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金边政府做出最后的考虑：放弃金边，把政府迁移到西北部马德望省。柬军将领表示尽管缺乏弹药，但军队将以徒手肉搏来保卫金边。尚在金边的美国大使约翰•迪安（John G. Dean），为金边政府的重要官员和他们的家庭，包括施里马达、朗农、隆波烈、韩通哈等几百人，调集飞机安排最后的安全撤离。金边政府的大部分重要官员之中的196人已被撤离到了曼谷。但施里马达、隆波烈、朗农和内阁多数成员，决定留在柬埔寨。尽管他们知道自己被红高棉列入了死亡名单，他们还是拒绝了撤离，他们选择与柬埔寨百姓共享命运。迪安大使为他们安排的撤离行动不得不拖延等待了几个小时，期望他们改变主意。这时，一封施里马达的亲笔信送到了迪安的办公室。
施里马达以漂亮的法文写道：“亲爱的阁下：我真心感谢你提出的为我的自由而撤离的建议。但是我不能如此懦怯地离开柬埔寨。对于你的伟大国家，我从来不曾片刻相信它会轻易地抛弃一个已经选择了自由的民族。你们拒绝了帮助我们，现在我们不能再为自己国家做任何事情了。你们撤离这里，我真诚希望你们的国家在蓝天下幸福快乐。但我将在我深爱的祖国里死去。尽管死亡是可怕的，但我们所有的人既有出生，就必有死亡。我的错误仅仅是深信了你们国家。阁下，亲爱的朋友，请接受我的诚挚敬意。施里马达（签名）”
迄今已经五十年了，这封信中的“爱国主义”的震撼力，仍然强烈得令人不忍读。施里马达、隆波烈、韩通哈等人绝不向恶暴示弱，他们从容不迫、高贵地面对了恐怖和死亡。柬埔寨的千年历史造就了这样几个民族勇士，使高棉民族获得了世人的普遍崇敬，柬埔寨人有理由以他们为自豪。迪安大使把施里马达的亲笔信转交白宫存档，此信已成历史文献。后来迪安和基辛格各自把此信收录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基辛格的回忆录在关于柬埔寨的章节上，特别令人心碎地写道：“使我们感到惊讶和耻辱的是，他们（金边内阁成员）大多数都拒绝了撤离。”一天之后，红高棉进入金边，包括施里马达、隆波烈、韩通哈、朗农等人全部被红高棉杀死，以身殉国。基辛格说：总理隆波烈是他的好朋友，总理被红高棉残暴枪杀，每忆及此基辛格总深感痛苦。施里马达被红高棉捆绑和枪击胃部，然后被扔在一间小屋子里让他在创伤的折磨下死去。他被洞穿的胃部不断冒出血水和胃酸，强烈腐蚀着腹腔，内脏尽皆溃烂，他历时3天之久的极度痛苦而身亡。这个情况被在金边的南越特工获知，又被美国驻西贡大使馆收集并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基辛格从该报告中注意到，施里马达被射穿胃部，没有医疗和护理，遭受3天的痛苦而死去。基辛格写道：“施里马达在3天极度痛苦后死亡，他对自己民族的遗赠是，提示了红高棉后来对至少百万同胞的可怕的种族屠杀。”西索瓦•施里马达王子，这个刚毅正直、壮志难酬的政治家，是高棉民族历史上不多见的真正贵族。而在北京避难的西哈努克王子，显然不是。
1975年4月16日下午2：30的白宫内阁会议认为：美国拒绝帮助南越，但苏联和中国在帮助北越，造成了局势的失衡；而在援助问题上抨击声调最高的（美国国内）批评者们，正是以前大力鼓动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那些人。南越和柬埔寨的陷落，最终结果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怀疑和对美国的寻衅，这将对全球诸国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金边，尽管许多柬埔寨政府领导人被标记在红高棉的死亡名单上，但他们在最后的一分钟里决定留下来。基辛格宣读了施里马达写给迪安大使的那封信，与会者皆默然无语。然后，福特总统感谢基辛格等人在一个艰难时期为南越和柬埔寨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然后他无奈地说：“历史将证明我们判断的准确性。”
从柬埔寨传来的情况显示，金边还算稳定。但在波成东机场的北面，红高棉正在推进。4月16日红高棉攻击金边郊区的塔克毛镇（Ta Khmao），许多民房起火燃烧。战斗区的人民纷纷逃进金边。当天晚上，金边政府领导者和将领们进行了彻夜讨论，接近天亮时，他们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1975年4月17日黎明前夕，一个让柬埔寨永久铭记的历史时刻到来。经过一夜的讨论，隆波烈等人感到南越局势的快速恶化使金边政府完全没有外援可以指望，尽管金边和各省城不会很快被攻破，但坚持战斗也只能使人民继续遭受战争苦难，使国家更深地糜烂而无补于大局。人民百姓也担心金边争夺战会伤害到自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避免金边毁於战火的观点趋于一致，遂集体决定放弃战斗。清晨7时左右，金边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战斗，允许红高棉接管政权。就这样，艰难走向自由之路的“高棉共和国”，灭亡了。
金边和平易手。许多资料证实：“4月17日早晨，金边政府命令其所有的部队停止开火，不到2个小时，红高棉进入了金边”；“4月17日早上，广播里宣布，政府军队停止战斗，白色标志的升旗将是他们停止战斗的信号。逃进金边的那些难民，又慌忙离开金边。在早上9时后，红高棉在一个市场（Chba Those Ampeou）附近沿着街道试探著进入了金边。”柬埔寨各省城也在早晨接到了金边的停火命令。红高棉陆续开进各省城，至此柬埔寨全国沦陷。只有马德望城的守军拒不投降，有三分之一的马德望城守军整队携枪开往西部的柬泰边境森林，他们宁肯在丛林里自生自灭也不愿投降。后来这些逃亡者加入了在柬泰边境活动的“自由高棉”队伍。马德望城剩下的三千名守军开城迎降红高棉，在几天之内这三千官兵被红高棉全部坑杀，无一人幸免。此时，柬埔寨的总人口约700万；也有资料估计为740万人。
显然，金边的陷落原因，主要是插手柬埔寨的外部势力变化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加大力度地插手柬埔寨内战，另一方面美国全面抛弃了柬埔寨，这种失衡极大地削弱了金边政府的抵抗能力。有著述说，金边政府的部队“尽管勇敢战斗，但很快就缺乏供应和支持，并且金边领导人也表现出能力缺乏。于是红高棉开进了不抵抗的金边。”基辛格婉惜地说，“在红高棉摧毁柬埔寨之前，使用西哈努克是挽救国家和平的最后手段”。而西哈努克本人对金边陷落的分析是“纯粹因为美国的放弃”，在这里，西哈努克尽可能地掩盖了最重要的原因。红高棉的成功并不是柬埔寨民意选择的结果，从而悲惨地结束了高棉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命运的努力。
4月17日上午，克多恩部队首先进城接管金边。柯袍部队也在当天下午接管了暹粒省城。“当那些怪怪的红高棉战士在4月17日上午，沿着金边的莫尼旺（Monivong）大街走动时，市民欢心鼓舞，拥抱他们。至少，安定的前景似乎到来：同胞残杀结束了，刀枪入库，习惯于礼貌和微笑的高棉民族将重新握手言欢。”市民们兴高采烈的原因是，人民迫切需要国家在五年血腥内战之后重返和平与重建家园。现存的记录红高棉进城片段的影像，显示了金边市民对和平到来的快乐和对新政权的好奇与兴奋，他们聚集在街道两旁，向攀附在慢慢开动的卡车上的红高棉，挥手致意。有些市民还以为是“西哈努克的军队”来到了。前政府的警察们尽职尽责地在大街上维持秩序，疏导车辆，等待红高棉接收金边。从记录片上看，红高棉战士表情冷漠，许多人赤裸上身，一些人机械地晃动着各式各样的上衣、围巾或肮脏裤子，表示他们的胜利。许多红高棉东张西望，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金边。这些红高棉的装束都是农民式的黑衣衫和各式各样的长裤或肥大裤衩，颈部方格围巾，顶着“毛式绿帽”，手持武器，游击队的乌合特征很明显。一些“革命”华人，聚集在街上热烈欢迎着红高棉。这些华人与金边市民大有不同：他们的喜悦不是来自对和平的盼望，而是源于对金边政府垮台的幸灾乐祸以及“分羹”期望。他们说：“在金边解放前夕，上级（中共地下党）要求我们在金边的华人全部留下来，参加国家重建。1975年4月17日，人民武装力量战胜了朗诺政权，全国获得解放。金边人民欢欣喜悦，走上街头，列队欢迎这些来自丛林中的黑衣英雄们”。
至此，中共损耗国家利益，二十年来不停地对许多外国制造颠覆和动乱，撞来撞去，一直失败，直到1975年才在东南亚一隅的小国柬埔寨取得了唯一成功，红高棉也终于时来运转。
“解放”只是非常短暂地欺骗了可怜的高棉民族。它并不是“改朝换代”的结局，而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革命”的开端。幸存的柬埔寨民众回忆道：谁也没料到，简直无法想像，“红高棉的胜利日正是‘零年’（红高棉废止公元，把夺取政权的这年定制为‘零年’）的第一天，柬埔寨瞬间进入疯狂的黑暗时空。”因为，就在这一天，人类史上最为怪异吊诡的事情，令人费解地突然在金边发生了：
红高棉进城大约四小时后，显然有命令下达，红高棉在金边到处朝天开枪作为信号，开始以“枪杆子”驱赶全体市民离开家，立即出城，徒步走到遥远未知的乡村去。第二天，红高棉继续驱赶市民。此时金边至少有250万市民。驱赶不允许有例外和延缓，连医院里严重伤病的住院病人也被强迫立即出城，而红高棉又不准提供任何运输病人的工具。红高棉也不允许与外国女人结婚的柬埔寨男子随同外国妻子离开柬埔寨。证人们都说，红高棉不允许被驱赶离家的市民锁自己的家门，也不准市民返回家，红高棉声称“安卡会照顾市民的家，直到三天后市民回来”。事实是，市民的财产在他们走出家门后便归属红高棉了；而让市民三天后回家的诺言，没有被遵守。一些返回自己家取旅行生活物品的市民，就地遭到枪杀。仅有很少的有钱人预感到动乱降临而随身带上一些金条、珠宝等值钱物品。几天后，红高棉又声明朗诺时期的钱币不再合法，宣布立即废除一切货币，柬埔寨从此禁止货币使用和商品流通。由此，柬埔寨人民的所有东西，包括财产、自由、权利和人身安全，无不被红高棉所劫掠，无论穷人富人在瞬间都变为一无所有。有些很看重金钱的商人受不了这种打击而自杀。自称“民族解放军”的红高棉不可思议地突然变脸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
外国人当时在金边抓拍的一些录像片段展示的实况是：红高棉战士在街上挥动步枪，胡乱射击，市民惊慌奔走。一段由在场的西方记者录像（当时红高棉还不知道世上有了磁带录影机）、全球广泛播放的录影是：一个约20岁的红高棉张狂地举着手枪在街上来回横行，恐吓市民，他还用手枪指住边道上的一个穿校服的少年学生，伸手搜身，那学生惊恐万状，高举双手全身颤抖。这一刻，这名红高棉也许没料到自己作为共产党恶棍的大街形象，被永久定格在历史的场面之中。另一张著名的照片是：一个惊恐地圆睁双眼的平民年青女子，紧抱着满身血污的婴孩，徒劳地试图唤回孩子的生命。照片的说明是：“柬埔寨1975年，婴孩把鲜血留在了母亲的胸上，红色恐怖凝结于母亲的眼睛。”
现今，“柬埔寨文档中心”有超过十万份红高棉政权下幸存者的证词存档，叙述了从金边陷落当天开始的驱赶市民的真实历史事件。本文仅简短地摘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证词如下。
欧萨乌克（Oeun Sam Ouch）说：1975年4月17日穿黑衣的红高棉进入了金边，他们用裤子当做旗帜，摇动方格围巾，在街上挥舞步枪。他们命令每个市民都离开金边，说“美国飞机要来轰炸，安卡命令所有的人离开金边3天，你们不必带许多东西，因为安卡会照顾你们。”我们看见红高棉咕嘟嘟喝白酒，醉得乱走，大吵大笑，他们不知道怎样开车，驾着市民的摩托车乱闯。他们还有的抓着一瓶白酒，边走边挥舞手枪。他们威胁人民：“任何人，不愿离开家，我们就杀死你们！”面对枪口，金边人民被迫离家，按红高棉指定的方向出城。我们一家沿着1号公路向城外走，公路上挤满了精疲力尽的市民。许多家庭的人互相在手腕系上绳子以免在滚滚人流中失散。但仍然有几千人与家庭失散了，特别是失散了父母的孩子们，蹲在路边徒劳地哭叫。
莫尼威萨寇（Mony Visal Khouy）说：1975年4月17日给柬埔寨人民以许多和平与幸福的希望。我和父母象金边人民一样，祝贺和欢迎进入金边的红高棉，街上到处是喝彩声。但欢乐不长，红高棉开始驱赶人民。红高棉用枪逼着我家和邻居们立刻离开金边。不愿离开的任何人或家庭，红高棉立刻就开枪杀死他们。我的父亲带了一辆摩托车装载衣服、水壶和一小袋大米。在拥挤的街上，孩子们哭叫，人们相互打听自己家庭的亲戚。在出城道路上，被枪杀的朗诺战士死尸一片片躺在地上。那时我母亲怀孕7个月，我6岁，弟弟3岁。红高棉没收了我们家的摩托车。他们吼叫着用枪在我们后面逼我们前行。我的母亲把这些情况反复讲给我，让我记住无辜死去的可怜人民，并且对此永远愤恨。
马利临（Marilin）说：红高棉控制了金边。每个市民都被驱赶出城。在一路上，我们见证了无数的悲惨事件。一些人被杀。失去了家庭成员的人，哭泣着自杀而死。因为没有医药，许多严重伤病者躺在路边慢慢地死去。另外有一组人被（红高棉）捆绑正要送往未知的地方，当时一旁有些市民对抓人的红高棉抱怨，这些市民当场遭到枪杀。一些家庭把自己锁在汽车里投河自杀。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安卡”的一辆吉普车穿过村庄，乘车者之一是我母亲的一个昔日同学，母亲认出了那人，她告诉我们：“他是周春（Chhuon Chhoeun）。这个人过去经常鼓动我参加他在森林里的革命。”我们沿着道路继续步行，我们用衣服换了食物。10天后我们走到了坡瑞隆镇（Prek Luong）。早上，红高棉命令我们都上船，这时我们注意到一个哭泣的女人，抱着头抵在船帮上，昨晚她的丈夫被（红高棉）带走杀死，她的孩子也被带走了。船开了，我们最后一次悲伤地向金边方向挥手永别。一路上我不停地想，“将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沿着路途我们看到饥饿和死尸，那么我们将在‘解放区’看见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