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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大陆一样乡愁两样表达

宝岛台湾,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也是值得大陆细细品味的地方。

在城市化问题上,台湾面临着和大陆一样的纠结与困惑;所不同的,是台湾绵密、温润而富有弹性,如柔韧蓬勃之花草;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道大陆不免显得空洞、僵化而且冷硬,如枯槁易折之朽木。

台湾和大陆一样,大城市房价高耸,人口集中,小城市和乡村逐渐衰落。台北市和基隆市格外像大陆的北京和天津,外围围着个新北市,颇像河北省包着北京和天津两个双黄蛋。台北居住了240万人口,新北居住了400万人口。台北的房价,当地人都说高不可攀,大学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五六年了,买得起房的寥寥无几。我居住的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2段172号台北城大饭店附近,四十年房龄的无电梯公寓,每平米要3万多将近4万元人民币。市中心带电梯的新房每坪七八十、上百万台币稀松平常(1坪等于3.3平米,一平米约4.2至6万元人民币)。

当然你也可以在台北上班,每天花半小时搭90公里高铁回到新竹老家(单程300余台币)。但在大陆你可能没有这样好运气,虽然北京到天津120公里高铁也只需要半小时车程,车费也差不多(二等座单程55元),但是你没有每月仅8千台币(1人民币元约等于5.1新台币)的月票优惠,同时也没有60到100台币(合计11到20元人民币)的著名美味的台铁便当可食用。台湾的捷运和高铁站,也不似大陆为了人为制造新城,特意设在离市中心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的荒村野岭。以北京天津之大,两地之间落地后到家或到单位,也许也还得各自耗上一个多小时。以大陆高铁票价和高铁上餐食的价格(平均一盒饭45元人民币以上),上班在北京、居住在天津,以及每天来回各一个车上餐饮的价格,可能会把一个大学毕业生所有的工资全用光还不够使用。

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到来,连黑道和狼都移到城市才能生存了。但是,农民离开耕种以后,身体和心灵状态的变异引起了台湾知识阶层的担忧与关注;工厂周边的落脚城市,很多进城农民也买了房,居住也已经三四十年,但心里始终还有个家,心想著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乡——但那分明已经回不去。台北的旧历新年,跟大陆的北上广深等大都市一样,成为空城,五星饭店可以打2折。

短短在台几天,拜会了社区营造的杰出负责人、从事农村公益事业的大学教授、文化部主任秘书等等,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台湾和大陆一模一样,从官方到知识界,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对传统农村乃至农业心存一定程度的幻想,希望城市化不要来得那么快,不要那么集中,希望农村还能保留心灵栖息的港湾。等等。

台湾有三分之二的政府经费拨到了边缘地区而不是城市中心,这也是政治领导人迎合民选的需要。当然,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面对城市化这个新课题时的不适应,如果从更公平的按人口分配资源角度看,政府有限资金更应该投入到人口众多的城市中来。

尽管台湾和大陆在对待城市化与农村问题的纠结上与大陆如出一辙,但两者应对方式的截然不同还是一目了然。二者的重大区别至少体现在三个大方面:

一是台湾没有大陆一样的户籍管制,迁徙和流动自由,没有住房限购,只是大城市房屋多数人买不起。孩子到哪里都无条件入学,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不像我们这里,故意给流动儿童制造入学障碍以试图达到根本不可能的“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荒唐目的;

二是台湾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不像大陆一样不能与城市居民自由交易,因此它能吸引更多社会贤达、有知识有视野有能力的人像浪潮渴望陆地一样积极参与甚至全身心投身乡村建设(比如全台有7400多间民宿),从而使乡村的衰败不像大陆一样迅猛。从走访的一些社区和乡村来看,真正能够有效参与乡村特色建设的,多数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外来人口”,不论是木屐村白米社区,还是“仅有两个外人”的太鲁阁布洛湾山月村,都是外来人口成为主导性力量;

三是台湾乡村以及城市社区的建设,不似大陆的简单粗砺千城千村一面;也不似大陆着眼于钱物,而是着重于人和事的建设;也不似大陆主要靠政府和开发商的力量,而是社区自治的力量异常强大。这其实恰恰是“民主”二字中最重要的成分和最根本的力量所在。舆论普遍关心的是“国家大选”之类的表面民主,实际上更丝丝入扣、更温润无声的恰恰是社区营造和自治建设。出租车司机徐先生就说,他从来不投票,因为都无法准确了解(“国家大选”)候选人的情况。这其实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更深刻的民主,事实上是主宰自己能主宰的范围和领域,比如社区营造和个体建设。台湾20年前就开始了城市乡村的社区营造,从中央——县——乡——里的逐步赋权,到最后由社区营造负责人(多是社区外知识分子)主导社区营造的全面过程,中央一级政府绕过县、乡直接拨款,政府2000年后直接成立委员会,社区营造的思考、构架全部委托民间,形成了民间教育政府、专业力量教育非专业官员、直接打通社会的“任督二脉”之格局。在社区营造的竞争中,专业的力量越来越突出,几乎每个大学老师身上都有政府计划在走,甚至于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只要认为社会哪个领域有问题,都可以进行创投申请,去年收了199案,补助了83案,最高补助是100万新台币。

社区营造与政府的关系,既合作又对抗。比如南投地区刚刚被宪法法院裁决违宪的观光索道方案,就是社区长期抗争的结果。

在台湾,真正有影响力的学者,仅靠文字是不够的,还需要积极有效地参与社区营造、参与各种基金会的运作、实实在在地造福于民才行。这是一种比单纯迎合民粹的言论更难、更真实的市场竞争,培养学者兼顾各方利益的视野与格局,也自然而然地防止了学者的民粹化倾向。在专业化问题上,我和新北市社区营造中心计划主持人许主冠先生有一个共识,就是专业化必须走在民主化之前,否则会出很大问题。而专业化事实上也是一个市场竞争、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

大陆的城市化和乡村建设,通行做法是拉一条高铁,设站在离老城中心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之外,试图由此生造一座新城。和大陆的简单粗暴、着眼于物完全不同,台湾的社区营造着眼于人的自我发现和发展。东华大学顾瑜君教授发起的乡村公益二手商店“五味屋”计划以及花莲富源社区拔仔庄常民文化馆的老人画给我留下深刻印像。五味屋通过全球性的物品募捐,教孩子们识别商品和分类,教会他们“识好歹”;同时,改变社会上简单的捐助,说服捐助人将钱物捐助到五味屋,被捐助人通过修理由自行车等劳动获取捐助,过了一手,没有更省钱,过程更复杂了,却实现了人的培养与改造。

有鉴于年轻人纷纷进入大城市,农村迅速老龄化的现实,拔仔庄常民文化馆鼓励七八十岁的老人放下锄头拿起笔,起先她们连笔都不敢提起,觉得拿笔比拿锄头还重,慢慢地,她们却用稚拙的笔,画出了自己的过往生命的厚度。比如丝瓜画得比人还大,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食物的确比人还重要。这就是艰辛年代的真实记忆。村里用文化部的拨款,给她们出成书,烧成瓷砖贴在村墙上。这就是生命的自我发现和发展。

我在想,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很多乡村都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减少人口、不断“衰退”下去,但是台湾那种深植深耕于人的自我发现和发展的努力,让尚健在的不论身处哪里,都活得更有价值和尊严,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投入的。

而台湾的社区营造,全面缝合了社区普通民众、专业知识分子、政府机构之间即合作又竞争的力量,使社会焕发出巨大的弹性与生机。虽然台湾面临着工业产业向外转移、城市化带来城市乡村双重紧张等焦虑,也有人觉得台湾的政府过于无能、政治过于喧嚣,但民间、专业、政府之间,对话合作的通道既已畅通,人们不必过于担心未来的走向不明,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觉得自己是可以为这个时代、这个地区贡献自己的一份思考和力量的,因此,即便喧闹和吵杂,也能稳定地往前走。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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