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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的风波

同文馆跟总理衙门一样,都是清朝同光新政的组成部分。后世一提起洋务运动,中央政府的改革,似乎也就是这两项内容。但是,跟总理衙门不一样的地方是,总理衙门被逼的成分多一点,办这个衙门,清朝政府方面,积极性有限。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糊弄鬼子的意思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洋人讲,这就等于你们要的外交部,对国内人讲,看,我们总理各国的事务,还等于天下的老大。而且衙门里的人,从一溜儿总理衙门大臣,到办事的章京,都是从别的衙门临时凑来的,等于偌大的一个机构,没有人员编制。安着心,等形势转好,不怕洋人的时候,就将这个衙门给撤了。

但是,同文馆稍有不同,这是所学校,要人学习西方学问的学校,聘请的教师都是洋人。当初办的时候,指定从翰林院和其他衙门里正途出身的人员挑选,也就是说,打算让中国当时科举制下的精英人士,一群年轻的科门高第,进士翰林来学的。主事的恭亲王奕,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的入侵,所得教训深刻,明白西方来的洋人非同小可,怎么也得跟人家学点什么,才能应付未来的变局。虽然打的是学习天文历算的招牌,实际上,就是学西学。对奕来说,给洋人刀架脖子上建一个专门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多少还是一种耻辱,但学人家东西,算是知己知彼,绝对有必要。让中央政府里的年轻精英来学,起点高,学生素质也高,可以立竿见影,速见功效。

然而,这样的如意算盘,却遭到一个人的强烈阻击,这个人就是倭仁。倭仁,蒙军旗人,科举出身,是当年旗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跟曾国藩一样,一路从翰林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学士这样走过来,属于标准的词臣。也同曾国藩一样,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讲究修身明性。以人品好,学问优长,领袖士林。只是,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曾国藩的选择是与时俱进,面对西方,而倭仁则抱残守缺,固守中国本位,对洋人深恶痛绝,把屁股对着西方。在同文馆酝酿期间,他同时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受东西两宫太后的信任。无疑,来自他的阻击,是来头挺大的,但阻击的子弹,却只是土枪里的铅沙。他说,中国人不需要学西洋的东西,我们的忠信仁义即可以为干戈舟楫。如果实在要学,也无需聘请洋人,因为中国地方大,人才多,找国产货即可。然而,奏章一上,马上有诏书说让他推荐这样的人才。当然,倭仁就是那么一说,自己夹袋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才。没法子,只好不再做声。这时,上面又有旨意,说要倭仁随时留意,发现这样人才,即刻推荐。接着,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讨厌跟洋人打交道的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作为众大臣之一,跟着奕和文祥,一起办洋务。有近代史论者,说他接到这个任命之后,故意从马上跌下,以足疾为由辞掉了差事,其实并不确切。当年的倭仁,的确差点从马上栽了下来,但绝非故意为之,而是真的郁闷生了病,所谓的痰厥之症,小中风了。这病的确跟让他做总理衙门大臣有关,但并非装的。过了没几年,倭仁还真的因为这个病,一病不起。

倭仁没有斗过奕,不止是两人地位上有差距,也是他的道理讲不过奕的道理。西太后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却是个明白人,忠信仁义可以做干戈舟楫的鬼话,无论如何,没法让她相信。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有人说是奕戏弄倭仁,其实未必,要是倭仁真的上任,有这样一个同事,奕还真的很难受。况且,这种大事,尽管当时奕是首席军机又兼议政王大臣,按清朝的规矩,他也说了不算。更大的可能,是西太后想要借倭仁牵制一下日渐“跋扈”的奕。

可惜,倭仁是个真性情的汉子,讨厌洋人,还真就身体力行,实践到底,顺便把自己气病了。只是,倭仁阻击失败了,但同文馆却也没有办好。当日倭仁的阻击,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撑,京师上下,同文馆非议纷纷。翰林院加上各个衙门的精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鬼谷先生”弟子的。一时间,跟洋人学习,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儿。一个个进士出身的“孔门弟子”,集体抵制同文馆。即使有个别想进的,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也只能缩了。

无奈,奕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又因为舆论压力,强调“政治正确”,出身可靠,只能在贫苦旗人中选人,即使这些人,也是看在同文馆优厚的待遇才来的,管吃管住,山珍海味,每月还有八两银子津贴。就这样,第一批,也仅仅只有70人报考。这些人入学之后,毫不客气地将旗人散懒的习气带了进来。吃喝玩乐都行,就是学习糊糊涂涂。据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说,他们同学,学了九年俄语的,连俄文字母都背不下来。而学英文学的最好的张德彝,后来派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做翻译,据严复讲,连日常用语都翻错。张德彝在西方转了好些年,写的游记,居然纪录了大量西方的儿童游戏,没多少正经事。

国家用重金请来外教,花大笔的银子办学,最后办成了这个样子,连所外文学校都资格不够,离奕当初的意图,差到了不止十万八千里。同文馆兴办之初的一场风波,还真的吹掉了这个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让它有名无实,直到最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2013-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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