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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王蒙余秋雨

王蒙是一个在政治和生命的夹缝中挣扎求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聪明敏锐和虚伪狡猾并行在政治漩涡中而不败。余秋雨有一手玩弄文字的功夫,谈古说今,有如无病呻吟,文明观局限很大。一接触社会实际,就暴露政治上几近脑残的弱点。

拜读《开放杂志》十一月号,提到两位中国大名鼎鼎的作家:王蒙与余秋雨。分别在王友琴和裴毅然的文章中出现。恰好这是我长期关注的两个人物,他们背景不同、境遇不同,辈份不同,一个行年八十,一个六十有七。但他们在文学上都被认为成就斐然,影响巨大。本文简单写出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王蒙是一个在生活、政治和生命的夹缝中挣扎求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故事就是一个现代的文化人更是中国人的故事,充满了坎坷、流离和不幸。同时,他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中,时而努力地奔跑、跳跃、躲避,时而漫步、从容、自信,他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聪明和敏锐,虚伪和狡猾游离或行走在政治的漩涡之间。在这方面他远比其他的知识分子或文化人要成功得多!

中国文人在夹缝中求生的本领

他和所有的文人们共同具有的这种在夹缝中求生的本领,并能继续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因比,形成了他在性格上的圆融和狡黠,开通和豁达。他和他们深深地懂得应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显示符合他的身分和地位,或他们的特长,所以他才能有“当阶下囚时不气馁,当大官时不得意”的气度,只是因为他“有过人的智慧,有生存的勇气”!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当了文化部长。

王蒙虽然打成右派远蹢新疆,但是他竟然在当地学了一口娴熟的维吾尔语,似乎还欣赏他们的文化,他以这样的方式向当局输诚,以示心无旁骛的“思想改造”的决心!这种坚韧不拔的心态和艰难困苦的过程令人唏嘘。但是,王蒙做到最后一分钟,他是现代的“苏武牧羊”,其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令我钦佩。

他决不会因为右派身分被平反了(这证明他自己至少没有错,但反证是“你们”错了)而“得意起来”,甚至“忘乎所以”,反而更为谨慎不骄不躁地“夹起尾巴做人”。王蒙的忍辱负重,小心翼翼,恭敬服从的人生态度,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其中不乏鲜明的悲剧性内容,自古至今似无不同。这种扭曲而不健康的人生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和延缓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直到现在,我们所看到使人沮丧痛心的一副末日前那满目疮痍的现状⋯⋯

王蒙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他们几乎一致的读书、治学、处世的态度来面对国民、社会、国家,是因为他们的处世哲学一脉相承。这种哲学浸透了我们国族在对待生活和生命的所有的错误、毒素和糟粕而无药可救。至少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最近的将来!

哪怕到了信息化时代,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是极难克服的。君不见自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到现在,实际上的封建王朝一直构建并存在于中国人的心中,一天也没有消失过。例子俯拾皆是,举不胜举,各类无赖文人、横蛮武士,卑鄙政客、无耻学人,甚至流氓恶棍、低贱小人都纷纷踏上舞台表演一番,打着“自由民主博爱”、“为国为民”或者“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为自己狠狠地捞了一把,不管是声名,实利,权势统统是来者不拒,竭泽而渔。因此,他们为求达到目的,什么坏事丑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敢去做。

王蒙不是体制中坚,也不是异端

于是,在这样的“国情”下,中国的文人就只能有三种选择:

其一,就是彻底臣服,甘愿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涂脂抹粉充当马前卒,吹鼓手,辩护士,则名利双收。

其二,就是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尖锐批评、无情揭露,大声疾呼、坚持真理决不妥协,难免身败名裂、祸延家人。

其三,就是既不出风头凡是站在前头公开表态强烈支持,但会挑一些不那么尖锐敏感的话题予以“充分肯定”。成为既不是靠得住信得过的“体制内”中坚。但绝对不是“非我族类”的异端,公开或私下的反对派。

在我国,没有什么文化人可以避得过逃得了以上三种选择的。这也是我们的特殊国情决定的。而王蒙,他就是属于这选择第三种文人之一。

查建英所著《国家公仆》和《八十年代》我均看过,(惟《八十年代》尚未看完)但是前者我觉得沧然,后者我感到迷茫!中国人还要等多久才能过上真正有独立的人格,健康的心智,不依附权贵,不盲从思想的自由的生活?看看今天活跃在大陆的“官二代”,“富二代”,看看今天台北国民党的连战,吴伯雄等的儿子们(也是“官二代”)理直气壮意气风发的当选为国民党中委和中常委,凡此种种,我就不相信有见地有良知的正派文人还能作出什么乐观的结论!

柏杨说“丑陋的中国人”,并以此名写了一本书,深刻而无情地剖析了中国人的丑陋。当时举国哗然如丧考妣,但是越来越多的例子证实了我们中国人其实比书中更丑陋,现在大家习以为常归于平静了。但平静不能阻止我们越来越丑陋这个无情的现实。我们先有了鲁迅,再有了柏杨。但怎么样了呢?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鲁迅和柏杨们来针砭我们国人的丑陋和不足!用来唤起民众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从而改变我们国族的前途。

王蒙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吗?他能做的都做了。他太老了。

余秋雨有传统文人玩弄文字功夫

裴毅然在“文革闻人的落寂心态”的文章中,提到“余秋雨:公开赖帐第一人”。文革后再起的这派,“一号”非余秋雨莫属。他们深知文革脏臭,虽然身下压着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抗,绝不承认与文革的关系。

余秋雨在直面个人历史的勇气上,智商之低,勇气之弱,很令绝大多数国人看不懂。他偏不认帐,状告古远清、萧夏林等“诬蔑”,激起社会公愤,忽忽然形成“揪余派”。最后越描越黑,弄得全国皆知余先生确有“文革小辫子”,还是“石一歌”主要笔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摘下了余秋雨“青年导师”、“极具哲理的思想家”、“大师级作家”的桂冠。

余秋雨,名字颇具诗意,不期然令人想到秋瑾女士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此君善于伪装或曰乔装打扮,文革时投机“上海巿革命委员会”的写作班“石一歌”,时年才二十多岁。少年误入歧途的历史,原本不必矢口抵赖,彻底否认,因为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恶。

说实话,我很瞧不起这种“文人”。在我收藏的三千余册书籍中,没有一本他的著作,无论《文化苦旅》也罢,《千年一叹》也罢。虽然他的书一度蛮畅销,甚至被追求“心灵的鸡汤”的年青人所欢迎,他的有些文字看来很富寓意和哲理,但细读之下觉得空洞、乏味,兜了一大圈结果什么也没说。说实话,这是需要本事的,无疑,他有中国传统文人玩弄文字的功夫。

记得他有一篇《我拒绝说它美丽》的文章,对印度古老的恒河文明所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鄙夷和厌恶,我看了之后很不舒服。正如一友人所说:少了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躲在文字的屏障后,放肆地批判,究其原因“毕竟来自缺乏宗教体验的社会”,连带也缺乏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包容。他毫不掩饰的斥责印度文化的落后,不卫生,不文明。就像当年的殖民主义者对非洲,亚洲地区的土著的生活方式表示的鄙夷和厌恶一样!完全没有读懂印度!

他还说印度人“好欺侮”!放在欧美国家?你敢!——正如上海人放肆地瞧不起外省人,乡下人,但对蓝眼高鼻的老外,他也不敢!余秋雨就是这样的上海人。他文章的字里行间,将这种上海人的傲慢心态包装得不露马脚而已。

川震丑闻显示深藏不露的伪君子

对于这位常年老是眉头紧锁作深思状的余秋雨教授,还得说说他的四川赈灾丑闻。二○○八年,在官员泠漠无情,中饱私囊而引起社会和媒体一片挞伐之声时,他竟然写文章说,“眼饱含热泪,跪求地震灾民理智冷静,别上了国内外对我国不满而伺机颠覆我们的敌人的当,为他们提供了攻击的子弹”这样的字句(大意)。这位“情真意切”的大师的这段话,立刻被当局全盘接受并广为传播,真正起到了“名人”的鼓动作用!他绝对想不到的是,国内无数民众和至少数百万网民群起而痛斥之!他自己撕破了对当局“不挑战,也不唱颂歌”的假面具。

有人告诉我,他知道余秋雨是一个隐藏很深包装很严的伪君子。说九十年代,正是他在台湾红得发紫的时候,书一本本畅销,到各地演讲,台湾简直把他当作“自己人”一般。但记者发现他对身临现场的总统大选,却不发一言,态度冷漠。就像大陆派来观选的干部一样。因此,他对余秋雨遭遇川震“滑铁卢”毫不感到意外。说“你可以忽悠很长久,也可以忽悠很多人,却不能忽悠所有人于永远。”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余大师这次的败露令人感悟到,一个具有深刻人文修养的知识分子,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低级到和山东官员写的“有党疼国爱,踪做鬼也幸福”的赈灾诗同调的肉麻水平。反过来就映证了他那些动辄古今中外、长吁短叹的文史之作,不过是戏台上那些不断换装的忸怩作态罢了。一个风靡两岸的散文“大师”,就这样变成千万网民挖苦的对象。真是叫人情何以堪啊!

最近,因盛名而致富的他,又因为和其他女子有染而登上了娱乐新闻的版面被频繁报导,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对此无需作什么演绎和评论,我只知道他当年明媒正娶的发妻是因为爱,后来另娶年轻貌美、年龄悬殊的演员马兰也是因为爱,那和现在这位绯闻中的美女主角产生恋情也是因为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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