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的正式成立大会，于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注：本文写于2005年）。在这跌宕起伏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民为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虽然历经艰难困苦，付出了巨大代价，民主共和的目标至今仍然未能实现。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回顾当初同盟会成立时的那段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仍然深具意义。
大清朝气数已尽
十九世纪中后期，满清王朝逐渐陷于衰落之中。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清廷被迫应之以“洋务运动”。但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导思想的“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运动，是在门户大开被动挨打的情况下，企图用西方先进的器物，来维持清廷腐朽的统治，当然不会达到目的。甲午战败，宣告了机会主义“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处境迅速恶化，除了《马关条约》导致严重丧权辱国之外，西方列强也试图开始瓜分中国。在风雨飘摇之中，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颁布诏书宣布变法。变法的内容包括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广开言路，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以及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等。
戊戌变法的内容，虽然较纯粹致力于“器物”的洋务运动有所进步，但仍然局限在实用的层面上，并没有触动清朝君主统治的根本。但是，即使这样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变法，也为保守派所不容，短短一百余日即行夭折。
维新志士的鲜血洒落北京菜市口的那一刻，实际上也宣告了大清朝的灭亡。在世界近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在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候，一个连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都不能施行的政权，显然已经没有了未来。在慈禧太后扑灭“百日维新”仅仅一个月之后，义和团匪乱即在山东境内迅速升级，并在其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四处蔓延彻底失控，可说是冥冥中的一种天意。
义和团暴乱深深撼动了满清王朝的根基。在经历了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民被滥杀，外国公使被害，外国使馆被围攻，八国联军登陆，北京大屠杀，全面镇压拳匪，多名大臣被正法，出卖各种主权，赔银四亿五千万两等等一番折腾之后，大清朝已经是气息奄奄了。
兴中会与华兴会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经历了罕有的混乱、签订了空前卖国的“辛丑条约”之后，逃难的慈禧一行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奉命焚香挂彩鞭炮齐鸣，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清廷似乎又能延续下去了。
但是，遍布中华大地的志士仁人已经对之绝望，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中国，成为越来越清晰的共识。许多人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创办报刊宣传进步思想，并秘密成立各种组织。
最早出现的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为宗旨的组织，可以追溯到一八九四年由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孙中山于一八八零年代在香港求学期间，即萌生了救国图强的思想。一八九四年六月，青年孙中山将自己有关国家政治改革的思想，写成一篇八千余字的陈情书，托人辗转交到了李鸿章手里，但李鸿章却对此态度冷淡未加理睬。一个月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这一切让孙中山认识到，积弊已深的清政府已无可救药——“和平方法，无可复施”，毅然决心立即行动起来，以武力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真正属于中华之共和国。
当年十月，孙中山从上海经日本到达檀香山，以在当地华侨中联络志同道合者组建革命团体。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率二十余人，在檀香山一位华侨的寓所，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宣誓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此后，孙中山以此作为革命纲领，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
另一个著名的反清秘密团体是黄兴创办的“华兴会”。黄兴一八七四年出生于湖南，曾就读于长沙的城南书院和武昌的两湖书院，并以官费生赴日留学一年。早在一八九九年闻知义和团起事时，黄兴就准备组织革命，但因“同志太少，孤掌难鸣”而暂时作罢，但一直留心结交同道。
一九零三年六月，黄兴结束在日留学回到国内。此时的中国，情况与几年前已经大不相同。《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地沸沸扬扬，人心思变。这时候，在一九零三年六、七月间，上海和北京两地又分别发生了《苏报》案和沈荩案，致使舆情大变。
《苏报》本来只是上海一家商业小报，在章士钊被聘请为该报主编后，开始大力宣传反清革命和建立共和的思想，先后刊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清政府因此要求上海租界当局取缔《苏报》并引渡两位作者，后来两人被收监入狱。
一个月后，北京又发生沈荩案。沈荩是湖南人，曾经长期从事反清活动。一九零三年，他在报章揭露清廷与沙俄签订卖国密约，引起各方强烈反对，清廷恨之入骨，将其逮捕两月之后，于七月将沈杖毙。
消息传出后，各方群情激愤。章士钊声言：“前言满族之虐待我汉族，而尚有忠奴为之解脱，自今观之为何如？同胞视此，则直以为满政府于吾国民宣战之端，吾国民当更有一番严酷之法对待满政府”。
所谓“严酷之法”，就是要推翻满清政府，而行动的第一步就是结社组党。
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一户人家里，一群青年男子正在举行生日庆祝会，生日主人虚岁刚满三十，是一位身材厚实，面孔饱满，蓄有短须，神色凝重的男子，该男子正是黄兴。宴会参与者约二十余人，包括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等后来著名的青年志士。在热烈的气氛中，一个名叫“华兴会”的秘密组织诞生了，这被认为是当时国内第一个以反清民主革命为宗旨的革命组织，可以说是九年前孙中山在海外成立的兴中会的国内版。
作为会长，黄兴作了主旨发言，在重申了“推翻满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的革命目标后，黄兴更提出了革命的具体设想：“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喉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藉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近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居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这一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掩人耳目，华兴会对外称为“华兴公司”，业务为“兴办矿业”，“凡属重要同志，都给以股东名义，以便参与起义机密”。公司的口号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初看好似生意上的切口。
此后，华兴会会员又分别在湖南、上海、东京等地创办了“同仇会”、“黄汉会”、“爱国协会”、“新华会”、“十人会”等组织。各地志士仁人也纷纷创办各类政治组织，如蔡元培、章太炎在上海创办了“光复会”，其它如湖北的“日知会”，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社”，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大大小小的反清组织和会社，在各地秘密建立了起来。
海内外纷纷成立的各类反清组织，虽然数量不断增多，但仍然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彼此之间缺乏联络和协同；另一方面，不断发展的形式，不断紧迫的革命要求，需要有一个更大更紧密的组织来达成领导和实施革命的任务。就在这时候，一个看似偶然的契机，导致了一个更大的联合组织“同盟会”的创立。
同盟会的创立
“华兴会”成立后，即于第二年策划组织长沙起义，结果因事前泄密而流产，黄兴逃脱后避走日本，于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底到了东京。十二月，黄兴与百余名留学生共同组建“革命同志会”，以“从事民族革命”。第二年年中，黄兴再次返回国内筹划起义，旋即再次因事泄而避走日本。此后，黄兴继续与留日学生多方联络，以等待时机再行起事。
就在这时候，孙中山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欧美考察和革命宣传，于一九零五年七月十九日返回日本东京，不久之后首次与黄兴相会。
据与孙、黄两位都熟悉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回忆，一九零五年夏天，孙中山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有一天到他家里访问，问起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没有杰出人物，宫崎推荐了黄兴，并欲请黄过来一会。孙中山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两人一起径直前往黄兴的寓所。宫崎回忆道：
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阪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和我同住过的末永节，那时和黄兴同住在一起。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边，忙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有许多学生在里面，立即做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们会意，随即出门等待。片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风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讲礼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我虽然不大懂中国话，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和末永节互相频频干杯。大约有两小时，孙、黄两人专心商议国家大事，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他们才举杯庆贺。
早在孙中山回到日本之前，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就已经闻知孙先生的大名，陈家柽、宋教仁等人更是把建立革命组织的行动暂时延缓下来，虚位以待孙先生的到来。因此，孙中山与黄兴相会后，提出在日本建立一个联合的革命组织的建议立即得到了赞同。
七月三十日，由黄兴、宋教仁、陈家柽等人分头召集留学生约七十余人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会议开始时，孙中山作了一个小时的讲演，论述了革命的途径，也谈到了革命成功后的建国方略。并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提议组织名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则以本组织为秘密组织为由，建议删去“革命”二字，得到大家赞同，于是正式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为“同盟会”。
孙中山并拟定了入会誓词，众人推黄兴、陈天华审定润色后通过，誓词为：
联盟人××省××县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年×月×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此后举行中国同盟会入会仪式，孙中山先领众人举右手宣誓，然后领人到隔壁房间传授接头暗号。仪式结束后，孙中山与新会员一一握手，说：“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
据说在开会过程中，因为到的人数大大出乎预料，以至地板支撑不住，一根枕木被压断，发出了一声巨响。孙中山说这是将会推翻清朝的吉兆，与会者都禁不住热烈鼓掌欢呼。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东京赤阪区日本友人阪本金弥住宅中，中国同盟会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约百人。大会确定了中国同盟会章程和组织结构，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孙中山随即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在总理缺席时主持会务。大会开至下午五点，在全场沸腾的“万岁”声中结束。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活动有了一个影响广泛的组织中心，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民国初年某报评论：“考吾国革命由来已久，志士之亡命海外者不可胜数，惟漂泊无定，势力微弱。直至孙文、黄兴二氏相见于东京之后，革命事业方见发展，收联络之功有一泻千里之势。今日之成，当时运动之力居多也。”
同年十一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报》发行后，“风行海内外”，对于宣传革命起了很大作用，许多人读报后大为感奋，愿以推翻满清为己任，决然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后迅速发展，孙中山对此十分满意，说：“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几乎在同盟会成立的同时，终于感觉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清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搞“君主立宪”的改革，并派出大臣前往欧美作相关考察，以期挽救垂死的命运。但是，在已经错过良机之后，清政府此时迫不得已的改革，可谓为时已晚。同盟会的成立，实现了海内外反清力量的大同盟，奠定了未来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注定了腐朽的满清王朝覆灭的命运，一个民主共和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
倏忽之间，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回顾历史，思想今天，不免令人感慨。中国有着深厚的专制政治之传统；马列的思想、政治和文化入侵，又使我们遭遇了史所未有的专制复辟；中国的民主化因长期遭遇极权专制统治，而走在最后的艰难历程上。然而，在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将仍会激励着今天的中国人为走向共和、完成共和而艰难奋斗到底。
2005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