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2日的北京，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中国政府是否会同样放宽外国记者的签证条件时，中国主席习近平回答，“一辆车如果抛锚，我们都要下车检查哪儿出了毛病”。
应该说，这个比喻并不高明。即便是被比喻为汽车，如果没有违背正当法律，签证也不会自己抛锚，而只可能是被人扎胎。据悉，《纽约时报》等新闻机构的一些记者，包括专栏作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他们的签证在申请时遭到拒绝，因此无法进入中国。
受此特殊待遇的显然不止《纽约时报》一家。有18年中国大陆工作经验，时任路透社资深记者的慕亦仁（Paul Mooney），在2013年申请中国签证时遭拒。而长期关注中国民间社会的日本学者麻生晴一郎，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于北京机场与深圳边防被强制拒绝入境。此外，根据报道，彭博社（Bloomberg）的数名记者，也曾因各种缘由，迟迟拿不到赴往中国的签证。
文革之后，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在政治模式上，仍然维持了列宁式的党国体制。在这种模式下，极权政党完全垄断权力，而各类媒体机构，不过是权力支配下的宣传部门。2012年以来，当局进一步加大对传媒舆论的管控力度，整治意见领袖，扫荡网络微博，以极端文宣的势态，“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最近，官方热捧周小平，将其打造为“御用”意见领袖，便是这种极端文宣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这种打压下，近年来一时兴起的网络自媒体，其传播空间基本萎缩殆尽。一些知名的媒体人与意见领袖，要么遭到当局的封杀甚至拘禁，要么不得已闭嘴或者改行。国内的职业媒体人与新闻记者，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而同时，官方主旋律与五毛们热烈互动，甚嚣尘上。
在几乎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体制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民间舆论的清扫。如果说，当局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么就只剩下某些秉奉信息自由的国外媒体人与学者，仍在坚持报道中国的真相，甚至有时还会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提出批评。根据回应，《纽约时报》认为，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为其新入驻华记者颁发签证，并在中国境内屏蔽了时报的英文与中文网站，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时报刊登了有关中国政治精英财富的报道，让中国政府感到难堪。
显然，对于很多国外媒体，这种封杀策略颇有成效。2012年，彭博社在记者签证受拒、媒体业务受阻的情况下，对运营方针进行了调整。据报道，彭博社高层主管，下令撤发有关中国政商界的深度报道，同时引入内部审查机制，以过滤掉政治敏感的内容。类似，像《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路透社（Reuters）这样的知名外国媒体，它们的中文网站，已经没有任何敏感内容。这些获准可在中国境内访问的传媒网站，在内容题材方面，已经完全地中国化，与它们的中国同行，在外观上基本没有任何不同。
中国的庞大市场，足以对任何一家外国媒体，产生巨大的诱力。在一般情况下，按照该国的合理规则行事，以此作为分享该国市场的前提，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新闻与评论服务，并非是单纯的私人消费品，而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公共属性。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既是媒体从业的基本伦理道德，也是衡量媒体服务品质的重要指标。屈从于强权的意志，对报道内容进行自我审查，不但有违基本的行业操守，丧失尊严，而且也有损媒体自身的信誉，伤害品牌；这既不值得尊敬，也不见得精明。
作为对中国领导人的回应，《纽约时报》宣称，“从不打算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变更自己的报道――不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同时，“时报要为读者负责，他们期待、也理应获得关于时事以及那些影响世界的人物的最为真实的全面讨论”。当下，各大外国媒体，甚至还包括某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或为订阅或为订单，对中国的一些严重问题选择性无视，趋之若鹜地只是想在中国市场上分一杯羹。在这种大氛围下，《纽约时报》能够坚守媒体道德，继续担任监督与批评权力的“第四权”角色，凸显自身价值，着实值得为之击节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