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七日夜里十一点半多，到了校场路英雄广场的时候，纪念人群已经散去。几个小时前，这里聚集了前来悼念省医陈仲伟的人，满地白烛、鲜花已经被清扫完毕，而且显然是用水冲过，水渍痕迹明显。几个练习滑轮的，枯燥地重复，滑过蹲在黑影中的闲人。
转悠了一圈，不得门径。返回时，要路过省医门诊大楼门口，远远望见肃立的年轻人，走近了发现火烛的光影，再近些，看见多个背着战术包的警察站在外围，默视蜡烛的阵营。这里原来是另一处纪念场所，只是夜深，临近终了，悼亡的人打量着白烛与医院。
七日夜悼念陈仲伟的活动，完全自发，走上街头的人群中，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秩序井然，人们在公开展现丧仪所带来的尴尬与拘谨中，释放着对不幸亡故者的追念与惋惜。这是七八年来，广州市民再一次走上街头，而上一次则要追溯到四年的反日游行。
08年奥运火炬的传递，广州和其他城市一样出现狂欢一样的景象，人群堵塞街道，爬上巴士，挤满桥头。09年11月，反对垃圾焚烧项目，人群在老城心脏地带的市府游行，坐地抗争。10年7月，撑粤语行动挤爆江南西地铁站。12年9月，广州街头反日游行。
广州在尚存可以自夸的市民社会特征的时代，上街聚集，表达抗议，将公共意见带到公共场所，向来有着官方、媒体与市民乐见及默认的习惯。但是以09年那次作为转折点，广州的公共治理急速收窄，走上街头从市民自发演进到特批，街头的气氛就变味了。
纵观这么多年广州街头的人群聚集，激荡着大小两条主线，要么是为民族，要么是为社区，要么是为全体，要么是为小众。纪念医生这次，不大也不小，没有民族或社区因素，单纯是纪念受害者，确实是让人惊讶的。医患关系的网络争议，只在广州有了线下的呼应。
按理说，对于一个拥有健康价值观的人来说，如果全部参加上述四件街头活动，是难以想象的。你不能既反日，又撑粤语，就像你不能既反日又反建那样，但具体到悼念医生这次，反日的到场收敛戾气，撑粤语的点燃一支蜡烛，反烧的前来默念，倒是不意外。
四年间，公共议题所驱使的人群再也没能在广州街头集合。这一方面是公共议题的衰落，导致凝聚力与号召力锐减，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街头管控的力度增强，导致弱议题无法在街头借势。悼念医生这次，靠死亡成全了召唤，关键是它不会挑战街头秩序。
表达伤医的痛感，不在街头活动中扮演“角色”，是这次聚集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而在反烧、反建、反日、撑粤语等运动中，无一不是表达出强烈的角色扮演意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去角色化是一个趋势？如果是，十年一觉广州梦并未因为杀医纪念而苏醒。
如此这般温顺的表达伤感，在街头当众切掉了抗议这条运动的“阑尾”，街头运动终于无害化了。这也使得，没人再去提及那个杀人后跳楼自杀的凶手，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要是有谁谈及凶手被孤独隔绝与被遗忘，他那分崩离析的世界，该会多么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