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1984》已经为今天的中国读者所熟知，相关的评论也是数不胜数，李夏恩的这篇文章则是从《1984》与中国的关系入手，讲述奥威尔对几个中国老知识分子的影响。我第一次读到《1984》是在八十年代，董乐山的译本，当时的感觉是震撼。但当我后来知道，许多老知识分子早已读过这本书，内心的感觉就更加震撼了。
文章从北大教授燕卜荪讲起，这位英国人曾是奥威尔的同事，私交甚笃。奥威尔在病榻上还没有忘记将刚出版的《1984》寄给他，但燕卜荪却很不喜欢这部书，这很容易理解，当时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都对苏联阵营抱有好感，认为这是人类的希望。燕卜荪很快就回英国了，但从国外纷纷回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久就体验到奥威尔的预见。
留美学者巫宁坤曾在回国的行李中带了一本《1984》，回国后在燕大当教授，在写于八十年代的回忆录《一滴泪》中，他讲述了一件逸事，当五十年代上面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集体工间操时，另一位留美学者陈梦家突然说了一句：“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陈梦家后来在文革中自杀，巫宁坤则在五十年代被划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历经磨难的他终于活了下来，并在文革结束后离开中国，用血与泪写下这本回忆录。
余英时先生曾在《一滴泪》的中文版序言中探讨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史：“巫先生在1951年回国之前，已具备了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他的价值意识及由此而衍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已大致定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经过无数劫难而始终保持住原有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就是人道主义。从郑念的《上海生死恋》到巫宁坤的《一滴泪》，读者能处处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对个人尊严的坚守。
相比之下，生长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人就没有这样的学养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系统都是封闭的、没有自我的，活在没有尊严的年代而不自知。文革以后，很多学者和作家很快就成为改开的既得利益者，对发生在现实中许多蔑视人的尊严的现象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与老一代人相比，他们嘴里的人道主义不是流淌在血管里，没有真正的内涵。
《1984》预示了一个摧毁人性的世界，它告诉人们，当一个人无法保持做人的尊严，再美好的理想社会都是可怕的。而《1984》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则表明，只要将人道主义作为最高的价值观，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一个人就能始终坚持做人的尊严，从而无愧于人的一生。
这篇文章在最后还提到了几位《1984》的译者，一位是已故老翻译家董乐山，一位是台湾学者刘绍铭，还有一位是英年早逝的译者孙仲旭。这表明，虽然奥威尔的1984已经过去，但这本书并没有失去意义，对此发出警惕的声音仍然需要我们的不断努力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