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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之死

死亡

万历十五年,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死了。

海瑞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现在副部级。关于这位大明副部级领导死后的情形,史书上有相当生动的记载。据说当时佥御史王用汲到海瑞家探视,看见他房里的帷帐都是葛藤皮做的,而且都已经很破了。海瑞身上的衣服也很不像样,寒酸得连穷书生都不大会穿。海瑞没有儿子,王用汲就承担起丧葬事宜。他翻检海瑞储蓄,只找到了十来两银子。王用汲当时就掉了眼泪,在同僚里凑份子给海瑞下葬。

有人见了这个场面,写诗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还有一位叫朱海楼的御史,当年受过海瑞的整治,恨海瑞恨得入骨。海瑞死后朱海楼到了他家里一看,怅然地说了句话:“回吾怨恨之心也。”

这真是一个清官,而且是整个大明朝最有名的一个清官。大家都知道,明朝官员的俸禄非常低。比如海瑞当县令时,月薪只有七八石大米,而且还不能全额发放。即便全额发放,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也不过是一千出头。别的县令有灰色收入,不指着工资过日子。海瑞什么灰色收入都不要,就结结实实拿这份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海瑞还曾经辞过职,赋闲在家。这段时间连一个月一千多的工资也断了,他就靠给人写墓志铭、赠序之类的文章苟延残喘。

不光自己不要灰色收入,海瑞要求下属也不要。他当淳安县令的时候,就把下属的各种津贴都取消了,同时严禁收取陋规。一下子淳安县的公务员生计都成了问题。海瑞给他们出主意说:“你们的收入可能确实不够吃。这个我理解。好在平时衙门里事情也不多,大家可以找时间外出打工,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贴补家用。”海瑞自己以身作则,在家属院旁边弄了块菜地,没事了就去种菜。

光靠工资和稿费,再加上几捆菜,海瑞生活的困窘可想而知。他第一次进京汇报工作的时候,连身能穿得出去的官服都没有。他的朋友批评说,不管怎么穷,也不能这个样子见人嘛。海瑞这才一咬牙买了块黄布,做了套官服。海瑞母亲过生日,作为一名孝子,海瑞悍然买了两斤肉。第二天,浙江总督胡宗宪就逢人便讲:“昨天海县令母亲过生日,他买了两斤肉!”

这样一个大清官,自然得到了群众的爱戴。据《明史》记载,海瑞出葬的时候,南京市民罢市,穿着白衣白帽的人挤满了江边。流着眼泪祭奠他的人“百里不绝”。此外,朝廷也很给面子,赠了他太子保的荣誉,还送了一个“忠介”的谥号。

但这样一位声名显赫、备极哀荣的清官,却是在孤独中满怀怨恨地死去。海瑞死的那一年是72岁。

在死前的一年,他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就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有点类似于他的“尸谏”,写的毫无顾忌。海瑞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变好。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大臣们说什么朝廷对士大夫要以礼相待。对他们以礼相待,那又拿什么对待无辜的百姓?

这位大明朝头号清官提出了凶狠建议:恢复洪武帝朱元璋的规矩,枉法八十贯的一律绞死,贪官污吏剥皮囊草!

这份恶狠狠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几十年的怨恨——对官僚集团的怨恨,而他就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

虎狼

海瑞担任南京吏部侍郎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种叫“应票”的东西。南京官员到商店里买东西,往往不付钱,而是直接给商家打白条。这个白条就叫“应票”。理论上说,日后政府有钱了要兑现应票。但实际上,它们从没被兑现过。

海瑞是个清官,名声在外。所以他一上任,商家就送来了300多张应票,希望海大人主持公道。海瑞拿着一厚沓子白条,大吃一惊。但经过调查以后,海瑞更加吃惊了:各级政府开出的应票远远不止此数。商家曾经向政府缴上很多应票,要求兑现,结果不但没有兑现,连应票都干脆被没收了。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海瑞勃然大怒,发了一个告示,洋洋洒洒痛斥道:我收到了兵马司的应票89张,其他衙门的应票220张。这还都是漏下的,其他被收缴的应票还不知道有多少。“今兵马司官也小,也做了一个狼之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迎合上官。又做了一个过送赃私的积年!”他质问道:大明祖制和律法里,哪一条规定了官员可以开白条?

海瑞接着在告示里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也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这句话,几百年后听来仍旧让人凛然。

虎狼。这就是海瑞对大明朝官僚集团的评价。十几年前他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也曾这么说过:“我担任应天巡抚才几个月,收到的‘乡官夺产’的诉讼竟有几万件。他们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虎狼,百姓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肥肉。”

而他也有对付虎狼的武器,那就是祖制。

按照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制度,官员不能打白条、不能霸占民田、不能行贿受贿。但是在现实中,大明朝的官员就是在打白条,就是在霸占民田,就是在行贿受贿。在海瑞看来,祖制如此完美,而现实如此黑暗,其原因就是大家不遵守祖制。

海瑞所到之处,总是把祖制挂在嘴上,要求大家一丝不苟的执行。他在南京当官时,有位御史在家里叫堂会,请了一群戏子演戏。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海瑞知道此事后,居然要当众杖责这位御史。官员们大惊失色,苦苦恳求。但是海瑞不为所动,理由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就是如此。

此时距明朝开国已经两百多年,而海瑞简直像一个从洪武年代过来的穿越者。祖制在明朝享有宪法一样的崇高地位,海瑞把它挂在嘴上,就等于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别人没法还嘴,但却可以孤立他。海瑞在官场上的人缘是相当差的。一位叫黄锦的太监就对皇帝说过:“这个人脾气极端乖戾,朝臣没有不讨厌他的。我都看不到有人肯和他说话。”

当然由于海瑞的道德人格,他也拥有一些仰慕者。但就连这些仰慕者大多也认为他那套行不通。有一位叫王弘的人在《山志》里说:海瑞品格高尚,确实无人可及。但他要是掌了大权,“吾不知其竟何如也”。一位叫何良俊的人也夸海瑞“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素,真是铮铮一汉子!”,然而话锋一转,又说海瑞执政,终究会坏了国家大事。

王弘和何良俊没读过塞万提斯,否则他们能用更简洁的一句话形容海瑞:堂吉诃德。

祖制

平心而论,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本身确实也有诸多行不通之处。比方说,朱元璋的祖制禁止高利贷。海瑞当巡抚时也就按此执行。但是高利贷的根源是银根紧,老百姓借贷困难。不解决货币供应问题,光禁止了高利贷,老百姓又从哪里去借钱呢?祖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海瑞也就拒绝考虑。

但这些技术困难并非根本问题。我们要理解海瑞的困境,还要考虑更大的时代背景。

海瑞挂在嘴上的祖制,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大权独揽,对官僚集团严刑峻法,让他们严格遵守规则,不敢侵害百姓。但这套东西在当时已经无法操作。

在理论上,官员是为朝廷和人民服务的。他们心里头应该首先装着人民,然后才装着自己。儒家经书上是这么教导的,祖制也是这么规定的。当然,个别官员也确实这么做了,比如海瑞就是一个。但是作为整体,官员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心里头首先装着自己,如果还有富余地方,那就顺便再装点人民。如果太挤那就算了。这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普遍的人性。

官员和人民的利益并不一定吻合。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官员也许会得到一点好处。但这点好处虚无缥缈,哪里有贪污受贿来得快,来得多?如果贪污受贿没人管,那你海瑞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不贪污,不受贿?

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皇帝来管。既然全体老百姓都是皇上的,生杀予夺都由着皇上,那我们老百姓和皇上总是利益吻合的吧?他们偷我们的,不就等于偷皇上的么?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很屈辱的解决方案。但光是屈辱也就罢了,问题是它往往并不顶用。

首先,很多皇帝并不称职。他们可能昏残暴虐,或者麻木不仁。海瑞骂皇帝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再赘述。海瑞之所以对嘉靖如此痛心疾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皇帝寄望过高。在那份著名的《治安疏》里,他充满信心地说: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不过在陛下一振作间尔。

海瑞实在高估了嘉靖的力量。王朝开创时,以前的小团体被暴力横扫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团还是个雏儿,皇帝们往往能操纵它。但随着时间推移,官僚集团独立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腐坏,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朋比胶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诛杀其中的成员,但无法改变其运转模式。一般来说,到了王朝中期以后,这个集团就已牢不可破。独裁最终演变为寡头。一旦寡头控制这个社会,却不拥有这个社会,也不必为其后果承担责任,它一定会腐化堕落、寡廉鲜耻。因为它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吻合。社会这个蛋糕做大,它从中得到的好处,远远没有多切一块蛋糕来得实在,那它一定会选择切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嘉靖即便“一振作”,拍案而起直奔朝堂而去,他又有什么能力去扭转颓势?他可以杀几个官员,但大明朝地大物博,官员众多,如何杀得绝?杀绝了政府如何运转?再说,官员们可以联手欺骗皇上,被推出去杀头的倒可能是称职的清官。顾炎武就悲观地说过:“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即便尧舜复活也无可奈何,何况一个生长于深宫的皇帝。

这是大一统王朝的死结。

对这个死结,海瑞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皇权、严刑峻法。但也有人提出过其他方案,比如上面说到的顾炎武。他认为现在的政治太坏了,应该学习一下春秋前的分封制。顾炎武悍然主张县令世袭。这个说法听上去骇人听闻,但也不是胡思乱想。顾炎武有他自己的逻辑:既然皇帝指望不上,既然官员们会糟蹋百姓,那不如索性让他们世袭。狼会吃羊,老虎大王又看不过来,那就不如把羊分配给狼,这样狼会斟酌着吃,不会涸泽而渔。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无奈的方案。但不能不承认,顾炎武确实是站在羊的角度上考虑的。

无论海瑞,还是顾炎武,他们考虑的都是皇帝和官员之间的博弈,谁都没想过让老百姓也参加这个博弈游戏。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不现实。大明朝的几万名官吏组成一个牟利的小集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大明朝的近亿老百姓组成一个有序组织,这个组织成本就太高了。事实上,朝廷只留给老百姓一个参加游戏的渠道,那就是造反。1644年,李自成的造反军队开进了北京。皇上上吊自尽。官员们被关起来严刑拷打,追赃助饷。首辅(相当于现代的总理)魏藻德被拷打五天五夜,最后脑袋被夹裂而死。北京的皇帝与官僚集团集体覆灭。

此时距海瑞之死,不过57年。

道德

除了祖制,海瑞的另一样武器就是道德。

他事君以忠,事母以孝,居官以廉,接人以直,几乎就像一个道德完人。就像《海忠介公行状》里说的“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但这个“古今真男子”的个人生活却黑暗阴郁。

海瑞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跟官场作对,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怪别人。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海瑞骂皇帝被逮捕后,户部司务何以尚上疏救援,结果被逮入监狱。海瑞在监狱里没怎么受刑,何以尚却被日夜拷打,遍体鳞伤。后来等海瑞出任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正巧是他属下。两人相见,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问:咱们当年同生共死的交情,难道你不能以客礼相待?海瑞说朝廷礼制如此。何以尚和他当场绝交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他的家庭生活更加糟糕。他的第一个太太过门刚一个月,和婆婆发生了矛盾,海瑞毫不犹豫地休了她。在海瑞53岁的时候,发生了更黑暗的事情。他的妾韩氏忽然上吊自尽,11天后,海瑞太太跟着自杀了。整个事情透着可怕的气味,但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海瑞对此也悲痛不已,他提到此事时,说自己“每一思及,百念灰矣”。

他的女儿也死得扑朔迷离。海瑞的政敌在奏疏里,指责他“无故而缢其女”,说的真是惊心动魄。明人姚叔祥在《见只编》记载了另一个说法。据他说,海瑞的女儿只有五岁,从男僮那儿接了一个饼吃。海瑞看见了勃然大怒,说男女授受不亲,你不是我的女儿!你要是能饿死,才配是我的女儿!于是女儿啼哭不止,不肯进食,家人怎么劝也没用,最后活活饿死。即便在古代,大家也认为海瑞这么做实在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这个故事过于夸张,怎么听都觉得不靠谱。真相如何已经很难还原了,但当时舆论似乎普遍认为海瑞要为女儿之死负责任。

我写海瑞这些私生活的事情,并不是要挑剔海瑞,虽然他是很容易被挑剔的。我只是想表达一个怀疑:一个如此有道德的人,却断绝了朋友,伤害了亲人,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搞得自己百念俱灰,那这个道德到底有都可靠?这个道德所渴望的黄金世界又有多可靠?

也许这正如奥威尔之言:“追求圣人之境的人是可怕的。”

遗产

海瑞留下了什么?

海瑞为官多年,做的最大一项工程是疏通淞江口、白茆河。海瑞传记上对此大书特书。据说他坐着小船往来河上,亲自带着铁锨簸箕,监督施工。不过几个月,这个工程就多快好省地完成了。有官员惊叹说:“万世之功被他搞定了!”但如果我们翻翻顾炎武的书,就会发现这个“万世之功”的下场。顾炎武记载了一位县令的抱怨:“海瑞大人的工程,花了四万多两银子,不到三年就又堵了。”

这个工程就是海瑞一生辛苦的缩影。海瑞辛苦一生,却没有带来任何永久性改变。明朝官员继续打白条,继续占土地,继续非法使用驿传系统,直到帝国崩溃。海瑞对此也有清醒认识。他处处碰壁,处处擎肘,所做之事,无一不难。海瑞感叹过:“纷纷口舌,何自而来哉?何自而来哉?”海瑞痛骂过:“满朝之士,悉皆妇人!”而千般心绪,万般牢骚,汇聚成他辞职前说的一句话:

“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海瑞知道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无数的中国人并不相信。他们为他出葬,为他哭泣,为他建庙,为他立碑,而且相信:只要再多出几个海瑞这样的清官,太平盛世就会到来。

我觉得,他们不是真的相信,他们只是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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