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6日，踩踏事件遇难者家属在严密的保安措施下﹐前往事故发生地点祭奠。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美联社》1月6日报道，今天是上海跨年夜踩踏事件36名死难者的“头七”，他们的亲属来到灾难现场，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因悲痛步履蹒跚。但是，他们受到当局的严格管制，每个家庭只许停留大约5分钟。当一名中年妇女开始放声痛哭时，即被政府工作人员拖走。
政府的严密安排反映了当局试图严格控制灾难的善后，防止悲痛欲绝的亲属们结成群体，引发公众的同情，激发更大的问责。
上海独立评论员赵楚（音）说，“这样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牵动公众的心弦，死难者亲属的言行可以带到公众情绪，这使得控制这些死难者家人、限制他们彼此联系或与媒体接触成为当局的一个重要任务。”
“因为受到同一起悲剧的打击，这些亲属很容易产生共鸣，他们想要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联合起来向公众发声，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也意味着当局可能会失去对社会情绪的掌控。”
赵楚说，当局是以死难者亲属的痛苦为代价，来控制公众情绪。“阻止他们求助于法律和媒体，这种方式对死难者亲属来说是粗暴的，但是，它确实缓解了对公众的（情绪）冲击。”
死难者的亲属们向上海市第一位共产党市长的雕像深深地鞠躬，并献上了白色和黄色的菊花。该雕像俯瞰着上海著名的外滩，那里也是踩踏事件发生的地方。
在事件中，有三十多人，包括一名12岁的男孩，在跨年夜人群的狂欢中被踩踏窒息死亡。
周二晚间，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央政府及上海市和北京市政府计划在节假日活动和其他大型群众集会场合加强对人群的控制。
周二，在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死难者家属被留在一辆辆面包车里，等候轮到他们前去哀悼亲人的头七。一些亲属带来了相片、水果和冥币。
记者们被拦在几英尺之外，只能观看他们偶尔的悲痛啼哭。
“为什么你们媒体在那里拍摄？你们敢公布你们拍的吗？”一名年轻男子被带离哀悼现场时朝记者们高声喊叫。“已经一星期了。政府不关心我们。政府不跟我们谈。”
早些时候，同一群人中的一名中年妇女突然放声痛哭。“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她哭喊着。“我的孩子只是来看看上海这个大城市。我的孩子就没有回来。”
一名遇难者的密友周二表示，那些亲属一直是被分开的，他们身边有政府的人员，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媒体的采访。她说，许多亲属相信他们的电话现在是被监控的，他们正受到压力要与当局合作。因为害怕政府可能报复，她要求匿名。当记者用电话联系这些家庭成员时，许多人拒绝接受采访。
21岁的马来西亚死难者Tan Wei的父亲Tan Ching Hin说，他从来没有被直接告知不要去批评政府，但是他明白这是他们期望的。
“我们受到持续的监控，所以我们无法与外界联系，例如联系记者”，Tan说。“我们每一步都被看着。”
不过，他说，在把他女儿的遗体空运回马来西亚之前的纪念仪式上，他没有忍住。“我说这是一起人为错误造成的重大事故。这是可以避免的，是政府的失职造成的。”
中国死难者的父母们曾质疑当局是否就外滩的灯光秀取消之事做了足够的努力通知公众；当人潮涌如外滩时，上海市政府是否采取了恰当的应急措施；以及灾难发生后警方和医务人员是否做出了有效的反应。
Tan说，他最初是被告知在一张死亡证明上签字，以及在他女儿的遗体被归还给他之前，要他同意不追究政府的任何过失。
“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位父亲说。他说他没有同意这个条件，但设法取回了他女儿的遗体。“上海市政府必须对此负责。它永远不能推卸掉它的责任。”
像中国的父母亲一样，Tan回忆了在踩踏事件发生后的10个多小时里，尽管当局早已证实至少有35人死亡，但是关于他女儿的命运，他没有得到只字片语，他回忆了内心的那份焦灼。
Tan说，“那些医生对我们极其吝啬，完全没有对我们说任何安慰的话。”
他说，在医院里，他们没有让他见到女儿的遗体，是在殡仪馆里见到的，他对此感到不满。
其他家庭成员也抱怨说，在医院里，他们得不到关于受害人情况的任何信息，直到第二天夜晚，他们被带到殡仪馆里认尸。但是那个时候，一群群的记者已经散去，亲属们发现自己如此愤怒，但几乎没有观众。
赵楚说，延迟的情况就是这样设计的，以便让当局能够更好地控制局面。“面对来自公众的压力，当局需要时间”，他说。“他们需要编辑故事。他们必须控制事情发展的节奏，控制方向，以便让他们不会失去控制。”
原文As Families Grieve，China Manages Public Emo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