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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128:武汉大撤退,中国的敦刻尔克(2/3)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一百二十八(新抗战系列之五十)

卢作孚

但到了6月武汉会战爆发以后,由于大量难民和物资开始紧急撤离,都要从武汉向后方运输,顿时出现前所未有的可怕运输量。

而长江枯水期在10月底就会到来,换句话说,满打满算也只有4到5个月的时间。

当时陈诚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收编长江上所有船只为军事管理,这也是苏联人的方法,然后统一进行指挥。

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可以掌握大量船只,缺点也是极为明显的。陈诚他们所谓的军事人员毕竟不如船运公司精通运输工作。

很容易出现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导致就算有船但是无法使用。

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几个手下其实也控制几艘轮船,但因为指挥无方,导致轮船怕人员拥挤上船甚至不敢靠岸,最终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之所以很多地方那么差劲,究其根本都是外行领导内行。

所谓的外行领导官员,多半是上级官员的心腹或者裙带关系的人物,溜须拍马,奉承讨好是一流,但并不懂得实际的事情,也就是会当官,但是没本事。

外行领导内行,导致中国社会很多地方都是一片混乱。比如一些所谓的大工程,在专家技术人员一片反对声中上马,搞好以后几年内再炸掉或者拆除,几千万几亿就打了水漂。

更有一些国有企业,上面领导都是狗屁不通之流,把整个技术性很强的公司搞得乌烟瘴气,根本不具备竞争能力。这种企业只能依靠权力的垄断在国内嚣张嚣张,一旦跟外国企业竞争,瞬间就完蛋了。

所以,陈诚经过再三思考,报请蒋介石批准,决定放弃军事统一管理,走第二条路。这就是任命更擅长长江航运的民生公司,招商公司等几家民间公司来负责,军方给予控制和指导工作,因为他们是最了解长江航运的,是第一线真正的行家。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需要一定魄力的,尤其对于陈诚来说。如果武汉大撤退最终失败,他的下场怕是要跟唐生智一样,一辈子做个幕僚,还背负上千古骂名。

陈诚个子虽小,勇气和能力都是有的,他毅然坚持了。

那么,本文的主角卢作孚就出现了。

爱国资本家

卢作孚是民国最大名鼎鼎的企业家或者说资本家。

华人船王包玉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

由此可见,卢作孚在近现代中国航运业上的地位。

在民国期间,由于国家基础建设非常落后,战乱连连,社会混乱,政府腐败,洋人商业公司享受不平等条约等,中国人想搞好一个自己成功的公司谈何容易。

老萨写过著名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的文章。

董竹君就搞了一个饭店而已,也算费劲千辛万苦。董竹君艰苦的时候,曾经帮人家推过大车,去赌场赌博赢钱付欠款,甚至把女儿学习用的小提琴都抵押给当铺了。

同时,董竹君还在上海跟三教九流都打交道,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上海市市长,下到青帮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甚至街头的小混混,实在是不容易的。

董竹君至少有个做四川督军的前夫作为大树,也有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这比卢作孚好上几百倍。

卢作孚基本就是白手起家,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

卢作孚出生在四川重庆,小时候仅仅读书到小学,就因为家庭穷困而辍学。

他本人非常聪明,完全靠自学成为中学教师,教育界官员,之后又成为报社编辑。

在教书和担任记者的几年内,卢作孚深感在洋人企业面前中国企业的不堪一击,以及中国各方面同西洋巨大的差距,决定实业报国。

当时三峡水域都是洋人的轮船,洋人由于三峡地区航运艰难,所以风险大赚钱少,都不愿意怎么投资。

洋人的三峡水运搞的很差,不但运输量小,价格高,更重要的是服务态度极差,尤其对于中国人的服务更差。

在洋人的船上,基本不供应餐饭,全部都是自己携带,甚至连水也没有,基本就是给你一块小小的甲板而已。

而且洋人水手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动辄呵斥甚至打骂,卢作孚亲眼目睹过一个中国人误入洋人的头等舱,就因为这点小事,被一个洋人水手当面打了几个耳光。

这些搞的中国人都不愿意坐洋人的船,但当时因为没有选择余地,只得作罢。

卢作孚他们潜心研究三峡水运,觉得还是有利可图的,也完全可以击败洋人的公司

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

卢作孚从区区8000块大洋起家和1艘仅仅70吨小破船起家,经过苦心经营,精心研究航运业,以及和各种势力搞好关系。

当时卢作孚他们的小船速度快,航行安全,更重要的是服务态度极好,伙食也好,卢作孚甚至亲自上船给旅客服务。

这样单单第一年,民生公司就赚了2万大洋,随后大规模发展扩大。

规模扩大以后,民生公司的服务更是好。

民生公司加快了轮船改造和更新,增加了船上的救险设备和生活设施,安装了无线电台、电冰箱、蒸汽消毒柜、电风扇、收音机;增添了浴室、卫生间、阅览室、娱乐室;为旅客代办电报和邮件收寄业务,这些,过去在川江上的中国轮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1935年冬季,民国著名的女作家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从汉口乘船入川,坐的就是民生的船。她说,坐民生的船,感觉到一种“自尊的舒适”。

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后,著名作家胡风去重庆避难,搭乘也是民生公司的船,他在事后撰文说:“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

卢作孚这个人,是中国企业家的典型人物。他极为吃苦耐劳,在民生公司发展初期,他几乎吃住都在船上,以船为家。同时,他精明强干,对员工又非常好,对于本职业务极为精通,对三峡每一个险滩和暗礁了如指掌,他还把公司的船长和船员当做亲人。

甚至后来卢作孚在三反五反期间含冤自杀,他的几个船长居然冒险给这个反革命拉汽笛致哀。

这种情况下,民生公司在短短10年迅速扩大,连洋人的企业也被他们击垮了。

日本航运公司日清公司最后免费给人坐船,还送阳伞等礼物,一样招揽不到客人。

民生公司的经营之好可见一斑!

到了抗战前的1936年,卢作孚担任总经理的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几乎垄断了从武汉到重庆的三峡航运工作。

卢作孚能够达到如此辉煌的成绩可不是靠今天那些大型国企一样,完全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关才搞起来的。卢作孚依靠的是在商言商的经营能力,可以说,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对于三峡水运工作的了解程度,是全世界第一的。

那么,既然陈诚决定由民间公司承担主要的运输工作,那么卢作孚自然也被推到了第一线。

在当年,大发国难财的人不在少数,乘火打劫的更是不少。不要说中国人,就连日本商人也居然跑到日军作战的前线,将食品香烟以十倍甚至二十倍价格卖给日本士兵,大赚一笔。

而以爱国著称的德国人,在二战最后期纳粹就要垮台的时候,仍然有一些商人为了赚钱,大量生产昂贵的家具和工艺品,不遵守希特勒一切为军事服务的命令。

诸如《辛格勒名单》里面的辛格勒,他依靠贿赂买通德国军官,将大量质量平平的军用品卖给德军,价格还不算便宜。

卢作孚此时面前就有个难题。因为四川战乱长达20多年,根据以往的惯例,军方可以使用民间船只运输物品,但前提是必须全额付款,而且其中全款的一半必须立即支付,另外一半记账,等战争结束以后再支付。自然,延期支付的必须给利息。

对于这个约定,无论四川军阀,国民政府都是认可的。

当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基本就是三峡地区唯一的运输力量,按照这个标准运输上百万吨物资和几十万人,所获得的酬劳绝对是天文数字。

而且,如果你真的运输非常顺利,恐怕政府和舆论界也不会说什么!

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公司,如果此时候拼命捞钱,发国难财,还算是人吗?

卢作孚跟民生公司的大小员工经过仔细研究,最终决定仅仅收取成本费用,基本无偿的为国效力。

最终,民生公司收取的运费仅仅为正常商业运输费用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完全是无偿奉献了。

陈诚对卢作孚非常赞赏,奉命他为武汉水路联运办事处主任,实则负责民生公司在三峡的水运工作,后来卢作孚又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

当时摆在卢作孚眼前的是个可怕的烂摊子,这么多货物,这么多人要短时间迁移到四川去。当时民生公司只有24艘轮船可以用,每艘船只载重不过200吨到500吨,单程需要4天时间。

按照以往的惯例,就算24艘轮船玩了命,也绝对不可能将这这么多人和物资在3,4个月内运输完毕,至少需要1年时间。

南斯拉夫电影《桥》中,游击队指挥官跟游击小分队队长老虎有个经典的对白。

指挥官先说防御桥的德军有一个团,四面都是地雷,还有各种防御措施。指挥官还要老虎必须在七天后准时炸掉这座桥,不能早也不能晚。

老虎直截了当的说:这种条件,办不到。

但最终老虎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这是战争,就算办不到也要办,不然游击队5000个战士就会全部牺牲,一个也活不了。

这样的情况,老虎不愿意做也要强行的做了,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当时摆在卢作孚面前也就是这样的,有条件要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

像卢作孚他们这样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有自信,认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卢作孚他们面对艰难的处境,发挥了他们最大的能动性。

当时大量物资从武汉运输到300公里外的宜昌难度不大,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从宜昌经过三峡水域运送到重庆。

当时从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也就是说,正常必须走6天,无法再缩短了。

卢作孚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用优化流程的办法来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重庆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因为民生公司船只有限,完全按照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这样一来,经过流程优化,运输量迅速提高了数倍。

除了流程优化以外,还有船只的利用率问题。当时轮船超过1天就要设有卧铺,卧铺一般是4到8个人占一个仓位,而这个仓位如果硬塞的话,至少可以塞入8到20个人。

卢作孚认为,现在是战时,就不能再搞什么卧铺了,将所有卧铺一律取消,这样船只运载量也迅速提高了一倍。

同时,卢作孚他们又认为,很多物资体积虽大,但重量轻,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大轮船运输。在卢作孚的建议下,民生公司紧急征召了上千名水手和850艘大木船,2000多艘小木船,负责运输这些轻型物资。这样一来,运输量又大大提高了。

不过,代价是,木船没有动力,必须依靠纤夫拉拽才能经过三峡。无数纤夫被组织起来,他们在艰险的三峡悬崖上拉着纤,保证一船船物资得以通过。

大家都知道,纤夫是各种职业中最苦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就是他们的典型形象。这些纤夫为了国家民族,短时间内聚集起来,拿着微薄的报酬,以百分之二百的力量工作。他们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也是民族的英雄。

附注:2008年10月22日,宜昌大撤退纪念园举行开园仪式。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占地5000余平米,主体雕塑长15米、高9米、厚3米,由巨大的数字和铁锚组成,外形取船和长城之形。红色花岗岩浅浮雕再现当时装卸工日夜搬运上船,纤夫拉船抢过险滩等恢宏的历史场面,主题雕塑以“1938.10.11”这组特殊数字,突出了“宜昌大撤退”的时间内涵。

最后,运输中,码头卸货总是最费时间的一项工作。卢作孚征集了3000名码头搬运工,加快码头装卸货物的能力。原本需要3,4天才能清仓成功的工作,现在1天就可以完成,这样,运输量再次大大提高。

经过武汉会战前期和中期的战斗,民生公司已经运输了大量物资和设备,包括抢运了金陵兵工厂在芜湖的器材2000多吨,巩县兵工厂的器材14000多吨,随后又全力抢运汉阳兵工厂、汉阳泸河沟铁厂的全部器材等等。很好的完成了绝大部分撤退工作!

宜昌大撤退,只有40天时间,要么生存,要么毁灭

不过,撤退的最大高峰很快到来。

到了武汉会战就要结束的8月初,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出现南京那样的大屠杀,要求武汉地区的50多万市民疏散。

这样,到了10月初,武汉再次出现大规模的难民潮和物资潮,宜昌港再次出现大量积压。

这也将民生公司之前的努力瓦解了不少。

据卢作孚保守估计,此时尚有3万以上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物资在宜昌拥塞着。其中还有一部分全国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精华家产滞留在这里。

当时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之前虽然有大量物资需要运输,毕竟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都是长江丰水期。

而当时长江距离枯水期只有40天,却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物资和人员,那要怎么办呢?

如果在40天内无法将这些人员和物资运送到四川,万一日军直接杀到宜昌,那就是遭遇沈阳兵工厂那样灭顶之灾。没有这些可怜的家底,抗战还打个屁啊。

在正常情形下,民生公司在这40天里,最多能运送1.4万吨的物资,也就是全部物资的百分之十五左右。

要完成9万吨的运输量根本不可能,至于3万人员更是不用说了。

但事情已经是这样,办不到也要办,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强行去试试看。

鉴于此,卢作孚以爱国热情向员工宣传,要求用尽全力为国家办事。他自己冒着日军的轰炸,亲自去宜昌各个码头巡查督促,甚至连卸货装货这种小事也是亲自去检查,整日整夜的操劳,很少睡眠和吃饭。

民生公司的船长和水手们,白天驾驶着满载物资的船,在危险的三峡水域艰难航行,一旦稍有疏忽就是船毁人亡。

同时,日军飞机整日在三峡水运扫射轰炸,几乎每天都有民生公司的船只被日机炸毁或者炸伤,但没有人怕死,都在咬牙坚持。

当时很多轮船遭遇不幸,以江兴轮最为悲剧。

武汉大撤退中,并不是只有民生公司一家公司,其它公司也参与了运输,也有相当的伤亡。

它和建兴轮是从武汉地区最后两艘开出的轮船,时间是10月24日。当时白崇禧命令江兴轮务必将汉口日租界的6门珍贵的高射炮带走,还有约500箱弹药。

高射炮搬运到码头的时候,船上已经挤满了最后一批离开武汉的乘客,高达近万人。

当时江兴轮甲板上到处都是人,可谓连根针都插不进去了。

高射炮本来应该放在船舱里面隐藏,但现在连甲板都站满了人,只得将一些旅客不重要的行李扔到江中,然后勉强将高射炮放在甲板上。

10月25日,江兴轮和建兴轮开武昌,先后遭遇日军飞机轰炸。

因为当时武汉地区的国军空军已经奉命转移,控制权完全被日军掌握。

建兴轮是一艘完全的民用船只,仍然被日军飞机多次扫射,好在船长技术高超,躲避及时,没人伤亡。

前一天离开的建武轮就没这么好运气,当时他被日军飞机扫射,死伤十几人。其中还有蒋介石的心腹陈布雷秘书长。当时日军机枪子弹打在他身边,将他穿的皮袍子打出几个洞,好在人没有事情。

由于建兴轮是个小不点,日军飞机很快就将注意力放在吨位很大的江兴轮上。

先是两架日机飞来向江兴轮扫射,当场打死几十人。

江兴轮上部分军人被迫开枪还击,高射炮兵也开炮还击,当场击落1架日军水上飞机。

当时江兴轮船长知道日军飞机回来报复,正准备将船只强行搁浅避难。没想到6架日军飞机迅速赶到,对江兴轮俯冲投弹扫射,甚至投掷大量燃烧弹。

江兴轮是民船,本来就没有装甲,在日军饱和轰炸下很快沉没。

当时由于船上旅客太多,到处都是一片混乱,连高射炮都无法有效射击,高射炮手被炸弹炸死殆尽。

当时江兴轮正在长江中间,这段水流也比较湍急,轮船被炸沉以后,船上近万人生存极少。

当时幸存下来一个叫做李世芳的文职军官回忆:船尾,中舱中弹后迅速燃烧,船上秩序大乱,呼号声,救命声,爆炸声混为一体。我住在三楼边舱,先用绷带练着我的妻子和最小的孩子,让他们跳下去。我左右手各抱着一个孩子,也跟着跳下江去。一个大浪卷来,我的妻子和她抱着的孩子顿时沉没了,我被狼一打,猛喝了几口水,人也沉了下去,两手不觉一松,顿时昏了过去,两个孩子也不知去向。还好我本人命大,虽然已经昏迷了,由于穿的衣服有浮力,最终还是漂在水上,向下游漂流了60里才被渔民救起来。我本人到第二天中午才苏醒过来,在当地休养了5天才能行动。我去武汉寻找妻子和孩子,没想到被告知,江兴轮被证实的获救者只有84人,其中还包括我。

整个江兴轮上近万人几乎全部死伤,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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