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8 月23 日，北京市开始抄家，第二天，清华园内已经变得非常恐怖，红卫兵把清华大学著名的标志性历史建筑“二校门”推倒了，还把“黑帮”（校领导）和右派赶到现场，他们在人群的围观下，一边被皮带抽着，一边汗流浃背地搬砖头。
我当时就读的清华附中，与清华大学仅一墙之隔，瞬间风云突变，红卫兵们开始清查和殴打本校“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老师，且波及到学生家长和校工。
这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就发现状况不对，那时候暑假刚刚结束回到学校，我新置的一顶蚊帐被撕碎了，床上也弄得乱七八糟，还有一张大字报，倒不是贴的，就是放在我的铺位上，写着：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这种气氛下，我决定回家。此时天降大雨，趁着夜色苍茫，我从校园的一处栅栏缺口钻出来，蹚过小河上了公路。正好来了一辆公交末班车，我很顺利地登车，回到城里，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回家。我刚刚下车，就有一群红卫兵拥上电车，挨个查问坐车的人，你什么出身？你什么出身？
那时出身变成最敏感的问题，甚至是生死攸关。为什么呢？此前暑假期间，北京城里就开始流行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在北京各学校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暑期中有个“返校日”，我刚回学校就被要求去参加一个集会，地点在清华大学的大操场上，有人带领全体唱一首歌，歌词其实就是演绎那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最后齐声喊三遍“滚他妈的蛋”。当时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会场上非常不自在，既不能不唱，也唱不出声来。从那时起，我对于所谓“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一定的预感，感觉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但危险到什么程度，一时还想象不出来。学生之间彼此明确所谓的阶级出身，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此前，自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阶级”概念在学校教育中已经变得非常之重要。但那个时候还讲“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留有一点余地。但是到“对联”出现以后，就变成另一种绝对化评判，你的父母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就连“道路可以选择”也不存在，是彻底的“血统论”了。学生中直接分为“红五类”（家庭出身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五类”（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前者是“好汉”，后者是“狗崽子”。除了这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出身非红非黑的人，他们也要求革命，还成立了一个叫“红外围”的组织。把人群贴上左、中、右标签，这其实是中共传统的政治分类法。
8月25 日上午，我又回清华附中一探究竟。看见有女同学被剃了“阴阳头”，被强迫劳动（拔草），红卫兵正在用皮带抽打一位据说是“破落地主”的老校工。我走近教学楼时，同班的同学已经在楼上看见我了，有人在喊我上楼。我想了一下：不能上楼，我必须逃走。这会儿是大白天，和昨晚上不一样，我如何逃走呢？我走进教学楼正门，穿楼道从旁门走出，这次不能再钻栅栏了，只能走西校门。校门口有一位高年级同学把守，我把心一横，装作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直奔而去。这位同学瞥见我走来，把头一偏，任凭我走了出去。就这样，我闯关成功，二次逃出生天。当时我是初二学生，他是高一或高二的学生。我内心很感激这位同学，用我们今天常说的话，叫“枪口抬高一寸”，把我给放生了。
从1966 年8 月23 日开始，“破四旧”的狂热已经开始沸腾了。我们清华附中的学生、红卫兵也已经开始到老师家里去“破四旧”，“破四旧”，其实也就是抄家。
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家里人“有问题”的老师，或者是被打成“右派”的老师。比如我们班主任，她丈夫是清华大学的“右派”教授，家里就被我们班的红卫兵去破了四旧。他们回来后还很得意地说，把她家一个非常大的古董花瓶给砸了，“王老师很心疼”。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情况不对，于是，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到处都在抄家，家里怎么样了？他说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了，但是他还能应付，叮嘱我不要回家，我打完这个电话就回到学校。
第二天是8 月24 日，清华园里的抄家进入了高潮。清华大学标志性的建筑“二校门”被推倒了（实际上是座西式牌坊，匾额上刻有前清大学士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三个字）。还把所谓的“牛鬼蛇神”，即当时的校领导刘冰、何东昌等人，还有“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都赶到那儿去搬砖头，并不断用皮带乱抽他们。
这个时候清华园里就显得非常的恐怖了，我还看到搬砖头的人群中，被他们赶着过来的一个人，她被称为“善格尔公主”，是一位蒙古王爷的后人。清华大学校园里有不少房子原来是私人的，善格尔公主是其中比较大的房产主。红卫兵们用皮带抽她，命令她搬砖。我还看到一个女红卫兵，用皮带一路追着抽一位大学生，说他是反动学生，据说这位大学生的父亲是上海基督教会的牧师。
当时路边的旁观人也有人喊“不要打人”，女红卫兵说：“毛主席叫我打的”。一开始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会是毛主席要她打的呢？过后才醒过味来：8 月18 号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有一位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叫宋彬彬，上前给毛佩带红卫兵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是。毛似不经意的说了一句话：要武嘛。这个女红卫兵显然认为：既然伟大领袖指示“要武嘛”，她用皮带打人，就是在执行领袖的指示。
整个清华园的状况非常混乱，使我感觉到相当不安全。
此前一天，就是23 号开始抄家的那天，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他爸爸是老清华社会系的主任，后来社会系撤销了，没有他的专业了，他只好到图书馆去当馆长。这位同学看见其他老师家里被抄，就很担心，私下里跟我商量：怎么办？会不会到我们家来？我说：你提前把东西先藏起来呀。他就邀我到他家去，帮他藏东西。我到了他们家，帮他把家里的存折什么的，藏到镜框后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也很天真，以为这样可能就行了。
总之，我们当时还做了一点预防。
我回到母亲的住处，她说已经去打探过灯草胡同章宅，发现我父亲的住所大门敞开，门外有一群邻居窃窃私语，说“带走了，带走了”。但是带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事后我才知道，他和当地一些所谓的“牛鬼蛇神”，都被红卫兵带到了东安市场北侧的吉祥戏院。在那儿有一个“打人集会”，附近所有的“牛鬼蛇神”、“黑五类”，都送到那儿去挨打。大概过了一个月以后，我父亲对我讲，当时他周围的很多人，都被打得咽了气。父亲一直练气功，内功功力比较好，就运气顶着，我想这可能就是小说里那种“铁布衫”的功夫，但皮肉伤肯定是难免的。
后来他也被打得昏迷过去，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当地的片警，他对红卫兵说，这个人我们得带走，这个人你们要是打死了，我们不好向中央交代。
“红八月”里抄家这件事，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下达过一个文件，那就是警察系统要配合红卫兵。所以，各地区的街道，该抄谁家，其实是有名单的。红卫兵并不熟悉这些街道的情况，他们都是按名单来决定抄哪家，当然，也有一些是派出所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名单之外的，他们通过其他一些途径获知要抄哪一家。例如我家被抄，据说是因为当时我父亲的关系还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管局的一个员工对她的孩子说，有这么一家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他们一帮学生就去抄家了。
有位旅美女作家张辛欣，她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在她的一本自传体小说里，唯一非虚构真名实姓的人物就是我父亲。小说中记述了学生们一起去抄我家的经过，她还特别提到一点，我父亲当时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宪法》保护共和国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有这一条的。当然这并不能阻止抄家。
文革中能够拿出《宪法》来讲理的人，我知道除了刘少奇这么做过，我还知道我父亲做得比刘少奇早。但不知是否还有其他人也这样做过。
“红八月”里，暴行每天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发生。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的情况。
刚才提到，母亲居住的那条胡同里，有好几位邻居被打死。其中有一位女士叫张洁凤，她跟我母亲很早就认识，也常有一些来往。张洁凤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遗孀，年龄并不大，不是司徒美堂的原配，据说原来她是老先生身边的一个使女，后来收房做太太了。老先生过世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当年孙中山先生到美洲去宣传革命，主要是得到了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支持，司徒美堂就是致公堂的大佬。中山先生也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红棍”（会党中的执法者）。当年美洲华侨踊跃地给革命党募捐，都是通过致公堂的组织和关系。
司徒美堂后来跟蒋先生闹翻了，他是支持中共的。1949年，他也被请回来参政议政，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人大常委）。他在1955 年过世，当时周恩来、廖承志等都出席了他的葬礼。张洁凤享受着司徒美堂遗孀的待遇，她年纪还很轻，还是很想结婚，但是如果结婚了，她可能会丧失这个待遇。她就做了一个变通，她与云南的一位陈姓工程师，悄悄地在外地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她把女儿带回北京来，对外说是抱养的。其实呢，我们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她的孩子。
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她的闲言碎语，说她作风不正派。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是有婚姻关系的。但她这种情况，在运动中间就很麻烦了。她跟同院的邻居关系很不好，这邻居是老先生生前的警卫员，对她家的事都门儿清，为了占她的房子，就去向红卫兵告密。红卫兵来抄家，把张洁凤吊在房梁上打。那时她的孩子还很小，只有四五岁。打到奄奄一息的时候，她哀告说，看在孩子面上你们饶了我吧，再打我就不行了。当时派出所的片警说了一句“革命怎能不流血？”红卫兵就继续打，结果把张洁凤打死了。打死以后，这小女孩就没有妈了，徘徊在街道上。有人可怜她，就给她点吃的。她每次见到我，都会叫“哥哥”，我心里很难过，我没有钱，也没有带吃的东西。
这样大概到了9 月份，或者更晚一点的时候，我走在胡同里看见这么一幕：小女孩的爸爸来了，两人手里各拎着一个小包袱，从张洁凤家出来，沿着胡同往外走。有几个居委会干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脚侦缉队”，远远地跟着父女俩。小女孩儿不晓事，看见我就叫我“哥哥”，但是我不敢公然地回答她。点点头，不作声，也顺着同一方向走。拐出胡同东口的时候，后面小脚侦缉队还没跟上来，就有了说话的机会，我就对她爸爸说：“她妈妈是被打死的”。把我所知道的情况，简要地告诉女孩的父亲。这时也走到电车站了，后面的小脚侦缉队也跟上来了，我们不能再说话，目送他们上车走了。
第二年，他们又到北京来过，还找到我。那位陈工程师跟我谈起他得知出事的经过。抄家高潮中，大家都断了联系，也没有北京的消息了。幸亏司徒家族在北京有人，著名雕塑家司徒杰的夫人写信给他，说他的妻子出了大事了，他才赶到北京接走了女儿。
这一次来，他主要是想要讨个说法，他也查到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他的太太。另外，他想要求发还被查封的财物。但这些都没有实现。母亲和我只是比较详尽地对他讲了我们知道的情况。但那时文革还在继续，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十年文革结束，大概是在1979 年或1980 年，我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说“我和爸爸来北京了，想约你某月某日某时到北海公园后门见面”。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是什么人，但总应该是认识我的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我也就不管别的，就按那个时间去了。
原来是这父女俩又来北京了，这一次他们还是想要落实政策。这时候整个大形势变了，文革结束，正在落实政策，我觉得自己能帮上点忙。当时他们在向统战部申诉，国家侨委也在帮他们说话。女孩的爸爸拿了他们写的申诉材料给我看，那时我写这类东西已经很有经验了，懂得给领导写呈文应该怎么写，写多长，用什么方式提要求，等等等等。我一看，就说这个写法不行，又帮他们重新写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得到消息，已经发还了他们的财产，给小女孩安排了工作，他爸爸也定居在北京。此后，我们也曾经有一些来往。
毛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的革命师生就开始了“大串联”。大串联，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无法想象到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免费乘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进行所谓“革命串联”，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物、住宿等。等于是白吃、白住，可以走全国，由此引发了一场人口大流动，这个大流动不是因为经济，纯粹是出于政治原因。像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的人，出去串联是最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允许出去，而出去也要开一封介绍信，才能够被接待。
我的一个同学也属于出身不好，他找到我说，听说现在我们都可以去了。于是我俩就一块到清华附中革委会开了介绍信，一起南下。初步计划去苏州和上海。我母亲有一个老同学在苏州，我叫她张阿姨。我父亲也跟我说，你要到苏州可以替我去看看周瘦鹃，周先生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我也很想认识他。我就怀揣着这些使命，同时怀揣着父亲给我的二十块钱南下了。一路上其实真的不需要什么钱，食宿都有接待，只是火车非常的恐怖，那时候火车挤到什么样？挤到连座位底下都睡人。我到上海看了我的舅舅。我也到了苏州。我妈妈的那位老同学，她的父亲叫张一麐，曾经是袁世凯的秘书，抗战时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早就过世了。我妈妈让我去看望的张阿姨，租住在苏州一位朋友的宅子里，地址是苏州富郎中巷10 号。我找到此地，发现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就问街边一个小女孩，这家人怎么了？这是不是叫顾乃文的家？
小女孩说“顾－乃－文？她－死－嘞！”我大吃一惊，马上改口说我不是找她，我是找他们家的房客。这时有一位邻居走过来，指引我顾家房客搬到了附近的什么地方去了。苏州人还是相当和善斯文的，如果在北京，你去打听这么一个事儿，立马会遭遇“小脚侦缉队”的盘问。但苏州人好像就没有这种习惯，政治气氛没有北京那么浓。我很快找到了阿姨。红卫兵抄她房东顾乃文的家，连带着把她家也给抄了。张阿姨的女儿跟我是发小，我也想看看这位小妹妹，但是没见到，她跟着学校学农去了。我和张阿姨相互诉说各自家里的情况，觉得她挺乐观的，我也挺放心，在她那吃了一餐饭就走了。
然后我就打听周瘦鹃，听说他也被抄家了，我没办法找到他，就放弃了找周瘦鹃的使命。后来才知道周先生不在了，是跳到他家花园的一口井里自杀的。我母亲和张阿姨一直有联系，又过了一段时间，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这应该是1968 年了，联系突然断了。得到一个不太确切的消息，说她和她女儿都自杀了，但母亲始终不肯相信，她坚持认为，张阿姨自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绝对不会死的。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若干年，母亲一直没有放弃要找她这位老同学的念头，有一天忽然想起，张阿姨在北京还有一个弟弟，这弟弟是从小送给了另一家人了。我们辗转托人打听，得知她弟弟也不在了，找到了张阿姨的弟媳妇。我跟这位老太太说，我是章某人的儿子，我妈妈是张阿姨的同学，老太太很平静地说，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你要找的张阿姨已经不在了。后来我又提张阿姨女儿的名字，我问她怎么样？老太太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了，说她把女儿也带走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老太太跟我讲，当时张阿姨全家的生活，就是靠她先生的工资，但是她先生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被囚禁起来了，工资也停发了，她家就断了生计。这位张阿姨是一位非常自尊的母亲，不能够忍受没有尊严的生活，所以她就带着女儿一起自杀了。
直到昨天我才听说，刚才讲到的清华园里那位蒙古公主，她后来在圆明园边上搭了一个窝棚，就像野人一样住下了，她的女儿给人打零工。后续具体情况还有待了解核实。
文革是1949 年后由官方发动的一场最广泛的暴力运动，它不像以往什么镇反、肃反这一类的暴力（那种暴力还需要走一个形式上的司法程序），这次是全社会的、公开的、甚至算是合法的暴行，包括对公民生命、财产的任意侵犯和剥夺。
当然，这场暴行的规模，也不仅限于其发祥地北京，很快波及到全国各个地方，甚至到最基层的村镇。例如湖南道县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广西发生的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吃人肉的事件。还有北京郊区的大兴和昌平，都发生了对所谓“四类分子”的屠杀。这些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事件，但这种暴行在各地蔓延，全中国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属于精神病学上的“精神病流行”状态，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疯人院。
在一个“互害体制”下，年轻人是最好利用的，他们正处在青春的叛逆期，对于任何压制他们青春冲动的环境，都会有本能的反叛。而文革的发动者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不仅利用了青年人躁动的情绪，也利用了人民群众对官僚体制的不满情绪，以此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来打倒政治对手以及所有想整肃的人，然后随时可以无情抛弃被利用过的人们。2012 年我参加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反思共和国第二代。我在会上有个发言，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发表时整理者加了一个标题：“我们是怎么被利用的，为什么会被利用？”
（章立凡口述， 杨东晓记录）
《记忆》2016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