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极权在观念上已陷入维谷，既失去了未来，也无法得到历史。
2014年10月20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已有国内外多家媒体报道造势，声称“依法治国”，将成为本次会议的主题。这一提法，与自由派长期以来的“法治”主张，在字面上颇为接近，而这也似乎给某些人士，带来一些“改革”的希望。
但是，只要对体制的话语，稍微具有一些常识，就不难分辨，体制所谓的“法”，与法治之“法”，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极权体制与生俱来，在理论与实践上严重分裂。所以，在中国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政治词汇，其实往往包装着截然相反的政治实践。例如，“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不是民主，而是专政；同样，“依法治国”的核心，不在于法，而在于治，实质上只是对统治手段的一种强化。法治之法，其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在于民众的授权。现代语境下，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正如极权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并非民主，极权下的依法治国，也绝非法治。
中国当下的新极权体制，一方面继承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另一方面，也在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大量吸取统治的元素。例如，最近中共高层所提到的“礼法合治”，指的便是中国自秦朝以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外儒内法”的帝国形态。
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主张以严法律民治吏，以谋术御臣，以强势立威。其中，帝国的严刑酷法，用以强国弱民，威慑官吏，属于法家的“法术势”这一帝国构建理论中的最为关键一环。历经秦国数代君主的践行，秦始皇最终实现武力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
然而，法家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道德观，以支撑政权的合法性。借用现代的术语，也就是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秦之后的汉代，则对之进行改造，“霸王道”杂之，以君臣父子的儒家伦理学说，包装暴力统治的法家实质，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
历史上的皇权专制，一方面通过法家体制垄断暴力，以实现统治能力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儒家教化，降低民众的反抗意图与冲击能力，以达到统治成本的最小化。在传统的农业帝国时代，中国的外儒内法，是一种稳态的专制统治模式。
不过，对于试图破坏一切传统社会关系的极权体制来说，衍生于父权思想的儒家理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威权政治观，与极权在观念上并不兼容。在毛泽东的旧极权时期，儒家学说被彻底批判，而法家思想，则被大肆吹捧。中国的共产极权，在观念上复制类宗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国家构建方式方面，则可看作是对古典法家理论的继承与强化。
而对于当下来说，体制的意识形态日趋破败，新极权急于寻找一切资源，用以填补意识形态的巨大空洞。尽管体制很有可能，对传统的稳态“外儒内法”有所企用，但威权式的儒家政治观，并不足以支撑极权式的暴力规模。现代工商社会的规模与复杂程度，早已与农业时代不可同语。而为了压制这种巨大的社会潜能，极权体制的所能支配的暴力，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传统的威权帝国。
在这种权力与社会的本质冲突之下，极权体制，并不能顺利转型为外儒内法的威权政治。否则，在减缓暴力压制的过程中，被长期刚性压制的社会，将会爆发式地释放出强大的反抗冲击，从而对极权形成的不可估量的巨大风险。因此，体制最终，也只能回到专政的极权老路，以继续封压社会；而儒家伦理，最多只能被用以覆盖体制外的部分群体，以达到竭力对抗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目的。
对于极权体制而言，“礼法合治”，或许听上去很美，但仍然只是一个画饼。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早已幻灭，而外儒内法的专制传统，却也无法返回。作为旧极权的继承者，新极权在观念上已陷入维谷，既失去了未来，也无法得到历史。即便是竭尽所能地从传统中翻掘，最终的可能，也只会是舍礼而取法，从而继续当下的礼崩乐坏。如果新极权一定要回归传统，那么至少可以肯定，中国既不会回到两宋，也不会回到汉唐，而是回梦到帝国历史的起点秦朝，一个真正“依法治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