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
八、庐山会议上的“俱乐部”与“秀才们”（一）
一、两次庐山会议，何其相似乃尔
庐山真不是一块福地。中共在庐山一共开过三次会，第一次会毛泽东打倒了彭德怀；第二次会毛泽东记下了陈伯达一笔账，第三次会毛泽东打倒了陈伯达，并且与林彪彻底闹翻了。
永福堂也不是一所吉宅。前一个主人彭德怀，后一个主人田家英，都没有落下好下场，全都是“歹活歹死”。
庐山的三次会议概况：
第一次：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前后共45天。其中7月2日—8月1日为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原计划纠左，结果跑偏，搞成反右倾。
第二次：1961年8月23日—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第三次：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原计划继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结果却加剧了分歧，加速了分裂，形成了又是一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本文略过第二次不表，简单的评说一下第一次与第三次。
第一次庐山会议：打倒了彭德怀和他的“军事俱乐部”；
第三次庐山会议：打倒了陈伯达，敲打了林彪。实际上宣告了毛林分家、林彪失势。温都尔汗的折戟沉沙其实是第三次庐山会议的延续。
历史有时呈现了无限的诡异！第一次与第三次庐山会议，这两次会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次庐山会议，毛在不利的情况下作了7月23日的长篇讲话；
第三次庐山会议，毛也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所用的手法，所讲的话语，针对的对象，所走的程序，要达到的目的，几乎全都大同而小异。
这两次庐山会议就好像是一前一后出生的“双胞胎”，第一个孩子屙出来后，第二个孩子又在肚子里憋了11年。
历史这位特殊的“女人”当然是不讲究“十月怀胎”的人类规律的，在那几十年里她服从的“制造历史”的伟大领袖“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说得雅一点“似曾相识燕归来”，说得俗一点“祸不单行，福无双至”。
但还是祖师爷马克思说得最哲学：“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可不是嘛！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毛林这两个欢喜冤家互掐，确实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而第一次庐山会议彭德怀及其军事俱乐部的覆没却是一曲壮烈的悲歌，它对中国的前途，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完全是灾难性的。
如果没有这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国人民也许会少饿死一、两千万；如果没有这第一次庐山会议，也许就没有两年多后的“七千人大会”，导致了毛刘的深刻分歧；如果没有第一次庐山会议，也许就不会有七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二、“俱乐部”与“秀才们”在组织上与思想上的联系
第一次庐山会议揪出了一个大集团，叫“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也常常被叫做“彭黄张周反党军事俱乐部”。
除了这个“大集团”外，还有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最终幸运地没有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而是被芝叫做“秀才们”。
“秀才们”的含义及范围前后是有变化的，比较清楚的是“四人案”。“四人案”明确是指芝身边的四个最大的大秀才：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
吴冷西对“四人案”有一段回忆：“我们‘四人案’一直审查到10月，彭真同志两次找我们谈话，我们给中央写了检讨和申辩，最后毛主席10月17日找乔木、家英、我和陈伯达谈话。他说：你们在庐山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两类人，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这两类人。
这样‘四人案’至此才算结案。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家英和我回到他的书房，一进门他手舞足蹈，猫身在地板上翻了一筋斗，大声说：‘主席是了解我们的。’”
为什么说“秀才们”的含义与界定都是变化的呢？
会议前期，周小舟作为芝的前任秘书，李锐作为芝的兼职秘书，所以他们也属于“秀才们”。
但在后期，芝为了加重对他们的惩罚，将他们划入了“俱乐部”。划入“俱乐部”的还有一个周惠，但此人后来作为彭德怀的墙脚，被芝挖了过去。
毛泽东对“俱乐部”的态度基本上是格杀勿论，对“秀才们”的态度是“法外容情”。
但“秀才们”与“俱乐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首先表现在组织上。
“俱乐部”的四人中居末席的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原先也曾较长时间担任过芝的秘书，并与芝的现任秘书胡乔木、田家英的关系都相当好。
周小舟又与李锐是长期的同事关系，周在担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时，李锐就是他的副部长。
李锐是芝的兼职秘书，与英的关系更好。
而黄克诚在解放后曾经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是周与李的老上级，关系一向好，黄的人品一向为周与李所尊重
其次表现在思想上。
“俱乐部”与“秀才们”的所有成员都对芝发动的大跃进不满，都对老百姓的疾苦关心。在芝看来是臭味相投，他们自己则是“同声相求，同气相投”。
比如，彭德怀与周小舟都是湖南湘潭人，在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在湖南考察时就由周小舟一路陪同的，他们俩先后到过彭的家乡乌石，毛的家乡韶山，平江起义的发源地平江，所见所闻都一样，看到的都是到处虚报产量，高额征收，干部作风恶劣，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他们感同身受，一路上的议论高度一致。
彭在考察时还给当地的干部规定了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搞强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社员房屋，不准毁风景林。
有一件事必须一提，彭在平江县作调查访问时，58年12月22日早晨，有两位老人到住所来见彭德怀，其中一位在土地革命时期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暗中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钢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看似平平常常的一首诗，对于心中装着百姓的彭德怀读来就无限凄惶了，他小心翼翼地将纸条夹在笔记本里，并在笔记中写道：
“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彭的一腔热血沸腾了，他决心到庐山来“为人民鼓咙胡”了。
彭的“万言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是老百姓请求他写的，是他答应了老百姓要这样做的，他不能说话不算话啊！何况我们的、人民的彭元帅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战争年代他是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和平年代他是铮铮铁骨的大英雄。
田家英在上庐山前的经历也与彭差不多。
他也下了乡，他在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作实地调查。这个公社竟然曾经放了亩产2万4千斤的大卫星；仓库里粮食屯子高耸着，竟然是在厚厚的稻草上面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谷；英也查看会计报上来的账，上面满记着“大跃进”的成绩，经过再三做工作，这才知道还有一本真实的账，那上面才记载着实际产量的真数字。按照假的账，粮食多得不知哪儿放；按照真的账家家户户挨饥荒。
看着百姓的苦日子，英满怀忧患，在大丰写了一首诗《京兆书生》：
十年京兆一书生，
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
惭愧万家百姓心。
满怀着对“万家百姓”的惭愧心理，英当然也是要在庐山上为百姓“鼓咙胡”的。
1959年的七月，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田家英、李锐这样一些心里装满了老百姓疾苦的人住在同一个庐山上，开着同一个会，议论着同样的问题，他们怎么可能不“同声相求，同气相投”呢！
这种组织上的千丝万缕联系，思想上的高度共鸣，使得“俱乐部”成员与“秀才们”在庐山上必然形成了互相呼应、相互关照、相互支持的局面。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芝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芝写信给张闻天，信中指责彭德怀与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俱乐部”与“秀才们”才是有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