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司马迁《货殖列传》的伟大，在于真实地道出了人类的困境：不论你道德品质有多高尚，不管你是君王还是小民，生存的基础，永远是物质的。没有物质基础，所有的宗教与艺术，思想与精神，自由与尊严，都无法依附。追求财富，几乎是人的本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非常坦率地承认：神农氏以前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从《诗经》时代以来，我知道人人都追求口腹声色的享受，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遵循这一规律，其次是以利诱导，再其次是教育，第四是以制度规范，最差劲的办法是与这一本性对抗，只唱道德的高调。他非常肯定地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人的管理，就是欲望的管理。人一要生存，二要自由，这两个根本的欲望，都离不开物质的条件，追求财富，并非坏事。
老子认为，最好的社会，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开倒车的做法，让人重回愚昧时代，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之所以在前期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学生子贡，而子贡恰好是个富人。孔子七十弟子中，子贡是个大商人，最富，出门都是结驷连骑，接待都是诸侯国君，所以，对孔子学说的宣传，他的作用特别大。与孔子同时代的释迦牟尼，创造了佛教，同样，传播者也主要靠国王和商人，他也与两者关系最好。在当时情况下，知识只有依靠权力和财富才能得到传播。
司马迁以非常冷峻的目光，回顾他以前的三千年中华文明史，对着这个喧闹的世界，以十几个财富故事告诉后人：创造财富的人，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人。
司马迁写了范蠡、白圭、猗顿、乌氏倮、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月闲、师史、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等全国有名的富人故事。他们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勤劳节俭型，商业运作型，科技创新型，政治赌博型。当然，能长久富裕之家，常常是几个因素的综合所致，并非单一致富者。
宣曲任氏是勤劳与节俭致富的典型。任氏的先人，是国家粮库的官员。以前的国王、贵族、官员基本世袭，到秦朝的时候，任家依然做粮管所所长。当秦末大乱的时候，别人抢着存放金钱珠宝，任氏只窖藏粮食。后来楚汉相争，相持于荥阳，战争经年，老百姓无法耕种，所以，一石米达到万金的天价，任氏因此发了一笔国难财。战争结束后，任氏成了货真价实的富翁。但是，这个富翁依然不改本色，非常节俭。别人买田地、牲口常常贪便宜，任氏从来不这样，他都买最贵、最好的田地与牲口，生产效率高，产出多，所以几代都是富户。尽管如此，任家的家规依然严格：不是自已家生产的粮食布料不吃不穿，公事没做完不得饮酒吃肉。他们一家是当地人的榜样，大家都非常敬重任家。
冶炼业，是当时的先进技术，铁器，是最先进的产品。邯郸郭纵、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都靠冶铸发家，富甲王侯。蜀地的卓氏，原先在赵国以冶铁起家，是个富翁。秦灭六国后，财产被秦朝没收，人员也被要求迁徙。卓氏夫妇只好推着辇车，跟着迁徙大军前进。被迁徙的人中，有钱的都纷纷贿赂官员，希望留在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靠近葭萌就满意。只有卓氏不这样做，他认为，此地狭窄贫瘠，不宜生产和贸易，反而要求远迁。到了临邛，他发现了铁矿山，就在这里住下，重操旧业，以先进的技术开采、冶炼钢铁，开展贸易，逐渐又成为富翁，家僮千人，富可敌国。
贸易流通一直是致富的重要渠道，古今中外皆如此。洛阳处于经济中心，所以，从事商业致富的人特别多。许多穷人，都将学习经商当成改变命运的手段。他们常常长途贩运，贱买贵卖，以从中获利。其中的师史最有名，他常年搞长途贩运的大车就有几百辆，分别行走于各郡国之间，为了赶时间争利润，常常是数过家门而不入，所以，他家有资产七千万，全国闻名。
桥姚也靠做贸易起家，他做的是边境贸易，以中原的物资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换牲畜产品，从中牟利。到了汉朝政府开拓边疆的时候，桥姚已有马千匹，牛几千头，羊上万只，家中贮藏粮食数以万钟，成为了当地巨富。
政治赌博型的致富，《货殖列传》中仅有一例。汉朝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东方震动。中央政府出兵平叛，命令首都长安中列侯封君都要上前线。置办马匹、铠甲、军械都需要钱，事发突然，从军的人只好仓促筹资。因为叛乱在关东地区，大家对中央政府能否迅速平定叛乱心存疑虑，也怕参战者身死沙场没人还钱，所以，当地的私营钱庄都不敢借钱。只有无盐氏胆子大，他借出了千金，但是，利息是平时的十倍。幸运的是，这场平叛战争只化了三个月，就以中央政府的完全胜利结束，无盐氏借出的钱和利息全部可以收回，所以，一年之间，他就骤然发家，进入了关中巨富排行榜。
从历史看，主导社会的力量，不外是暴力（即权力）、财力和智力。文明进步的体现，是后两者起的作用越大、前者的作用越小。因为财富和智力创造，都以限制王权、平等相处为前提，如果权力随时可以剥夺财富，富人就无法长期生存。中国历代王朝，即使和平时期，王权对富豪们的财富掠夺，也时常发生，除了权贵之家，富户很难久存。加上王朝更换频繁，私有财产更得不到保障，财富最后都为权力者通吃，知识也只为权力服务，结果是“万财归权”、“万智归权”，所以，社会形态总是呈低水平的循环状态，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最低层次的暴力。
司马迁说，亿万富翁可以与王者同乐，他们是不带王冠的王者，即所谓的“素封”。如果真的能实现财富与权力的平等，那社会就真的有了希望。让这位先哲没有料到的，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里，我们并没有多少进步，他的预言，也成了一句真实的谎言。
以后的两千多年，在王权更替中惟一能保持富贵的，仅孔子一家，是货真价实的“素王”，代价是，孔家丧失去了祖先的尊严和自由，彻底成为权力的工具。
2014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