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不断延烧，美国医疗体系终陷入崩溃边缘，除了公布病例数字超越中国以外（注：中国官方数字固不可信），医疗物资见底也令应对疫情殊不乐观。在此以外，朝野发生两件值得留意的事。
集体诉讼
美国本土兴起就疫情爆发针对中国的诉讼，具体如下：
Larry Klayman向德萨斯州北部区域法院提告，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为中国研发的战争生物武器，无论是否有意释放都属违反美国法律、国际法及公约规范，故此将中国政府、中共解放军、武汉病毒研究所列为被告，要求法院审理并求偿20万亿美元。
律师Matthew Moore也代表数名当事人向佛罗里达州南部区域法院提告，指控中国、湖北、武汉政府及各级卫生和紧急部门“从事超危险活动”构成过失行为，引致人身伤害、死亡、精神痛苦及公众滋扰。
之所以到联邦法院递状求偿，把中国一干政府部门列为被告，基于散布病毒或无效防治对人身安全、业务生计带来损害，用意是造成既定事实。循“不告不理原则”，必须经原诉人提出控告国家方能追诉，否则检察官不可主动侦办。若经由联邦法院受理案件，那么未必参照国际法的原理原则，依照美国既定司法程序判断，立案机会不小，也有许多先例可循。
国会两项决议案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H.Res.907：由共和党Jim Banks、民主党Seth Moulton共同动议（Moulton后来撤回联署），谴责中国政府于疫情爆发初期对医生、记者的政治审查及拒绝美国CDC提供的协助，并要求北京公开声明无证据显示存在中国以外的病毒来源 —— 包括美军散布的阴谋论，以及敦促世卫收回支持中国防疫反应的误导言论。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S.Res.552：由共和党Josh Hawley提案，支持国际调查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处置方式，以及其后续对美国及其他国民的影响。Hawley更扬言，中国必须为助长疫情散布的谎言和欺骗承担责任。
美国国会的简单决议案（Single Resolution），有别于表决通过就成为实然法律的联合决议案（Joint Resolution）或法案（Bill），一般跟进是发表声明或建议采取某项行动，并无法律约束力，表达共识多于实际作为。
虽则如此，在此敏感时刻提案无疑是释出讯号，一如上述民间兴讼，旨在“造成既定事实”，为将来立法甚至进一步采取外交行动背书。
防疫 —— 贸易以外的两国角力
本周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确认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有所进展，但中方能否持续采购及其他协议内容顿成疑问，至少武汉肺炎至今并未成为美方豁免中方条件的理由。况且万事莫如防疫急，当前能否从中国购得医疗物资比履行往后的贸易义务重要得多 —— 不幸地，美国暂时有心无力。
铺陈究责的政治姿态，由是变成关键。
到底疫症份属天灾抑或人祸？中国外交系统刻意提倡“美军播毒”的阴谋论是否祇在转移公众视线？美、中官方的唇枪舌剑是否仅止于无聊骂战？更可能的是，彼此正不断累积“相骂本”（吵架理据），将这场人间浩劫视为未来大国博奕的新战场。
综上所见，无论COVID-19这种新病毒是否人为制作，其蔓延皆有人祸成因：
▪发源地无疑是中国，中共政权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农历春节的社会维稳，自中央到地方政府未有尽力防范扩散，减缓冲击
▪没有及时公开资讯，反而隐匿真相，并审查惩处知情人士
▪东窗事发后仍唱好防疫成就，连结国际组织大外宣，令国际轻忽疫情
近日无论在G7峰会抑或联合国安理会，美国都设法唤醒各国：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痛苦，中国才是始作俑者。故此，疫情过后向中国索偿及究责，不但是表面的量化国民健康及经济民生带来的创伤，或者从中国身上榨取利益填补经济损失，更大的框架是国际争端缺乏有力组织仲裁与制衡之下，如何寻求秩序重整，以及警示参与全球治理但同时忽略责任的恶果。
归根究底，习近平要实践口中的“命运共同体”，必须蜕变成认真尽责、公开透明的政治体制，方能保障国民以至全球人类的生命安全，而不是只知输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类虚妄价值观，或者耗费资源蚕食鲸吞境外势力成为壮大自身的爪牙鹰犬。但观乎今天中国，显然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