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种种声调，预设出舆论体制内的周旋空间，是该放下幻想，接受真相了。
记得在一年前，在关于如何解读中国梦的文宣策略时，曾有师长提醒，大意是：习近平的媒体方针还不甚清晰，他与中宣部之间的关系尚需确认，总之是在下结论之前，还得等等看。从习回答纽约时报的问题看，这个时间点已经到来，现在是可以下判断了。
纽约时报的提问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在美国放宽对中国人签证后，中国政府是否也会宽待纽约时报记者的工作签证？习近平用了一个比喻、一个俗语以及一番外交套话给予了否定回答。纽约时报写了篇劝喻风格的社论，说他“应该具备应对真实的审视和批判的能力”。
暂且不管那个比喻和“解铃还须系铃人”的俗语，习氏的外交套话中依旧是媒体要在法律框架内运行，要遵守中国法律云云。这番话常见于外交部发言人抵挡外媒追问的时候，属于政治正确、没有实质含义的敷衍话，既保险又保守，很能反映他的媒体观。
从中国梦的文宣开始，中间经历了南周事件、反宪政讨论、周小平现象等意识形态的话语争论，当然也包括维权律师被捕、四中全会期待以及依法治国梦等等所形成的舆论交锋。当时出现一个有意思的逻辑是，最高层不知情，是被文宣部门“绑架”的。
很长时间以来，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网信办与习之间，都被改良派与泛自由派认为切割出“不信前者”与“寄望后者”的界限。他们很不愿意承认，三者对舆论治理的思路是一体的。针对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很有一些争论，但无改泛自由派的“明君”盼望。
北京文艺座谈会之后，最高领导人与意识形态部门的关系若何，习本人的媒体观和舆论观是什么，一下子清晰起来。将其切割出去，以确保他在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成为“不粘锅”与“白手套”，被事实击碎。对泛自由派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将媒体管理置于所谓法治的框架下解释，自然会获得冠冕堂皇的理由，可这些仅仅是没有现实感、或者说取消现实问题的一套陈词滥调。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被期待了大半年，体制内外改良派拥抱这次会议以重新定位改革话语，可其矫饰的一面相当刺目。
至此而言，最高领导人的本相与幻象已然重叠到一起，露出他真实的媒体思路——对国人而言，这些原来是很熟悉的，并无意外。这也表明，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在媒体乃至于舆论圈发生的一系列所谓“倒退”现象，其来有自，不存在所谓的“分裂”，其实始终如一。
习近平在回答外媒提问时的媒体素养，肯定也是对内媒管理的最高等级的思路。对泛自由派、改良派、以及各种“伺机活动派”来说，接受这样的真相是残酷的。如果继续选择无视，继续用自我蒙骗面对实际，声名一再狼借已是必然，智商也会被取笑。
来自党魁的回答，反映到政治心态上，最终对大陆媒体评论的话语转变将起到一个分水岭的作用。体制内外改良派重镇《炎黄春秋》杂志，近期遭受压力更换负责人，也更早地佐证这个问题。以种种声调，预设出舆论体制内的周旋空间，是该放下幻想，接受真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