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连”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离开自己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动的现象。最早的串连是北京学校校际交往，后来，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连，接着，北京学生到外地去串连，把北京的革命火种传播到外地，不是学生的人也四处串连，或者介入各地的文革，或者到处游逛、看热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数有五十万人之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大串连的文件，自发性的大串连得到了正式肯定。学部不是学校，学部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学生。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连的通告，到这时还没有人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连。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学部贴出大字报开始文化大革命，不到半个月，除了一位副主任潘梓年外，学部党委书记关山复和学部其他领导人，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学部的领导权落到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林聿时、吴传启手里。八月下旬，学部就分裂为两大派，掌握学部领导权的多数派是林聿时、吴传启和红卫兵联队，学部大多数研究所的文革小组都站在红卫兵联队一边。少数派是红卫兵总队，只有法学所和学部政治部的文革小组在红卫兵总队一边。我属于少数派。在学部大院的空地上，盖了一个专门用来开会的大席棚，在八月二十六日几百人参加的辩论会上，我在作批判吴传启发言时，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组的一位研究人员突然冲上主席台，揪住我头发把我拉下了主席台，会议就此中断。这事就引发了两大派激烈争吵。
学部分裂为两大派最大的好处，是给少数派和逍遥派带来了空前的自由。
在一派独揽大权时，每一个人都要服从文革小组的领导，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抄写、张贴大字报，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学《毛选》。
我常常被分配做会议记录，我很不愿意做，但也要服从。我也是哲学所反对林聿时、吴传启的八人之一，我们成立了一个红旗战斗小组。当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后，我们自然就不会参加哲学所文革小组安排的一切活动。红旗战斗小组有一个办公室，我们八个人（后来增加到十多个人）总是关着门在上班时聊天，没有学《毛选》、早请示、晚汇报一套，而且随时可以逛大街、回宿舍。
我从科技大学学来的信念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看到当时变动不停的政治，我完全看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并不关心学部的文化革命，我利用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出现的自由，几乎每天上街，到处搜集各种街头印刷品，包括传单、小报、油印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见到了一份署名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伊林·涤西引用了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书中许多托洛茨基的话，说林彪的许多言论与托洛茨基差不多。我觉得，可以从历史现象来理解文化革命。第二天，我到王府井和西单新华书店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买到。后来，在科技大学时常去的公主坟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大学时代是不会去读斯大林著作的，也不关心什么历史。在这时，我认真地把《论反对派》一书中托洛茨基许多极左言论摘抄在卡片上，锁在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书桌中。当文学所的陈全荣、张大明记载有怀疑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日记被抄出而遭受毒打时，哲学所就查抄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我的桌子被人抬走。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心急如焚，担心我摘抄的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极左的语录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成为反革命罪证。因为，斯大林批托洛茨基的那些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影射林彪。在哲学所同事的帮助下，终于要回了我的书桌。在文革中，从此就不再记任何笔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我们一派因被指控为“反对中央文革”而被摧垮。这时我想到独自一人到广州串连。当时，乘火车已不要票，但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站有学部另一派的人在守候，防止我们一派的人外逃。一月十一日傍晚，没有人可以告别，我从建国门外宿舍沿铁路步行到北京站附近，发现到车站附近就无法再沿铁路行走，有铁丝网和围墙隔开。在一处，围墙外地面垫得很高，许多人在翻越围墙，轻易就可以进入站内。我当机立断，跟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进入了火车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冒险行动。
在火车上，每节车厢超员二、三倍，走道上、茶几上、椅背上都坐满了人，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上厕所只能从人的肩膀上踩踏而过，上下火车只能穿过车窗，大家十分友好合作。当我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举目无亲，好容易找到广东哲学研究所住了下来。因为没有床，只能睡在铺有草垫的水泥地上。
当我睡着时，有人叫醒了我。原来是我在北京哲学所同一研究组的同事陈一升，他与我属于敌对派系。陈一升正在广州筹建“首都批判陶铸委员会驻广东联络站”，因为是同事，他对我很客气，但要我明天回北京，接受审查，不能在广州停留。
我在广州只到越秀公园看了看，就在街道上东逛西逛，搜集传单、小报和各种印刷品，就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临到长沙，我突然决定下车。随便找到湖南省机械局大串连接待处住了下来。我没有地图，对长沙也没有概念，沿街步行，四处流浪。当我在公园里休息时，我拿出钱包数钱。回到湖南省机械局，发现钱包、工作证、粮票全都没有了。我向湖南省机械局接待处，讲明情况，借了钱和粮票，留下了借条，回到了北京。我听说，很多人在大串连接待处不登记真实姓名，但我用的是真名实姓。
到北京当天晚上，我被人从建国门外宿舍叫到哲学所办公室。到办公室，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坐着三、四十人，要我交代问题。在前排的是我原来同一派的几个同事，我记得有打字员杨少春，她对我做怪脸。我就讲了如何翻越北京站的围墙、在广州遇见陈一升、在长沙借钱的经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大笑不止。突然，司机季连亭拿了一瓶墨汁，用毛笔把我的脸全部涂黑。我一点也没有生气，不过停止了狂笑。当时我感到文化革命是一场幻觉，一切不可理解，我的目标就是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责怪过季连亭。我毫不计较的做法，使季连亭对我特别友好。多年前，听说他已去世，这是我第一次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也算是纪念。
我到过广州三次，第一次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大串连。第二次是一九八六年前后，到广州开会，参加了广州市长朱森林的欢迎宴会，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宴会厅的地毯比我见到的所有地毯都要厚，我在地毯上行走摇晃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第三次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后经广州逃到香港。第一次大串连也是逃亡，时间不过十天，第三次的逃亡已历时二十三年，至今没有结束。
2012-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