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巨子卢作孚(1893－1952)，是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他人品高洁，白手起家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被称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先父章乃器主持的中国征信所在调查报告中评价其人：“精明诚朴，勤苦干练，且具有百折不挠之精神”。
卢作孚平生处变不惊，抗战军兴，民生公司在1938年2月的通函中，以民族大义勉励员工“临难毋苟免”。同年夏，卢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民生公司损失船只16艘，牺牲员工100余人，将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抢运到大后方，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这样一位坚忍不拔的爱国实业家，为什么会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自杀？近年已有多篇文章提出推测，皆不无道理；但分析历史事件，除了探究背景原因，还要看谁是受益者。
1950年6月，卢作孚在中共领导人的一再邀请下自香港来归，该公司在海外的18艘商船也陆续返回大陆。两个月后，他与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公私合营协议，民生公司成为全国率先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七名公股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周恩来曾邀他留在北京担任重要工作，但卢作孚表示要先处理好民生公司的事务再来。
1950年至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民生公司陶建中、杨亚仙、冉庆之等大批重要干部先后遭到拘捕镇压，公司人人自危。不久，卢作孚也陷入一张精心编织的弥天大网：他在巨大压力下，被迫“资遣”了公司元老邓华益；在公股代表参加的公司干部会上，卢作孚遭到诸多指责，副总经理童少生发难说，1945年卢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是决策上的重大失误，造成了公司当前的困境。
1952年1月26日，“五反”运动正式发动。当时民生公司不仅承受债务压力，还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资金周转困难，而旗下的“民铎”轮又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忧心如焚的卢作孚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中央决定破例提供旧人民币1000亿元（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又来电确认此事，但童少生两次获知后均未告卢。2月8日卢自杀前的那个下午，共事多年的二人同坐在办公室里，童没有跟他说一句话。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会议上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
据作家赵晓铃最近发表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一文披露，2月6日上午的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生平首次当众检讨，并当场落泪。2月7日上午，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与西南党政最高负责人谈话并用午餐。谈话内容至今未详，但显然未提及贷款救急之事。
2月8日上午，卢作孚参加民生公司“坦白检举大会”，公股首席代表张祥麟作动员报告，并主动引火烧身，声称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卢的随身通讯员关怀当场揭发：卢曾请公股代表吃便饭、看京戏，同去理发代付钱。其实这些开销，都是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的。
与童少生相对无言一下午之后，卢作孚提前回家，随后发生了令人扼腕的一幕：晚8时许发现他服毒后，夫人蒙淑仪向民生公司求救，童少生携公司医护人员赶来作了简单救治，张祥麟11时后才赶到现场，11时40分卢作孚逝世。令人不解的是：仁济医院离卢家仅200米，三个多小时内，两位实权人物竟未将卢送医院抢救……
此后，民生公司立即转入“清反”，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其中两人被杀。官方《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及“内参”报道中，对卢作孚泼尽了脏水；面对员工自发的悼念，组织上提出要“彻底摧毁卢作孚思想的统治”。同年9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营，成为毛泽东褒扬的样板。1953年长江航运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司资产由长江航运管理局接管。
童少生后来历任四川省副省长兼交通厅厅长，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民建副主委、工商联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1984年病逝。张祥麟离休前是长江航道局党委书记。
民生公司实行小股东大公司制度，为保护股东权益，卢作孚曾多次抵制孔、宋等权贵资本的吞并企图。他本人在公司无股份，后虽接受少量干股，但从未领取分红，以总经理薪水维持生活，一生操劳身后萧条。
卢作孚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应以计划经济代替自由经济，以竞赛代替斗争。”他主张“建设现代集团生活”，创办了集教育、文化、科研、生产、生活设施于一体的重庆北碚实验区。“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的和谐社会理念，使他认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但“阶级斗争”的国家意志，彻底粉碎了他的现代化之梦。
“临难毋苟免”是卢作孚的宿命，身殉理想与事业，皆因哀莫大于心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