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第一章、第九章刊载

【《杀佛》(袁红冰、安乐业著)不仅破解了中共鸩杀十世班禅大师的世纪之谜,具体指出了策划和主持谋杀的直接犯罪人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胡锦涛、温家宝、胡春华等人,更论证了十世班禅大师是当代藏传佛教复兴运动、当代西藏文化复兴运动、当代西藏复国运动的精神领袖。二零一三年秋《杀佛》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一位居士甚至自愿出资印刷一万两千余册《杀佛》,布施给台湾每一座注册的寺庙,可见《杀佛》的震撼性影响力。中共对《杀佛》极其恐惧,以至于在上海开设书店的台湾著名连锁书局诚品不敢让《杀佛》在其台湾的书店内上架。二零一四年五月份诚品在香港的书店更将《杀佛》以及袁红冰其他有关西藏的文学作品《金色的圣山》、《燃烧的安魂曲》、《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全部下架。

现征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同意,在网络上摘登《杀佛》第一章“我的宿命”和第九章“西藏命运在生与死的锋刃上艰难行进”,以飨读者。——《自由圣火》编辑组】

《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
(袁红冰、安乐业著)

第一章 我的宿命
——佛的双眼流出猩红的血

第九章 西藏命运在生与死的锋刃上艰难行进
——习近平说:“达赖现在穷得只剩下转世灵童这个‘宝贝’了。”

第一章 我的宿命
——佛的双眼流出猩红的血

“心灵的苦痛是哲学和文学的永恒主题。”对于我,这个箴言却意味着宿命。

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总是让种种尘世间心灵的苦痛与我的命运正面相撞。每一个心灵的苦痛都像一柄烧红的刺刀,深深插入我的心中;这种心的疼痛就是我的宿命。于是,表述属于这个世代的心灵悲剧便成为我终生的精神苦役;彷佛我的笔天生就是尘世心灵苦痛的代言人。

《杀佛》这本着作书写的正是关于一个活佛的命运悲剧,悲剧所蕴涵的心灵苦痛同时也属于藏人族群。这位活佛就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二零零零年,我去探访一位十五年未曾谋面的同学。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同窗共读,我们曾经是挚友。本科毕业后,他和北京大学的十几位校友一起,远赴西藏工作,而我则继续留在学校。从此我们便天各一方。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去探访老友,是试图让我疲惫的心得到某种安慰。然而,甫一见面我就发现自己错了。这位老同学好像受到了时间的诅咒,正值壮年却衰老得如同一段长满白发的枯树,而且,他的双眼黯淡无光,像两片早已被生命遗弃的发霉的夜色。显然,我前来寻找慰藉,然而,我面对的,却是一个比我更需要安慰的残破的灵魂。

在铁铸的沉默中,他为我切肉,置酒,然后,用目光邀我一起举杯狂饮。烈酒很快就把我们之间的沉默烧成深红,他灰暗的眼睛也被痛苦的神情照亮,于是,他开始说:“你还记得那个叫胡春华【注1】的吗?他是中文系的。毕业那年,我们一起来到西藏。一九九二年,他被胡锦涛【注2】提拔当共青团西藏的书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胡春华请在西藏的北京大学校友到他家里喝酒,庆贺升官。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醉到不能走路,只好睡在胡春华家的客厅里……。”

这位同学的声音暗哑而低沉,像一阵衰弱的烧焦的风。但是,一件令我惊心动魄的事情却从他的叙述中清晰地呈现出来。

第二天接近中午,这位同学才从宿醉中醒来。胡春华已经上班,房间里没有其他人,静得如同墓穴。这位同学起身,想要找卫生间。酒意朦胧间,他拉开客厅角落里的一扇狭窄的门。门内的景象立刻使他的酒意在惊悚中风消云散,荡然无存。

门里面不是卫生间,而是一个壁橱。窄窄的搁板架上,一盏低度数的暗红的灯发出黯淡的光,给壁橱蒙上一层古老血锈的色调,显得阴气森森,犹如地狱。壁橱正中挂着十世班禅大师的像,两只铁锥分别扎在班禅大师【注3】双眼的眼球上,他的面颊间还有用红油漆画出的两行从眼睛中涌出的血泪。班禅大师唇边依然飘拂着佛才有的祥和的微笑,双眼中却涌出猩红的血泪——这既意味着苍天和大地都会为之哀悼的悲情,又似乎是佛的苦难命运的象征。

这位同学震惊地凝视着班禅大师被铁锥刺瞎的流血的双眼,一时不知所措。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意间窥视到胡春华的一个隐秘,而这个隐秘同时也属于中共铁血强权。即使无意间窥视到别人的隐密也常常意味着危险,而且,隐秘的性质越严重,危险便越致命,更何况他所发现的隐密与铁血强权的罪恶直接相关。

凭着侦查学的相关知识,这位同学轻轻关上壁橱的门,接着掏出手绢,拭去留在门把手上的指纹,又用拖布抹去壁橱门前地板上的鞋印。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才离开胡春华的家。他想要消灭一切能够使自己同这件事联系起来的痕迹,但是,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迹,却难以磨灭。

班禅大师于一九八九年初入灭。大师圆寂之后,关于大师是死于谋杀的传言便不胫而走,像一缕冤魂,随风在西藏高原上飘荡。根据从胡春华家壁橱里看到的十世班禅大师的像,这位同学不能不确信那个传言是真实的,而胡春华定然在谋杀班禅大师的政治阴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胡春华出生在湖北省。那里曾经是古楚国巫文化滥觞的瘴疠之地,专生毒蛇恶兽。迷信鬼神,崇尚巫术,乃是巫文化的遗风。谋杀某人之后,为了避免他的鬼魂来索命复仇,谋杀者必要用铁锥,或者荆棘、钢针,钉入受害人的双眼——依照巫文化的信念,刺瞎被谋杀者的双眼,他的鬼魂也就会由于盲目而迷失在永远的黑暗中,找不到复仇的对象。虽然在文化的意义上,胡春华已经背弃了精神的祖国,并且与共产党的精神源流,即德国犹太人马克思属于同一个族群——他们都把物性逻辑视为价值之王,都把心灵归结为物性逻辑的分泌物,但是,犯下弒佛重罪之后,胡春华显然无法只依靠西方唯物主义哲学的信念,就彻底消除内心的恐惧,于是,他不得不从巫文化最阴郁、恶毒的部分,寻找精神的慰藉。不过,从他用铁锥刺瞎班禅大师像的双眼的那一刻起,他也就彻底刺瞎了他自己的良知之眼,此后,他将完全丧失理解和欣赏美与高贵的事物的能力。

多年以来,这位同学对于那次他在胡春华家里发现的秘密一直守口如瓶。他知道,一旦讲出这件事,他可能面临杀身之祸。除了危险的意识之外,让他保持沉默的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天,他是受盛情之邀,才去胡春华的家中赴宴;如果他把这个无意间发现的秘密讲出来,就无异于背叛同学情意的小人。更何况胡春华升上高位之后,对于在西藏工作的北京大学校友,多有关照,同学之情殷殷可鉴。

对于意志坚硬的人或者丧尽天良的人,秘密才不会成为精神的负担。可是,我的这位同学意志既不够坚硬,也还天良未泯,所以,无意间窥视到的秘密日夜都在折磨着他。他很清楚这个秘密中隐藏着杀佛的罪恶,而他的沉默使他觉得自己是杀佛的同谋。自从那天离开胡春华的家之后,这位同学便长期失眠——不是他丢失了睡眠,而是他不敢闭上眼睛;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会看到插进十世班禅眼球的铁锥,看到大师眼睛里涌出的血泪,还有大师唇边飘拂的那一缕属于虚寂意境的春雪般宁静的微笑。

“那个壁橱就是充满血腥气的地狱,班禅活佛的灵魂被囚禁在地狱里;佛在悲泣,眼睛里流出的是血……这个景象像一个恶咒,而我每时每刻都承受着诅咒。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只有把这个秘密讲给另一个人听,我才能得到解脱——打破沉默,才能为班禅大师打开地狱之门;班禅大师的魂回归佛境,我也才能摆脱恶咒的纠缠。今天你来了,对你讲出这个秘密,我就可以从恶咒中得到解脱。呵,我现在就轻松了,心的铁链已经解开。……可是你要答应我,絶不把这件事讲出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沉默中忍受折磨,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能够信守承诺的人。我知道,这个社会上如果还有一个守信的人,那就是你。……一旦把这件事讲出去,你我都会有危险,当官的可能杀人灭口。更重要的是,一定会影响胡春华的前程。现在,他的仕途可以说一帆风顺,春风得意。这几天,他被指定参加北京中央党校的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进行培训。听说胡锦涛还极力想把胡春华提拔到中央去工作。要是因为我们讲出这件事,毁了他的前途,也太对不起同学了。那样的话,我就变成了一个贼——人家请我到家里作客,我却偷走主人的秘密,让人家倾家荡产。所以,你一定不要把这件事讲出去,陷我于不义……。”——这番话是那天酒酣之际,同学对我的最后嘱托。

当时,直视着这位同学犹如风裂的石灰石般苍白、干枯的面容,我只能几乎看不出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承诺之意——虽然几乎看不出,但毕竟作出了承诺。之所以勉强作出承诺,是因为意识到,假如我拒绝他的嘱托,这个受到命运诅咒的脆弱的人,很可能会立刻变成一个疯子。当然,我也完全理解承诺的后果:从此我将代替他,用痛苦的沉默托起一个饱含佛的血泪的秘密;秘密中承载的千古悲情,将由于我的沉默而化作对我的终生诅咒。为此,我恨这位同学,恨他把良知不能承受之重转给了我。不过,愤恨之余,我很快又原谅了他,因为,他可以算是我的知己;他知道,我天生就是为了承受尘世的艰难和悲怆而活着或者死去。

聪慧的人宁愿在清醒中死去,也不肯在浑浑噩噩中苟活。我是一个聪慧者,所以,我决定查清十世班禅大师之死的真相。从世纪交替之际起的四年中,经过无数次努力,再加上天佑人助,一个超越班禅大师个人命运的历史悲剧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逐渐从中共极权政治阴谋的暗中浮现出来——清晰得就如同铁笔在铅板上刻出的图案,摆在我的面前。

从这个历史悲剧中,我看到中共铁血强权谋杀十世班禅大师的理由和具体策划实施的过程。其中每一个理由都在论证中共权贵的冷血、自私、对权力的贪欲,都在论证中共暴政对藏人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的暴虐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凶残;其中每一项具体的策划和实施都在论证中共权贵的虚伪、诡诈和黑手党政治的本质。

从这个历史悲剧中,我看到十世班禅大师,这位悲剧英雄的智慧与无畏,而智慧与无畏后面,是佛的大悲之心;他的高贵人格在宣读藏文化万年历史的精神遗嘱。正是班禅大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借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耀邦主政的时机,以超人的智慧和无我的英勇,在西藏高原上,在六百万藏人干涸的心灵中,播撒下佛教复兴和藏文化复兴的种子。十世班禅大师是上苍对藏人的祝福;如果没有十世班禅大师艰苦卓绝的努力,藏文化的命运之树或许已经在西藏高原上凋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一直持续至今,雪域高原如火如荼的藏人抗争暴政的自由运动,都是班禅大师播下的心灵种子开出的繁花和结出的硕果。十世班禅大师又一次论证了英雄和圣徒创造历史的真理。

从这个历史悲剧中,我再一次领略到佛学中最令人心灵震撼的菩萨的大悲之情。菩萨誓愿身入地狱,承受人类的全部苦痛与罪孽,直到所有苦难的命运都得到超生——十世班禅大师也是如此。大师的灵魂与情感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共极权下沦为人间地狱的西藏高原;他生命的足迹与藏民族的苦难命运重迭在一起;在最悲惨的时刻,他也与自己的族人同呼吸共命运,他是藏人苦难的代言人,所以,他为自己的族人承受苍天般沉重的苦难。如果说当代藏人的命运像一条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流淌的血河,班禅佛的千古悲情就是血河中的一朵最壮丽的浪花;如果说当代藏人的命运是在地狱中回荡的永不停息的风,班禅大师的意志就是那藏人命运悲风的不灭的魂。

佛血迸溅在极权铁幕之上,极权铁幕则遮天蔽日,试图把弒佛的大恶埋葬在九地之下,使之永远不见天日。来自天启的机遇使我与中共弒佛的阴谋正面相撞。然而,面对太阳都会为之放声痛哭的历史悲剧,却只能保持阴影般的沉默,这对于我,一个自少年时起便誓愿以侠义精神安身立命的人而言,乃是情感的酷刑。不得不咬碎牙齿,忍受情感的酷刑,是因为我对那个同学作了承诺——不仅是不愿辜负同学的信任,更是基于一项人格的信念:好男儿一诺千金。

理想主义者都相信梦境。十余年来,在许多次梦境中,我的魂都飘进那个被血红的灯光照亮的壁橱,班禅大师的躯体彷佛被恶魔的诅咒铸进布满血锈的铁壁间。有时用一片金霞,有时用一缕浅蓝的风,我为大师轻轻拭去面颊上点点猩红的血泪,但是,我不敢为大师拔掉插进双眼的铁锥,我怕那会让他更加疼痛,我怕拔掉铁锥之后,他眼睛中涌出的滔滔血河,会淹没人类的历史和堕落的尘世。

二零零九年,我为撰写《通向苍穹之巅》采风的过程中,知悉了一件点燃我情感的事件。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藏民族三十年前浴血起义的纪念日,在拉萨街头,一位神韵如金鹰的藏人青年,彷佛要拥抱苍天一般,向太阳展开双臂,冲向军警的方阵;同时,他的呼啸声在金色的阳光中闪耀:“我就是三十年前被你们杀死的起义者,我又转世回来了!”

我意识到,这位藏人青年的呼喊是再次复活的反抗意志的宣示,是自由之魂重返西藏高原的象征,是西藏复国理想永远轮回不灭的誓言。这一切的精神起点,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十世班禅大师在藏人心灵中播撒下的西藏文化复兴和佛教复兴的种子——每一粒种子都是一滴从班禅佛心中渗出的血珠。西藏的反抗意志、自由灵魂和复国理想已经重返人间,可是,班禅大师死于谋杀的千古奇冤,却依旧被铁血强权埋葬在政治阴谋中,不得见天日。面对此种情形,即使铁石之心也会因悲愤而迸裂。于是二零零九年早春,在位于喜马拉雅台地上的达兰萨拉【注4】,我举行国际记者会,首次正式公布十世班禅大师死于中共政治谋杀的信息。为继续信守对那位同学的承诺,我没有披露已经了解到的阴谋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的过程,当然更没有提到胡春华将铁锥插入十世班禅大师像的双眼一事。

我原以为,只要公布班禅大师遭受谋杀的线索,便会引起西藏流亡政府的关切,而以一个政治组织的能量立案并展开调查,比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更有利于为班禅大师雪洗浴血的冤情。可是,我遇到的却是冷漠。我知道,那种冷漠本质上不是针对我的,而是针对十世班禅大师。对于一位圣者和英雄的悲苦命运的冷漠,实际在表述某种意义上的人性的腐烂和政治的肮脏。我不禁再次想起一位中国女政治犯的遗书——被处决前,行刑者为阻止她在刑场上发出对暴政的诅咒,竟用生锈的铁丝刺穿她的下颚和舌头,然后,将铁丝拧成一个死结——遗书中写道:“即使对铁铸的墙咳一声,也会听到回音,可是,我向活人的心千万遍呼唤,却得不到一丝回应。”

对班禅大师的命运悲剧冷漠如寒霜者,以及用铁丝将女政治犯下颚和舌头拧在一起的行刑者,这两种人虽然时-空远隔,却有殊途同归之意——他们都要把真实埋葬死亡中;不同之处只在于,前者是通过消极的不作为来埋葬,后者则表现为积极的作为。

直视比铁铸的高墙更阴沉的人心的冷漠,我又陷于沉默之中。沉默是源于对人类的绝望——难道人类已经彻底背叛了道德良知和正义,难道人类的历史将由卑鄙的政客来书写。我在对人类的绝望中沉默着,直到二零一二年。这一年,我决意昂视阔步走出沉默,撰写《杀佛》一书,向世界全面彻底地揭示中共铁血强权决策谋杀十世班禅大师的历史背景、时代原因和具体过程;通过这本着作我要讲诉的,不仅是班禅大师的个人命运悲剧,还有藏人的心灵悲愁和现实苦难。我之所以决意走出沉默,是因为雪域高原上升腾而起的一团团生命的圣火,熔化了我对人类的绝望。

这是一个背叛心灵的理想并在物欲中腐烂的时代。二零一二年,丢失了灵魂的历史用庸俗的笔触记录下来的每一个所谓重大事件,无论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艺术的,甚至宗教的,基本都是由沸腾的物欲主宰,而与心灵无关。但是,就在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就在伸出手去便可以抚摸蓝天和彩云的地方,就在那金翼的鹰群和浩荡的万里长风栖息的地方——由安多、康藏和卫藏构成的西藏高原之上,一百多名藏人男女,为反抗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而点燃自己,把化为金色烈焰的生命作为神圣的祭品,献给自由和西藏复国的理想。

自焚群体中,有风蚀的岩石般历尽沧桑的老人,有灿若朝霞的少年和花季少女,更多的是年青的雪域铁汉,还有彷佛青铜雕成的高原美人。在人类万年的文化历史过程中,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藏人这样,以族群的名义点燃自己,用如此英勇悲怆而又灿烂辉煌的方式,表述对于自由的苦恋,对于心灵的忠诚。

中共极权暴政统治西藏六十年,藏人的命运是在血海泪涛中蜿蜒;藏人的苦难如高山巨岭横亘在历史的天际。藏人的自焚献祭者是在西藏命运的血海泪涛中点燃自己,藏人如山的苦难在为献祭者的正义性作证。每一个自焚的藏人都是一团自由的圣火,一盏礼佛的金灯;都是一首英雄的史诗,一只心灵的长歌——每一个自焚的藏人都是一尊金焰之佛。

中共宣传机器污蔑达赖喇嘛煽动自焚。事实上,达赖喇嘛不仅没有煽动,而且也没有能力煽动谁去点燃自己——即便是释迦牟尼佛或者上帝也没有这种能力。每个自焚者都是依照自由心灵的启示,让自己的生命在金焰中升华为璀璨而短暂的意义——人的生命本来就只能拥有瞬间,而与永恒无缘。藏人献祭者群体承受金焰焚身裂骨的人世间极致的苦痛,却在人类异化为丑陋的物性贪欲存在的时代背景下,为自己的族群赢得了不朽的荣耀——尘世间,唯有金色的火焰不会朽败;他们向历史证明了,藏人不仅是佛的选民,也是宁愿为作自由人而焚身献祭的英雄和圣徒的选民。

西藏自焚抗暴运动坚守的精神原则,与物性贪欲主宰的时代中人类的价值取向南辕北辙。尽管前者在九天之上,后者在九地之下,但是,在上者却不得不承受孤独。这正是属于堕落时代的精神悲剧。于是,“西藏在燃烧,世界在冷漠旁观”的现象,便成为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时代特征。

自由世界里,从标榜追求正义的政客到炫耀自由意志的文人,都只会偶尔把飘忽的斜视转向燃烧的西藏高原,似乎自焚抗暴运动是发生在河外星系的遥远事情;动物保护主义者则通过亢奋地呼吁关心流浪猫狗,来炫耀他们的人权良知已经超越人类的领域,可是,他们对西藏的人权灾难却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每一个被他们忽视的自焚的藏人,都是一份对暴政摧残人权的炽烈控诉。当东亚大陆的苦难在呼唤自由的拯救时,西方却首先必须对自由作出生命哲学的拯救。时代将灵魂出卖给物性贪欲,自由便沦为物性贪欲的囚徒,经济至上论因此甚嚣尘上。于是,中共暴政用金钱买下人类的良知,自由也就同时把自己出卖给对暴政的绥靖主义——为了从暴政得到满足物性贪欲的经济利益而绥靖。在自由获得高贵的生命哲学拯救之前,从藏人献祭者心灵中升腾而起的金焰,即便能点燃死灰,也难以点燃那一双双冷漠的眼睛。

在藏人献祭者的自焚抗暴运动前,中共暴政的千万御用文人一直保持着冷血而卑鄙的沉默。中共暴政六十年间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以推行文化性种族灭绝的血腥政策,可是,暴政的代言人温家宝【注5】,竟把反抗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自焚者,称为“恐怖主义”,从而为暴政进一步强化对西藏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正名——暴政就是要仗恃铁血强权,指鹿为马,颠倒是非。而中共着意培育其“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特务王力雄【注6】,则在历史的关键之点上“偶尔露峥嵘”,回报中共的栽培之恩,通过指称藏人自焚是“高度暴力”,为温家宝颠倒黑白之说提供理论佐证。然而,温家宝的荒谬之言,王力雄的污蔑之语,却似乎要在六十亿人类的整体沉默中,成为黑色的真理,鲜少有人为藏人献祭者仗义执言。这真可令太阳为之一恸——难道人类还活着,而良知已经死了吗?

成千累万自诩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者,费尽心机想挤在达赖喇嘛的光环下获得“知名度”的枯枝败叶般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还有不识自由为何物的伪自由知识分子,也对藏人自焚抗暴运动讳莫如深,三缄其口。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这批人深知,每一个为理想和心灵自由而自焚的藏人,都是一面明澈的“天镜”,“天镜”中会映出这批人的虚伪人格和属于鼠类的怯懦。

由于自知丑陋而沉默还算得上是“高贵”,其中更有寡廉鲜耻者,竟试图反客为主,掩饰其人格之丑——他们作出“生命导师”的道貌岸然之态,要求自焚献祭的藏人“珍惜生命”。这些终生都以虚伪和谎言表述其人格的伪类,他们的生命只配在日益衰朽的丑陋肉体中逐渐腐烂;他们根本没有精神能力去理解英雄和圣徒珍惜生命的方式。自焚的藏人通过让生命升华为自由的祭品,升华为灿烂的意义,来证明他们对生命的珍视;自焚的藏人承受烈焰焚身的苦痛,是在替人类守护一句刻在历史之巅的生命誓言:“不自由,毋宁死”。伪类们的行色只在论证堕落时代的堕落的现实——庸人俗物渺小的心中却充满属于上帝的自信,鼠类则获得嘲笑英雄和圣徒的自信。

最令藏人自焚献祭者黯然神伤的,可能莫过于达兰萨拉某些流亡藏人政客的态度。在藏人为争取作自由人的权利而不断点燃自己的过程中,这批大小政客却在忙于一件事,即竭尽所能,在一切公开场合切割他们同藏人自焚抗暴运动的关系。当然,实际上高贵的自焚献祭者也不会同政客有任何关系。“西藏在燃烧,世界在旁观”。而这些流亡藏人政客基于个人政治利害的精明计算,竭力向冷漠的世界,或许还有中共暴政,剖肝沥胆,证明他们的“清白”;他们甚至丧失了赞颂自己族人中的英雄和圣者的勇气,丧失了为献祭者吟咏一只安魂曲的道德良知和情感冲动。

我曾经久久凝视一张自焚者的遗照。那是一位少女僧人,十七岁,名叫桑吉卓玛。遗照的背景黑暗而坚硬,酷似一面铁壁;少女僧人的面容则像浮雕在铁壁上的丰盈的满月。眼睛是灵魂的栖息之所,少女僧人的眼睛流溢出淡金色的光泽,似乎预言她的灵魂即将嫁给金色的烈焰;俊秀的唇角挂着一缕宁静安详的微笑,那是得到天启的真理祝福的心灵才会有的神情。她的头颅微侧,右手托着下巴,显出几许少女如花的妖娆;右手手背间现出两行藏文墨迹:“西藏,我独立的祖国”。那些字迹宛似铁翅的蝴蝶,彷佛要趁风而起,飞向荒野间的花海。

在与少女僧人遗照的对视中,她的目光将一个金色灿然的嘱托一直送到我心的深处;她希望我蘸着藏人的血海泪涛,在峻峭的蓝天之上,为自焚献祭者书写墓志铭,以抗议这个冷血的时代。

我向来认为,人,至少自由人,本质是文化的存在,精神的表述。所以,在族群认同上,我重视的不是生理特征,而是心灵的风格。有鉴于此,我把藏人自焚献祭者引为我的族人——我们属于同一个种族,忠实于心灵和自由理想的种族。我不能拒绝族人的遗嘱,于是,我用这样一句话来回答少女僧人:“我心疼,所以,我书写自焚藏人的史诗与长歌——《燃烧的安魂曲》。”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便决意,也要撰写另外一本书,即《杀佛》,把中共暴政谋杀十世班禅的罪恶告诉世界。

五十余年前,藏人通过全民大起义,用英雄的搏杀,卫护忠实于心灵的生活方式;今日,藏人通过自焚抗暴运动宣示对自由的忠诚。半个世纪以来,藏人走过了由英雄的搏战到圣者的献祭之路,那是一条伸展在血海尸山间的艰难之路。中共暴政铁幕的阴影下,顽石都会破碎,铁块都腐烂,可是,西藏的自由之魂却依然如山花野草般顽强地活着。西藏的自由之魂没有湮灭于中共暴政的铁幕,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班禅大师复兴佛教与西藏文化的努力,归功于他在藏民族心灵中播种的复国的理想。

燃烧的西藏之魂在守望着人类对心灵和自由的最后忠诚;十世班禅大师则是西藏之魂的拯救者。所以,在班禅大师遭受谋杀的问题上,我不能继续沉默下去;继续沉默会让我失大义于天下。讲出事实真相,也并不只是为了给班禅大师伸冤,而更是为了把藏人命运的苦难与悲怆,藏人抗争暴政的惨烈与壮丽,还有藏人血泪丰饶的复国理想,刻写在深红落日之上——深红的落日与自焚献祭的金焰,都是关于灿烂凋残的生命哲理。

注释:

【注1】胡春华(一九六三年-)湖北五峰人。谋杀十世班禅大师的主要执行人之一。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九-一九八三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入藏工作。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在西藏青年报社工作,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任西藏饭店党委委员、人事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人事部经理。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期间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一九九二-一九九二年任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一九九二-1995年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年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一九九七-二零零一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二零零一-二零零三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二零零三-二零零五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二零零五-二零零五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二零零五-二零零六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二零零六-二零零八年,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任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二零零九-二零一零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注2】胡锦涛(一九四二年-),出生于江苏省,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四代最高领导人。

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一九八五—一九八八年,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一九八八—一九九二年,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一九八九年,要求独立的藏人举行示威游行,发生拉萨事件,胡锦涛迅速宣布戒严,用武力进行镇压。二零零二年-二零一二年,胡锦涛任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二零零四年-二零一二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二零零三-二零一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注3】十世班禅大师(一九三八年-一九八九年)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法名罗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藏传佛教格鲁派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

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坐床典礼后正式继任,成为第十世班禅喇嘛。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宁。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十世班禅任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此后,十世班禅大师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一九六二年十世班禅大师撰写了《七万言书》,以《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为题,递交给中共国务院。《七万言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政策进行了严厉挞伐。十世班禅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共在平叛、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十分严重,并且强调:这些问题和错误若不认真加以纠正,藏人将面临灭族灭教的严重危险。该报告被毛泽东定性为“反动派的疯狂反扑”。

一九六四年,十世班禅大师在一次万余藏人参与的传召法会上,提出西藏有权独立并号召西藏独立,宣告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领袖,并祝达赖喇嘛长寿。十世班禅大师当场遭到中共逮捕,后被中共指控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并被剥夺一切职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十世班禅大师被囚禁在秦城监狱。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世班禅大师获释,但被软禁于北京直至一九八二年。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力主恢复十世班禅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职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班禅大师开始在西藏实施了一系列涉及藏族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的重建与改革,并为三百五十万藏人摩顶祝福。十世班禅大师是西藏境内当代佛教复兴运动、西藏文化复兴运动和西藏复国运动的启蒙者、推动者和精神领袖。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禅大师死于中共的政治谋杀;圆寂地点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日,十世班禅大师的遗体被安放在黄金皮灵塔祀殿释颂南捷。

【注4】达兰萨拉:一九五九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带领八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离开被中共占领的西藏,开始流亡。同年四月一日,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在印度达兰萨拉组织西藏流亡政府,达兰萨拉也成为藏传佛教和藏传文化圣地。现在,在桑东仁波切主导下,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已经被取消,改称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

【注5】温家宝(一九四二年-),汉族,天津市人。一九六五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学历。一九八五起,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二零零三—二零一三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至二零一二年11月),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

温家宝的夫人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珠宝商。

【注6】王力雄:中国作家。二零零九年访问达兰萨拉时,受到西藏流亡笔会杨科加、松秀吉、才让嘉、那曲今巴等藏人诗人和作家当面抗议,抗议者指控王力雄是中共的文化特务,其访问达兰萨拉的目的在于破坏自由西藏运动。

第九章 西藏命运在生与死的锋刃上艰难行进
——习近平说:“达赖现在穷得只剩下转世灵童这个‘宝贝’了。”

十世班禅大师推动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和文化复兴运动,召唤西藏复国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西藏命运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禅大师魂归佛境之后,境内藏人从未停止的反抗运动,是在执行十世班禅大师拯救西藏命运的遗嘱。与铁血暴政抗争,争取作自由人的权利,当然是崇高而艰难的事业;令人遗憾之处在于,境内藏人反抗运动的艰难不仅来自中共强权,而且来自一个本来不应当为境内藏人的反抗运动增加艰难的地方,即达兰萨拉。

桑东仁波切【注1】任流亡西藏嘎厦总理十年。他主政时期,达兰萨拉痴迷于同中共暴政谈判,并公开申明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桑东仁波切主张的这条政治道路意味着大荒谬,其大荒谬至少有下列三项。

一、桑东仁波切主张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历史上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自由之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西藏主政者交出雪域国门的金匙,中共遂入主西藏。数年之后,中共便开始以“民主改革”的名义,在全藏区发动当代灭佛运动,试图摧毁藏人传统的忠实于心灵的生活方式,并通过灭绝佛教,从文化的意义上灭绝藏人。暴政逼迫之下,藏人举行全民大起义,用血河来证明对心灵的忠诚;又有八万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翻越喜马拉雅雪山,走上艰苦卓绝的流亡之路。那是一条通向自由的路,因为,它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铁牢——中共的专制恶法就是囚禁自由的法律黑牢。我因此赞誉达赖喇嘛,并尊称他为“当代摩西”,因为,是他,引领藏人走出作中共的政治法律奴隶的命运,走向自由;这条流亡之路既是自由西藏运动的起点,也是达赖喇嘛历史荣耀的起点。

现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桑东仁波切却要引领流亡藏人和西藏的命运,重新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即回到中共专制恶法的法律巴士底狱中,去寻找所谓“真正的自治”。历史不禁感到困惑,并追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有“真正的自治”,当年又何必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管辖,踏上艰难的流亡之路,到异国他乡去寻找自由;五十年沧桑,又回到命运的原点,即专制恶法的巴士底狱中,桑东仁波切将怎样面对那些为作自由人死在流亡命运中的藏人的灵魂?无论如何,我不相信,悖逆光荣的历史,背叛自己过去留在心灵间的足迹,能够赢得今日的尊严和自由。

二、桑东仁波切主张的政治道路违悖现实的政治结论。

从一九五九藏人大起义的血海泪滔,到今日自焚藏人生命中腾起的金色烈焰;从十世班禅发出“勿使我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的大悲之音,到十世班禅站在刀锋上宣示的复国召唤——所有这一切属于西藏命运的苦难和悲怆,都在表述同一个基本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只有奴役,没有自由;只有灭族亡国的痛苦和屈辱,没有自由人的权利和尊严。桑东仁波切盲目于藏人用无尽的苦痛书写的现实政治的结论,想在专制恶法之内,寻求以“真正自治”的方式获得自由,无异于痴人说梦,水中捞月,与虎谋皮;如果有一日他真得把自由西藏运动引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他个人或许能得到某种“历史地位”——那是中共暴政赏赐给奴才的奖品,而自由西藏运动将沦为铁幕阴影下的囚徒。

三、桑东仁波切主张的政治道路将自断境外自由西藏运动的命脉。

流亡境外的自由西藏运动的生命力之源泉,在于同西藏境内反抗运动血脉相联。强化这种联系,境外自由西藏运动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种联系被切断,境外自由西藏运动势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流亡藏人同境内藏人的政治联系,取决于流亡藏人是否作出努力,利用自由的空间,向世界和历史讲出境内藏人心灵的苦痛和政治愿望;如果流亡藏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理解境内藏人的苦痛和愿望,并代表境内藏人发出他们在专制铁幕下无法发出的声音,那么,对于西藏的现实命运,流亡者将像天外的一缕风尘,遥远而陌生。

正如境内藏人智者群体所指出的,自十世班禅大师蒙难之后,西藏境内反抗运动具有思想庆典意义的特征,就是西藏复国意识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崛起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失去祖国,就失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西藏复国,藏人才能获得自由人的尊严;藏人的自由之路,就是西藏的命运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的复国之路。但是,桑东仁波切却要把自由西藏运动带回到中共专制恶法的黑牢之中;他的政治路线背叛了藏人用红血和白骨表述的政治愿望,背叛了西藏复国的理想——桑东仁波切试图用他的政治路线之刀,斩断流亡藏人和境内藏人反抗运动之间的血脉联系。如果他最终成功了,他就斩断了境外自由西藏运动的生命线。

胡锦涛主政时期,中共对于流亡藏人最关注的有两件事:其一是预作全面准备,一旦达赖喇嘛圆寂,中共便立即开始操控寻找灵童的程序,以便最终像制造伪十一世班禅那样,制造一个伪十五世达赖喇嘛,从而让“达赖喇嘛”这个概念实质上变成披着绛红僧衣的共产党员;其二便是诱使达兰萨拉放弃“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

桑东仁波切一方面坚守背弃西藏复国理想的政治道路,另一方面则极力迎合中共想把“西藏流亡政府”这个概念从历史上抹去的努力。按照桑东仁波切退休前的政治安排,他退休后不久,“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便被放弃,代之以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随后,原来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也改称“司政”。至此,中共从政治上消灭“西藏流亡政府”的战略企图,在桑东仁波切心领神会的配合之下,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便取得历史性成功。

在现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没有表述就没有存在。而称号乃是经典的具有象征性的表述方式。放弃“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首先意味着达兰萨拉由原来的代表和领导境内外全体藏人争取自由的政治组织,退化成一个只管理十余万流亡藏人日常生活事务的行政机构,最多也只能算一个人权团体,而且是一个温和如羔羊的人权团体——面对境内藏人壮丽悲怆的自焚抗暴运动,他们所作的最积极的事,就是用冷漠的外交辞令切割与自焚者的关系,而不敢高声向国际社会讲出自焚藏人心灵的悲情、现实的苦难和所承受的人格侮辱,彷佛自焚藏人不是他们的族人,似乎他们和自焚藏人不属于同一个历史命运和祖先的血脉延续。

然而,事情还没有就此为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同中共签订十七条和平协议表明,西藏的主政者将绵延数千年的西藏主权交给了中共暴政——如果是被迫交出,那意味着历史的悲剧;如果是心甘情愿地交出,则不是愚蠢,就是怯懦。不过,十七条协议至少没有明确取消西藏政府,也就是说,作为藏人祖先政治遗产的西藏治权还一定意义上存在——主权是治权的灵魂,治权是主权的实现形式;治权作为主权的残迹继续存在,常会引发对主权的怀恋。现在,桑东仁波切埋葬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就意味着对西藏治权的否定,并进而彻底否定西藏主权,彻底得连一丝怀恋都不要。在此,人们不禁要问:当年交出西藏主权,藏人只换来了地狱之苦,只换来了几乎亡教灭族的大劫难;如今桑东仁波切称中共暴政之意,彻底否定西藏的治权,他究竟想干什么,他又能为藏人换来什么?

无独有偶。因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而没有资格再称“总理”,只能降格称为“司政”的洛桑森格,已经充分显示出他只是桑东仁波切的一条渺小的政治尾巴,而且在讨好中共的表现上,洛桑森格更加妖娆万端,媚态百出,像一只会讨主人欢心的宠物。当前,境内藏人正在用燃烧的生命表述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正在用红焰焚身裂骨的苦痛表述对中共西藏政策的悲怆抗争,洛桑森格却向国际社会公开宣称: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行政中央”,不挑战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也不追求在西藏改变中共宪法,实现自由民主;他要的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这个对中共本质和实际政治运作毫不了解的无知者似乎完全忘了,西藏现在实行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而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对于藏人的自由命运只意味着东方的巴士底狱。

洛桑森格的上述宣示,与境内藏人的追求与希望,可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风马牛不相及。我不能不意识到,洛桑森格,这个喝美国的爆乳母牛的奶长大的人,他完全不理解西藏高原上喝牦牛奶长大的藏人的心灵,就像他从来没有机会领略雪域高原上那浩荡之风的神韵。他的意识中只有西方政客功利实用主义的浅薄的小聪明,而没有藏人英雄人格的真实与坚硬。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小动物,曾经声称他代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六百万藏人。他根本不理解,一个听不懂境内藏人心底里的呼唤的人,声称自己代表所有藏人,只意味着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以及属于政治侏儒的狂妄。我有一言,请所有试图作六百万藏人代表的人们静听:你想要代表藏人吗?那么,就请你向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说出藏人心底里的追求吧;那已经浴血半个世纪以上的追求就是——自由西藏与西藏复国。

中共暴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而荒淫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中共暴政是对东亚大陆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类罪行的犯罪集团;中共暴政是中国历史上最阴狠无耻的卖国贼集团——它出卖了中国人文化的祖国,心灵的故乡。中国人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即中共暴政是当代中国的万恶之源;只有彻底挣脱中共极权对中国命运的统治,实现民主宪政,中国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现在争论的只是挣脱中共暴政统治的具体方法。桑东仁波切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的政治道路,以及洛桑森格上述一系列媚共言论,实质上是在论证中共暴政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也是在论证中共暴政存在的合法性。他们的论证不仅违悖六百万藏人的根本利益,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进程。也许桑东仁波切和洛桑森格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与中共暴政为友,与十五亿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国人为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外民运”的某些小政客仍然像街头拉客的妓女一样,拉着桑东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以及他们代表的政治道路不放。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中国“海外民运”不懂得他们要回到中共宪法框架内的政治路线对于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伤害,而是根本不在乎这种伤害。中国“海外民运”的某些小政客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早已年老色衰,为了不被命运完全抛弃,他们只在乎一件事,即如何利用一切机会证明自己还有剩余价值——能够同桑东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一起站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是他们所剩不多的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之一;当然,在那种场合,媚共的桑东仁波切和洛桑森格是明星演员,中国“海外民运”渺小如鼠的政客只是三流的伴舞舞娘。

桑东仁波切取消“西藏流亡政府”之举,既使境内外藏人的反抗运动失去了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组织,又摧毁了藏人继承自祖先的治权,并再一次彻底否定西藏的主权。正是由于这些政治效应,中共的涉藏官员才在达兰萨拉改称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之后,弹冠相庆,并将其归之于胡锦涛治藏的一大功绩。习近平主政之后,更用一句话说出此中关键——二零一三年五月,中共决策层召开的一次涉台、涉藏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放弃‘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说明‘达赖集团’进退失据,信心丧失殆尽,接近变成政治破落户了。达赖现在穷得只剩下转世灵童这个‘宝贝’了。这个‘宝贝’对我们保持西藏稳定还有一些‘剩余价值’。我们在政策上要作出一些调整,让达赖的灵童也为稳定西藏发挥一点余热吧”。

为摧残从十世班禅大师佛心中涌出的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西藏文化复兴运动和西藏复国运动,中共强权鸩杀十世班禅大师的肉身,又将他的灵童关在专制铁棺之中,成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幽灵,并把伪十一世班禅当作政治花瓶,摆在中共极权的殿堂上;与此同时,桑东仁波切则导致“西藏流亡政府”自残,并通过悖逆境内藏人反抗运动根本诉求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斩断了境内外藏人之间的政治血脉联系,现在,中共暴政剩下的只有一项当务之急,即捕获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习近平就此作出指示:“精心设计,谋定后动,一定要把控制达赖喇嘛灵童这件事作好,尽量避免出现两个班禅那样的现象。”根据这个指示,中共各涉藏机构在统战部统筹协调之下,已经高效率地制定出并开始实施诱使达赖喇嘛返回大陆的计划。地方当局斥巨资加速修缮达赖喇嘛故居,某些寺庙宣布可以悬挂达赖喇嘛法相,甚至有御用学者和官员放风——达赖喇嘛可以先到香港讲经,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回家乡讲经,等等这些动态都是上述计划的表现。一时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用化为烈焰的生命抗争暴政的自焚藏人和中共暴政的代言人,似乎都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回家。不过,只要不是白痴就可以一眼看出其中的原则区别——藏人祝愿达赖喇嘛能够归国,是希望他给雪域带来自由,给藏人带来尊严和复国理想的实现;中共暴政的代言人则指望达赖喇嘛回来,作一个摆在中共极权暴政殿堂上的政治花瓶,如此一来,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寻找转世灵童就自然沦为中共绝对控制的政治过程。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维吾尔反抗运动在新疆发动针对一处中共警察局的袭击;约二十名中共警察在攻击中被打死,反抗运动也有十余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共暴政的御用宣传工具和文化特务,一直试图让世界相信维吾尔反抗运动属于国际恐怖主义的范畴。然而,维吾尔反抗运动的上述袭击则明确划清了自己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因为,这次袭击的目标锁定的是中共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暴力机器,即警察局,而没有伤害不特定的多数人。

几百年前,伟大的卢梭提出,人民在暴政前拥有天然合理的起义的权利。从欧洲的尼德兰革命到美国的独立战争,都以历史的名义证明,如果人民丧失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人类社会直至今天可能都还在中世纪的千年专制暗夜中徘徊;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权,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缔造者。

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和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之间,泾渭分明,界限清晰,不可混淆。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为实现特定的政治意志,采取危害不特定的无辜者的生命财产的方式,造成社会恐怖的行为——要害是,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而对社会和一般平民实施暴力袭击。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权的基本特点则在于,起义行为打击的对象只限于暴政用以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专制统治的国家暴力机构,而绝不针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公共设施;就中共暴政而言,其国家暴力机构主要包括实行一党专制的共产党的各种机关、各级政府机构、警察以及武装警察部队。

长期以来,维吾尔人对中共暴政的抗争从未止息,不过,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维吾尔反抗运动对警察机构的攻击,则引起中共决策层前所未有的恐惧与紧张。因为,这次攻击所锁定的目标,明确属于人民在暴政前的起义权的范畴。中共极权专制已处于人神共愤、民怨沸腾的大危机之中,只要维吾尔反抗运动持续以中共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贪官污吏、警察特务及其相关机构为打击对象,势将逐渐赢得汉人的理解、支持,甚至直接参与,毕竟汉人也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这正是令中共决策层恐惧之处——中共不怕恐怖主义,因为,中共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最凶残的形式,即国家恐怖主义,但是,中共惧怕人民行使在暴政前的起义权利。

二零一三年六月末,中共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名称叫作“新疆西藏问题紧急工作会议”。同时开会研究新疆和西藏的问题,可见藏人的自焚抗暴运动也同样引发中共暴政的深刻恐惧。由于新疆问题不是本书关注的主题,所以,关于中共暴政通过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对维吾尔反抗运动的铁血镇压政策,在此不再赘述。

上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西藏问题,习近平却指定由现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作主题发言。由胡春华作西藏问题的主题发言,原因大致有两项。其一,胡春华虽然兼任广东省委书记,但他同时是中共寡头决策机构,即政治局的委员,负有对维护中共统治的全局性责任,同时,他也正在被重点培养为未来“中共第六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其二,胡春华有长期在西藏任职的经验,在镇压西藏佛教复兴运动和复国运动过程中,表现出维护中共极权统治的冷血的意志;更关键之处在于,中共把谋杀十世班禅,湮灭十一世班禅,扶持伪十一世班禅,视为控制藏人心灵,进而控制西藏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而在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过程中,胡春华为暴政立下“不世之功”。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胡春华此次关于西藏问题的主题发言,时间长达九十五分钟。现将胡春华此次发言的内容,用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述方式,摘要披露如下。

发言甫一开始,胡春华就以佞臣谄媚帝王之态,为习近平的治藏之策,献上溢美之辞。他称颂习近平把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作为下一阶段对藏工作的重点,乃是具有大战略眼光的长治久安之策。胡春华指出,控制达赖喇嘛转世灵通的关键是要使达赖喇嘛在符合中共政治利益的条件下,返回中国。同时,他也就诱使达赖喇嘛返回中国的条件,提出一项原则,即“政治问题上寸步不让,宗教问题上可以充分满足达赖的合理要求。”

胡春华解释说,“政治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原因在于,“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任何让步,都会在与我党长期荣辱与共、同心同德的藏族干部中,引起疑虑和恐惶,深刻伤害他们的感情,所以说,政治让步,等于自毁长城。”胡春华这句话意在说明,把灵魂出卖给中共的藏人官员是中共统治西藏的政治基础之一;对达赖喇嘛作出政治上让步会使这个政治基础军心动摇,士气涣散,直接威胁到西藏的政治稳定。

胡春华所说的“政治问题上寸步不让”原则,具体有下列三项内容:

其一,中共必须要求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公开否认西藏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胡春华认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迫使达赖喇嘛服从中共的意志,有利于从历史的角度彻底摧毁“藏独”的理论基础,以及西藏复国运动的情感依托。

其二,中共必须要求达赖喇嘛承认中共宪法对西藏高原的分割式行政区划的合理性,即承认历史上西藏的卫藏、康藏、安多三区的国土,按照中共现行宪法分属“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是合理的,同时公开放弃“大藏区”的诉求——中共所谓的“大藏区”,就是现在被分而治之的西藏历史上固有的国土。胡春华认为,只要促使达赖喇嘛从政治上放弃“大藏区”的概念,就一劳永逸地斩断了达赖喇嘛与西藏境内的藏人反抗运动的联系,因为,境内藏人反抗运动,一直是以由卫藏、安多、康藏三区构成的西藏历史上固有国土,作为复国理想的基础;这种联系一旦被斩断,达赖喇嘛就失去了政治能量的基础,变成政治的水上浮萍;境内的藏人反抗运动则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影响力的背景。

其三,中共必须要求达赖喇嘛事实上接受中共确认的伪十一世班禅,同时默认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更登确吉尼玛形消踪灭的事实。胡春华指出,藏传佛教转世灵童的认定表面上看属于宗教范畴,实质上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只要达赖喇嘛以默认的方式事实接受中共确立的十一世班禅,放弃他自己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就等于接受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即中共政权在转世灵童的认定上有最后的决定权,如此一来,今后世代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灵童转世的过程,都将处于中共的政治控制之中——控制了这两个灵童转世【注2】,就等于控制了藏人的灵魂。

在这个问题上,胡春华的发言还透露出更为阴狠的政治权谋。胡春华特别强调,达赖喇嘛一旦在十一世班禅的问题上作出中共所要求的妥协,不仅势必重创达赖喇嘛在藏人中的道德形象,而且会引发藏区一万多名“仁波切”,即汉语所说的活佛对达赖喇嘛的道德质疑,因为,灵童转世是万名活佛存在的宗教基础,在灵童转世的问题上任何出尔反尔、首鼠两端的行为,都会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胡春华就此总结道:“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灵童转世是荒谬的迷信,但唯物主义者更应当实事求是。现在一个事实是,这一万多名大小活佛在藏区有很大的影响,达赖喇嘛事实承认我党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势必引起这个群体的不满,他的精神权威也必将受到极大削弱。一个道德和宗教伦理破产的达赖喇嘛,也就不再可能拥有足以威胁西藏稳定的精神和政治能量。”

为诱使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全面妥协;中共准备在宗教问题上满足达赖喇嘛的愿望。就此胡春华在发言中提出具体的方案。方案的内容可以概括如左:在达赖喇嘛公开全面满足上述中共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分四步满足达赖喇嘛的宗教愿望:第一步,允许达赖喇嘛进香港举办法会;第二步,允许达赖喇嘛回到大陆,在五台山建庙,作为达赖喇嘛的道场;第三步,将雍和宫赠给达赖喇嘛,作为其在北京的驻锡地;第四步,允许达赖喇嘛返回青海和西藏,并以国家的名义,将布达拉宫的所有权交还给达赖喇嘛。

为诱使达赖喇嘛全面接受中共的政治条件,胡春华还在发言中提出另一个方案,即采取有效措施,继续强化达赖喇嘛可以成为中国十三亿人的宗教精神领袖的幻想。胡春华指出,胡锦涛主政期间,中共已经通过在全球“藏汉协会”和“中国海外民运”中长期培养的秘密力量,成功地制造出诸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人都视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幻想,并有效地运用这种幻想,强有力地影响了桑东仁波切等流亡藏人上层人士。

胡春华认为,上述幻想在促使桑东仁波切放弃“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后,通过渗透进“藏汉协会”、“中国海外民运”的中共秘密力量,进一步强化这种宗教幻想,势将有利于促使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彻底妥协。

在这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对胡春华关于西藏问题所作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胡春华的发言“有原则,有策略,有方法”。会议最后通过了习近平提出的今后一段时间涉藏工作的总体方针,即“坚定不移地维护西藏和其它藏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在这个前提下,以控制达赖灵童转世为工作重心,夯实西藏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中共建党日庆典之际,由刘少奇之子刘源和李先念女婿刘亚洲出面,邀请数十名“太子党”成员在北海仿膳举办酒会;酒会只有一个主题:为习近平执政出谋划策。酒会上,孔丹【注3】,中共资格最老的特务头子之一孔原【注4】之子,为习近平的西藏政治战略击节赞叹;孔丹有一个怪癖,即习惯用粗俗下流的形容显示自己的才华,他说:“近平的西藏政治战略高妙至极,大有诸葛孔明之风。现在我们已经控制了十一世班禅,如果再能把达赖喇嘛诱回国内控制起来,我们就等于捏住了西藏这头野牦牛的两个睪丸,看他还怎么撒野。能看到班禅和达赖听从我们党的号令,一代又一代互相认证转世,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比看毛片有意思。”

上述孔丹之言尽显中共暴政对西藏的鬼魅阴险之意,诡谲狡诈之心。不过,相信以达赖喇嘛的睿智如海,定然不会在中共诱骗之下返回中国,因为,那是一条通向地狱之路。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的藏人,只有在西藏摆脱中共暴政统治的自由庆典中返回家园,才是唯一光荣的命运之路。

现在,又有心怀叵测者把中共实施诱使达赖喇嘛返回大陆的计划,形容为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开始软化。不过,只要不是脑残,都会看出一件事: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不是软化,而是更加阴险;柔软的丝绸手套里面,是一只冰冷的铁手。

历史又一次把西藏命运推上生与死的锋刃——把西藏的未来永远关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只意味着西藏的自由命运陷于绝境死地;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铁牢,与走向自由是同一回事,无论五十余年前还是今天,情况都是如此。只愿藏人能记住一件事:为免于亡教灭族的命运,十世班禅大师曾经站在生与死的锋刃上,发出西藏复国的悲怆召唤。

注释:

【注1】桑东仁波切:洛桑丹增,一九三九年生于西藏扎洛,为第五世桑东仁波切,曾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二零零一年,当选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相当于内阁总理),二零零六年连任,二零一一年卸任。二零一二年,他主导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称号,彻底放弃了西藏延续数千年的治权。

【注2】两个灵童转世:根据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传统,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世代互为师徒,互相认证彼此的转世灵童。

【注3】孔丹,孔原之子,中共太子党核心成员。

【注4】孔原(一九零六年-一九九零年),原名陈铁铮,江西萍乡人。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

(《杀佛》(袁红冰、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十月出版)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