的区别，不仅在于低调和激昂，更在于智慧的高下。说梁漱溟弱智固然过于唐突，但说梁漱溟在需要智慧的时候，总是选择盲从，却不能算是夸张。梁漱溟早年一度信奉社会主义，情有可原。俗话说，年少时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良心；年过三十依然执着于那个主义，是智商有些问题；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依然钟情那个乌托邦学说，几近白痴。梁漱溟之于社会主义的热衷，就像发了次高烧。读了日本人写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粹言》，便退烧了。
这可能与梁氏年少时礼佛、年青时习佛有关，也可说是菩萨福佑。那篇使他扬名天下的《穷元决疑论》，应该说是这场修习的成果。倘若他继续醉心于社会主义，断断乎得不到去北大执教的人生机遇。北大不缺宣扬社会主义的人物，李大钊就是一个。但北大需要讲授东西文化尤其是与佛学相关的印度哲学的教师，于是有了蔡元培的慧眼独具和梁漱溟的天赐良机。以梁漱溟的学术根底，根本不具备在北大执教的资本。梁漱溟后来自己都发现，章太炎在北大的那些浙籍弟子，个个都比他强。梁漱溟的习佛，还真是让他无意间独辟蹊径，从而使他得以挟《印度哲学讲义》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马叙伦的《老庄哲学》在当时的北大哲学系并驾齐驱。
北大的执教，非但没有让梁漱溟安静下来，反而越发躁动不安。可见，梁漱溟虽有善根，但佛性并不如何深厚，讲授哲学讲出了一片兼济之心。于是改讲孔子，改信儒家。这出佛入儒的思想历程，写在他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著里。此书出版后，使梁漱溟暴得大名，一下子拥有了步入社会、兼济天下的资本。而其儒者倾向，也引起新派人物的注意。胡适和陈独秀都先后撰文有所批评，将梁漱溟与张君劢归入守旧一类，有思想革新的障碍物之嫌。好在其温和的性情，又让胡适暗暗滋生惺惺相惜之心，彼此共同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倡好政府主义，谴责武夫干政。这与后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迥异其趣；即便并非是特意所指，也照样的针锋相对。虽然胡适基于的乃是现代民主政治意识，而梁漱溟却全然是孟子式的倡言仁政。
自此以后，梁漱溟断然走出学府，有如孔子亡灵附身一般，周游天下，四处演讲，从教化民众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经由在山东试办曹州高中，进一步提出乡治立国。然后在广东获得实力人物的支持，试行乡治；与陶行知的兴办乡村师范，异曲同工。相比之下，陶行知更为低调，而梁漱溟却籍此写了《中国民族之前途》，将其乡治作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途径。试点转向河南，而后又转山东。不仅没有陈蔡之困，而且处处贵人相助。及至抗战爆发，终于在重庆得见当时中国的天子级人物，蒋介石，面陈如何改造地方行政制度、改造地方教育的救国大计，获衔国防参议员。随后又转入延安，考察三周，与毛泽东八次相谈，据说颇有心得。及至后来忆及，犹回味不已。“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日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然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很舒服的回去。”如此经历，纵然孔丘孟轲地下有知，也会自叹不如。孔丘之于周公，只能在梦里相会；孟轲游说梁惠王之类的王者，似乎没有一次能够“很舒服的回去”。
熟读孔孟的梁漱溟，似乎没有读过刘邦和项羽的楚汉相争，没有读过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演义故事，没有读过李自成和崇祯、吴三桂以及皇太极、多尔袞之类的角逐天下，从而情不自禁地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说项依刘。梁氏及其民盟的这条中间道路，走得让人哭笑不得。最后的结局，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喜剧。尤其是梁漱溟在四九年以后发表的那些洗心革面文章，若说天真烂漫，已过知天命之年；若说虚意委衍，又不像儒者为人。能够说的只是，这肯定不是梁氏在红色王朝跟前的黑色幽默。这样的心迹表白，越是真诚越令人唏嘘。
眼看梁漱溟的自我形象表述越来越趋于喜剧化之际，早年习佛所得的慈悲心肠不动声色地救了他：为“九地之下”的中国农民，仗义执言。一向无意于扮演英雄的梁漱溟，突然来了个石破天惊。那番发言，不仅让毛泽东震怒，也让总是以谦谦君子形象在诸多民主党人当中风度翩翩地笑容可掬的周恩来，也断然撕下统战面具。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为农民执言，丝毫没有挑战红色王朝的意思。梁漱溟既没有在镇压反革命的屠杀中挺身而出，也没有在出兵朝鲜之际表达一下和平主义立场，而只不过是在朝政会议上，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醒自称代表工农利益的新朝当局，不要忘了农民兄弟。其措辞口吻，与其说是质问，不如说是迎合。梁漱溟绝对想不到，他无意间扯下了一件皇帝的新衣。这可能是因为，以试行乡治和同情农民著称的梁漱溟，没有仔细读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假如梁漱溟读懂那个报告，他就应该知道，毛泽东所说的农民和他为之执言的农民，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群。毛泽东说的农民，乃是农村里少数最具革命性、最热衷于造反有理的所谓流氓无产者，另一种说法叫做，痞子；而梁漱溟同情的农民，则是绝大多数老实巴交种地干活养家糊口的农民，不管是所谓的贫下中农，还是像韶山毛家那样的富裕农民。倘若说毛泽东确实代表农民，那么他代表的是具有造反品性的痞子，而不是梁漱溟眼里的庄稼汉。这既是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区别，也是毛泽东与其致力于发家致富的父亲的不同。但是这样的异同，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因为那是毛氏造反的奥秘之一：一场以痞子为骨干的农民运动。梁漱溟关注的农民大众，只是被毛泽东用作革命幌子和革命苦力的广大农村人口，根本轮不到与新朝权贵分享自身应有的利益。可怜的梁漱溟，由于看不出这样的奥妙，致使闯下了他自己根本不想闯的大祸。
梁漱溟和新朝新主的那场舌战，不仅有案可稽，而且回忆诸多。即便事过百年千年，不同的人们谈及这件旧事，都会诉诸不同的评说和不同的口吻。历史上糊涂到如此地步的儒生，恐怕也就是梁漱溟一个；历史上一个根本不想犯上的、正在洗心革面以迎合新朝的儒生，最后竟然被逼成冒犯龙颜的事例，恐怕也只此一例。不容忽略的是，在梁漱溟非得表明心迹的那股倔劲里头，很难说没有“文死谏”的快感在跳动。而造化的公正又在于，为农民发慈悲心的梁漱溟，因祸得福；或者说，前难避了后难，逃过五七年反右一劫。更加有幸的是，最后还能捱过文革劫难。哪怕在批判孔子的潮流当中，为孔子顶风执言，也没有陷入灭顶之灾。令人不解的只是，事过境迁，回首往事，梁漱溟竟然会如此解释和感慨：
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都故世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实在弄不明白，梁漱溟到底感到什么样的寂寞，并且还是深深的。这算是佛家的慈悲为怀，还是儒家的既往不咎？再联想一下梁氏父子的不同选择和不同命运，又会不无困惑。一九一八年，正值中华民族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契机之际，梁济却绝望地自杀了。而进入下半世纪之后，在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画地为牢的岁月里，在被新朝新主打入冷宫之后，梁漱溟却活得有滋有味，一直捱过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文革年代，最后还因为迫害者先他而去，而深感寂寞。这对父子的人生假如掉换一下，倒是正好踩在历史的脉搏上：清室逊位，活在对未来的希望里；毛式暴政底下，或许生不如死，只能义无再辱，如老舍如傅雷。然而，梁氏父子的阴差阳错却在于：在不该绝望的当口自杀，在难以忍受的年代里莘莘然苟活。不知道这算不算未代儒家的精神写照，但至少梁家这两代硕儒，就是如此这般地从历史上走过的。
20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