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美联社》12月1日报道，穆正武（音）扫视着他童年的小屋。床板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床架。墙上糊着的纸脱落下来，那些纸是从学校的笔记本里撕下来的。在布满灰尘的桌子上方，用毛笔写的七个大字仍然完好无损：“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些字激励着我，让我走下去”，穆正武说。他最近回到天华山村（音）探亲时说。这些字伴随着他历尽千辛万苦，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贵州，进入北京一家著名的法学院。
乍一看去，这位25岁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似乎像是证明了中国的教育仍然有着强大的社会均衡。但仔细看看他所走过的路会发现，这块教育天地严重倾向富裕的城市“精英”，远离农村学生。一些人经受了令人心痛的牺牲。
穆正武的家非常贫穷，他同样聪明的二哥不得不上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以便让他能继续留在课堂上。
他学习格外的努力，但在天华山，他要耗费比北京的学生多好几倍的努力，而要进入顶尖的大学，还会进一步受到“配额”的阻挡，该配额压倒性地倾向大城市的学生。
穆正武是他们村唯一考上研究生的人。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在中国，大约只有3％的农村贫困学生能进入大学。据上海政府的数据，在繁华的上海，约有84％的高中学生进入大学。
“无数的人在这条路上掉下来”，穆正武说。“我能上中学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他1988年出生在贵州山区——中国多年来最贫困的地方，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
他在天华山村长大。在那里，狭窄的小巷里散落着干草和粪便，水牛在泥泞的小溪里洗澡，当地人给土地烧香祈求丰收。他的父亲在种田之余做收废金属的生意。他的母亲是文盲，但她对教育坚信不移。他们家建在牲口棚的上面，以保护这些值钱的牲口被偷走。
作为男孩，穆正武切干草和放牛，直到7岁才开始上学，他9岁的哥哥和他一起到学校复读一年级。三年后，他的两个哥哥和几个村的孩子们一起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学校。
穆正武和他的朋友们回忆说，因为纪律涣散，男孩子们在10岁时便开始喝酒、抽烟和追女孩子。男孩们撬断教室里长椅的腿，挥舞着扭打。穆正武说，“老师管不住我们。”
1998年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贵州省，每个学生的学费一年相当于34美元，相比之下，北京的学费是211美元。此后费用在上升。根据教育部的数字，2011年，贵州每个学生的学费是552美元，北京是2985美元。
2001年，穆家失去了大部分的牲畜，一些废金属交易得来的钱被偷了。要给三个男孩支付每人每学期约150元人民币（约25美元）的学费简直不可能。
那时在上初中的大儿子已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但穆正武和老二穆正文（音）都想继续上学。穆正文做了牺牲。
“我年长，所以我应该退一步”，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如果我坚持的话，我们谁都上不了学。”
虽然低年级的教育是强制性的，但在当时，学费令到一些贫困家庭对教育是“可望而不可及”。在2008年，实行了9年免费义务教育，但课本的费用仍在那里。而中国关闭了许多乡村学校，把他们合并成区域学校，这增加了交通和住宿费用，从而导致了农村更高的辍学率。
穆正武的父亲对借钱羞于启齿，所以他母亲到处找，发现了一个人愿意以每个月2%的利息借给他们300元钱（约50美元），作为穆正武一年的学费。
2001年，他进入了在安顺市郊区的第9中学。他住在学校，靠吃米饭和泡菜过活，每周的生活费是10元（合1.50美元）。因为营养不良，一个学期下来，他得了肺结核。他的肺感到灼烧，他回到了家乡修养，接下来的秋季才复学。
穆正武说，在9中，老师对学生采取体罚，因为那里大多数的农村孩子“太顽皮了，城里有很多诱惑，如广告牌、放在公共娱乐场所的游戏机和恶作剧。”
他相信教育才是他的出路。穆正武的眼光瞄准了全市最好的高中：安顺2中。许多富裕家庭可以在那里买到一个位置，但对于穆正武，考进去是唯一的选择。
但他有一个劣势。在穆正武所在的9中，一些老师甚至都不能讲标准的普通话，更别说能好好教英语了。没钱请家教、买计算机和辅助的学习工具，他干脆专心致志地读他的英语教材。
穆正武说，“每天晚上，我在校园里的灯柱下背诵课本，直到凌晨一两点钟。”
2005年，他考入了安顺2中。
他回忆上高中的第一天，他的母亲陪他去报道。她穿着绣花的棉布裙，扎着腰带，这身传统的打扮已经过时几十年了。
在学习上，他比城里的同学落后。他搬出了校园，以避开校园里的强制关灯，这样，每个晚上，他能多学几个小时。他说，“相比城市里的学生，我们必须花费两倍或是三倍的努力。”周末的时候，他不得不帮助干农活。
他的高中费用每年超过1万元人民币（1500美元）。根据斯坦福大学的农村教育计划，中国的义务教育不包括高中，而他们的平均学费是全世界最昂贵的。
他的二哥穆正文当时在一个轮胎厂工作，每个月挣几百元，他每星期给弟弟大约100元人民币（15美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吃早餐，避免社交活动，只有衣服穿坏了才买新的。他的对象了解到这些后，她悔婚了。穆正文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弟弟，我是自愿这么做的”，他在一个深夜接受采访时说。他现在在杭州的一家纺织厂工作。每天他要花12小时看着这些震耳欲聋的机械化纺织机。
他现在有妻子和一个儿子。但是，当他谈到自己中断学业时，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睛。“我怨我的父母，他们只能养活两个孩子，为什么还要生第三个？”他弯下腰，默默地哭了一会儿。
在安顺2中，穆正武依然勤奋读书。2008年，他的高考成绩是605分，远远超出了566分的一本录取线。他被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录取。如果他是一名北京的学生，他会可以进入更负盛名的清华或北大。
在重庆，他每年的开支约为1.5万元人民币（2450美元）。他借了助学贷款。他的父母向亲戚借了钱，甚至向政府撒谎以得到一点农业企业贷款。
他说，“到大学一年级结束时，除了我和另外一个农村学生，我们班每个人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贫富之间的差距是如此惊人，让你自然会开始讨厌有钱的人。”
中国顶尖的学府仍然高度偏向本地的城市生。例如上海复旦大学，在上海市每1万名申请的学生中，有117人被录取；而在全国每1万名外地申请人中，只录取两名。
穆正武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去年，他被北京理工大学法律研究生班录取。他得到了国家的全额资助，他们家也开始了还债。
穆正武把从夏天教学打工中挣来的2500元钱（约400美元）寄回了家。不过，在他回家探亲时，他53岁的父亲责备了他。
“我不想让他去赚钱”，他父亲说。他坐在一张沙发上。他的皮肤被晒得黑黑的，指甲因几十年的辛勤劳作而伤痕累累，相比之下，他的小儿子皮肤白皙，一副学者的模样。
“他应该努力学习，出国去”，他父亲说。“我希望他能够为人类创造幸福。”
他的母亲背着孙子，在给家里做晚饭。她远远地做着手势，邻居们和家里所有人都过来一起吃晚饭。只有老二穆正文一家仍然在杭州。
“我亏欠第二个儿子”，他父亲说。
穆正武说，他希望有一天能让二哥弥补上他所牺牲了的教育。
“这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想它了”，他二哥说。“我将尽我所能，为我2岁的儿子挣钱，让他将来能上学。”
原文：Rural China to Law School Is Journey of Ineq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