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殉道处，左二为梁漱溟，该碑在“文革”中被毁。
20世纪以来，北京曾有三次投水自杀事件，震惊全国，影响深远。由近而远分别是：1966年，“人民作家”老舍自沉于太平湖；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昆明湖而亡；1918年，日后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尊翁梁济选择积水潭为“殉清”之处。前两者因遗言寥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还常被人提起。后者则随着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梁巨川先生遗笔》刊行问世，以及政治的曲折变迁，竟渐渐为人所淡忘了。
梁济，字巨川，是清末的一名穷京官。二十多岁考上举人后，科途蹭蹬，始终未能更上一层楼，直到四十岁才当了个内阁中书的四品官。民国之后，改调民政部供职。梁济是个诚笃君子，典型的儒生，一辈子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民国初年，政风败坏，社会风气也窳陋不堪，让他很不能适应。除了缕写条陈，准备上书，抄录心得，汇聚成册之外，平日爱看戏的他，还亲自编写了《暗室青天》、《女子爱国》这样的道德剧，“以戏曲为社会教育，指望人民从听戏得些益处”。
然而，个人毕竟无法挽回，而只能表现时代的失落。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梁济六十大寿，儿女为了替他庆生，想把积水潭旁的家里粉刷一新，乃让他借住到附近友人家中。谁晓得在初七清晨，他却披戴整齐，投湖自尽了。这一死，四方骚动，纷纷猜测死因。随着“遗书”的披露，“梁济之死，系殉清而死也”云云，世人多数把他的死简单归纳为“遗老殉国”，末代皇帝溥仪后来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也不无鄙夷地回忆说：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写家谱时写上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
不无讽刺的是，当时的新派人物，包括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反而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场悲剧。陈独秀认为，梁济是为了个人信念和原则而不惜牺牲自己，具有宏大的精神力量。徐志摩则说，梁济的自杀是一种特殊价值，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随你叫它什么吧：天理、义、理想或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甚于生’的那一点”――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二十七岁的胡适则写下了《不老》一文评论此事，他说年轻人，“应该问自己道：‘我们到了六七十岁时，还能保存那创造精神，作那时代的新人物吗？’”
这些评论的根据，主要是根据“遗书”中的一段话：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由此可知，所谓“清朝”，只是一种“主义”的象征，而这主义，按照梁济的话来说，就是“国性”：“保存国性，大约仁义廉耻诚敬忠信等等皆是，勿呆看作殉节一事。”“今自伟人政客提倡诡谋，贱弃正义，不但彼自身不爱国性，并将导国人灭绝国性，将来人人全失其中心点，国家焉能成为国家。”――其操虑之深危，环视斯世政坛风云与社会风气，竟让人仿佛声气相通，感慨一同了。
梁济自杀后不久，友人便将其遗书以“梁巨川先生遗笔”为名，石印刊行。此书流传甚广，内容删增注批，画了又写，写了又画，絮叨不停，交代这个，挂念那个，连后事“放大照像连镜四元五”、“一回焰口头七经百日经一从俗而已不必多念”、棺木几年漆几遍等都要说清楚，讲明白。老人家虽然决志一死，但其面临死亡的不安与矛盾，大约都可看得出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果然一点都没错。遗书中花了极大篇幅，再三强调“国性不存，国将不国”，“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然而，八十年后重读，义理满目，节气凛然，最看得到人性，也最让人震撼嘘唏的，却要属“去年已决心，今年不复听卖菱角声，不吃西瓜矣”这一句了。
1924年，梁济的儿子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和哥哥编印乃父遗著问世，名为《桂林梁先生遗书》六种，包括：《遗笔汇存》一卷、《感劬山房日记节钞》一卷、《侍疾日记》一卷、《辛壬类稿》上下卷、《伏卵录》一卷、《别竹辞花记》一卷。书出之后，梁漱溟特别寄赠一部给梁启超梁任公，并说明父亲在世时，倾慕任公却不得一见的经过。原来，梁济仰慕梁启超数十年，一直想跟他见一面。1911年梁启超归国后，梁济曾五次踵门往谒，并请其为写扇联，然事皆未成。后来偶然见到梁为名伶谭鑫培（即“小叫天”）绣像渔翁图题诗，有“四海一人谭鑫培”句，乃大失所望，以为“任公有暇为叫天题诗，无暇为我写字”。此事详见梁济《伏卵录》，语颇失望，却谈不上怨恨。梁漱溟把这事告知梁启超之后，梁非常惭愧自责，复书自言“无状”，并谓梁济死后，于报上读其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悔，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并请漱溟“于春秋絜祀时，得闲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梁任公服善认错之勇，胸襟气魄之伟，于此亦可见一斑。
事实上，梁济投水自尽，震惊社会，也让原本打算茹素不婚终生研究佛学的儿子梁漱溟悲伤欲绝，放声痛呼：“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而从原本一意追索的“人生问题”，转而全心关注“中国问题”。前一年底所写的《吾曹不出如天下何》一文仿佛竟成了某种预告，此后他戮力儒学研究，献身乡村建设。解放后，甚至当着毛泽东的面，“要求毛主席的雅量”。他既反对把“林彪为接班人写上了宪法草案”，也反对“批孔”：“我不能说屈心的话……我堂堂正正是个人！”1988年，梁漱溟以九十五岁高龄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自此“休息”、“安静”了。灵堂上有人送来一副挽联：“百年沧桑，救国为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为“中国的脊梁”――却不知当时，会否有人也想起，这一“脊梁”的坚决挺起，竟是他的父亲梁济用自己的生命所唤醒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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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梁漱溟与父亲合影
（选自《温故》（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