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三月下旬，我还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一天下午，闲来无聊，我遛到一位中学教师家去串门儿。和我一样，他也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牺牲品。朱老师原是上海政法学院的专业教师，戴上“右派”帽子后流放到芜湖，“摘帽”后服从分配留在当地，到一家中学教英语。我俩一见面就发起牢骚来，说“文革”虽已结束半年，文化生活仍然死气沉沉。他家已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多少可以消遣，可是他说：
“电视节目还是老一套，除了宣传还是宣传，也没什么好看的。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是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世界各国都举行纪念音乐会，咱们却无声无息。”我说：“‘文革’期间，贝多芬受过批判，还没平反哩。”不过，朱老师知道我下岗多年，家里穷得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更别提高档商品电视机了。于是他打开了电视机，调到中央台，也让我消遣一下。怎么也没料到，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竟然是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担任指挥的是著名指挥李德伦。《命运》惊天动地的旋律震撼了我们久经禁锢的心灵，我们相顾无言，泪如雨下。
“文革”以前，李德伦曾多次指挥过《命运》交响曲，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演出。可是，这一次演奏却是不同凡响。不仅十年浩劫期间，西方古典音乐被打入冷宫，而且这次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的演出，直到上演前夕才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多难啊，一部在文明世界家喻户晓的经典交响曲，要在“拨乱反正”的中国大陆上演！年已花甲的李德伦，他打了多少报告，跑了多少趟衙门，费了多少唇舌，冒着多少挨批挨斗的风险，才为交响乐争得了重返中国乐坛的权利。一曲《命运》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丧钟，一曲《命运》唤醒了万马齐喑的文化沙漠，一曲《命运》也歌唱着李德伦的交响人生。
李德伦钟情交响乐由来已久。早在他一九四零年考入国立上海音专之后，一九四四年，音专还没毕业，他就组建了“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当时就演奏过贝多芬的第五和第六交响曲。与此同时，他追求进步，早就加入了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李德伦带着欧阳予倩捐赠的乐器和自己的大提琴、乐谱等搭乘一架“调处执行部”的美国C47型飞机飞往延安，乐谱中就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总谱。在延安，虽然一九四六年七月新建了中央管弦乐团，但是根本不可能搞什么西洋交响乐。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李德伦身穿解放军的土布军服，满怀豪情，带领中央管弦乐团随大军进入北平。解放以后，他认为可以踏踏实实地搞音乐了。他忍不住在心里问：“难道贝多芬的作品里有毒吗？老百姓听了会中毒？怎么就不能演交响乐呢？”可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的愿望与现实格格不入。
一九五三年八月，李德伦奉派随同第一批中国学生一千人到达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开始了研究生生涯，学习指挥，为期四年。在几位著名的苏联指挥教导下，他的指挥艺术突飞猛进，作为一名优秀研究生，在莫斯科多次举行个人音乐会。一九五五年秋开始，由国家巡回演出局安排，他先后到一些大城市演出，曲目往往包括《命运交响曲》。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莫斯科音乐大厅举行纪念贝多芬逝世一百三十周年音乐会，由他指挥苏联第一流的国家乐团，演奏《埃格蒙德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和《命运交响曲》。
在莫斯科深造期间，李德伦深受俄罗斯人民对交响乐的热爱感染，决心回国后大力推广交响乐。谁料到，一九五七年九月，怀揣着满腹的理想回到北京，正赶上“反右运动”高潮，有人检举他在苏联期间的“错误言论”，李德伦受到严厉批判，幸免于一顶“右派”帽子。一九五八年一月分配到中央乐团担任指挥，在一次次政治运动和音乐界“土”与“洋”两条路线斗争中，想方设法促进交响事业的发展，先后在北京等大城市指挥过若干西方古典交响曲的演出，其中包括贝多芬的第五、第六、第九交响曲和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五、第六、第十一交响曲。每次正式演出前，李德伦为听众介绍交响乐和其中的各类乐器，深入浅出，十分风趣生动，这是他在普及交响乐过程中的一个创举。
好景无常，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毛泽东接二连三对文艺界作了批示，痛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艺术。”音乐界的左派便认定“交响乐是一个有史以来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顽固堡垒”，“洋、古、大”的交响乐立即销声匿迹。李德伦感到无所适从，忧心如焚，勇敢地提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把交响乐搞下去。”
他哪里料到，“文革”浩劫临头，不仅外国音乐一律禁演，交响乐成了“大毒草”，李德伦本人和中央乐团其他党委成员都成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批斗、劳改、抄家、关“牛棚”是家常便饭。到了运动中期，江青为了“革命样板戏”要搞“洋为中用”，便“解放”李德伦，交给他用交响乐为《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京剧伴奏的任务。李德伦苦心孤诣在夹缝中求生存，藉此为交响乐保存一线生机。一九七二年，基辛格访问北京，中央下令要中央乐团为他举行音乐会，李德伦明知乐团业务荒疏，但这是政治任务，他也不得不仓促从命。在选择曲目时又踫上难题，李德伦提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却被江青否了，她认为《命运》是歌颂“宿命论”的。李德伦无可奈何，指挥中央乐团凑合着演奏了《田园交响曲》。他痛感到演奏质量不高，一九七三年，竟冒着重新挨批挨斗的风险，指挥乐团练了十个交响乐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李德伦不失时机，不顾来自“极左”的干扰，重新为普及交响乐奔波。一九七九年，他提出了一个交响乐工作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立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除排练规律化外演出也要规律化，要有一年一度的音乐季；普及工作以交响乐为主，不能改行；加强国际交流”等等。一九八零年，中央乐团一共排练演出了二十六套节目，超过了以往二十几年的总数。在对乐团提高的同时，他还在北京和全国其它大、中城市作交响乐欣赏讲座，每年平均要讲五十次。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李德伦为之奋斗多年的北京音乐厅终于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从此交响乐在北京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李德伦除了在北京市内和郊区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还到其它大、中城市指挥当地的乐团演出，而且率领中央乐团到台湾、香港和澳门访问演出，曲目包括贝多芬的《A大调第七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等等。
国际交流方面，李德伦多次应邀分别到美国、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进行指挥演出。许多世界著名的音乐家相继来北京访问。一九七九年春，著名指挥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命运交响曲》。随后，美国著名的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与李德伦合作演出了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两个小提琴协奏曲。斯特恩还带来了一个摄制组，把他的所有排练、演出、教学活动都拍摄了下来。这个纪录片《从毛到莫扎特》在美国和中国都轰动一时，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二十年后，斯特恩应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邀请再次访华，并与李德伦合作演出当年他们曾经演出过的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傍晚，李德伦年逾八旬，体胖多病，又值肺炎大病初愈，坐在轮椅里由四名弟子推上指挥台，和白发苍苍的斯特恩实现俩人二十年前的相约，共同奏响了一曲“世纪绝响”。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久病的李德伦在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声中谢世。后来，一部《命运交响曲》的录音伴随他的骨灰下葬。他在病中对女儿说过：“我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发展中国交响乐。”他的交响人生是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万水千山，鞠躬尽瘁，李德伦无愧于中国大陆“交响乐之父”的称号。
选自巫宁坤著《孤琴》，允晨文化出版， 2008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