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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兴衰系列(21/28):民主柬埔寨

1975年4月17日,西哈努克及夫人在界碑处和红色高棉领导人合影

1976年是红高棉残害华人的高潮期。许多华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华人穿越贫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国边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东部平原的华人则比较幸运,他们可以穿过丛林逃往越南,丛林中有野兽,但也有许多野果可食用。许多因逃亡而得救的华人们说:“越南人(越共)对华人真的是很好,凡是逃到越南的华人,都得到了救助和医疗。”

前已述及,在1975年红高棉接管金边时,柬埔寨大约有50万华人。有资料说在红高棉执政三年多后,柬埔寨华人总数只剩24万人。柬埔寨官方资料说:“在20世纪60年代,有42万名华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据1984年的统计,由于柬埔寨内战、红高棉的残害和人民避难他国,在柬埔寨仅仅剩下61,400名华人。”

此时期,中国当局派遣了一万五千名“援柬”人员为红高棉政权进行建设。为语言沟通,红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华人青年作为中国专家的柬语译员。但“红高棉禁止这些译员与中国专家过多接触,更不可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翻译工作后予以杀害。例如:川龙华人青年黄锡龙等8位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国防部招募来翻译‘援柬’武器的中文说明书的40位华人译员,有2人被杀死,20多人完成翻译任务后被‘调动’而永远失踪;红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国开封市学习空军知识,招募几十名华人青年担任译员陪同前往,后来把这些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曾担任波布在1975年访华时与毛泽东交谈的华人译员吴植俊也被杀害。”有些华人利用接触中国援柬人员的机会向“祖国”派来的“援柬”人员哭诉求救,中国援柬人员也都看到了柬埔寨华人身陷劫难。但是中国官方指示援柬人员对华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中国官方的冷漠,再次说明了海外华人在“祖国”眼中的真实价值。

一份调查报告说:“在红高棉的大屠杀中,中共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几十万华侨被红高棉杀害,实际情形,中共使馆最清楚,中方没有在国内外透露一点风声。当时,中共人员遍布柬埔寨各部门,所有的华人求救都被封锁了,华人的求救纸条被中方转交给红高棉,这些求救者的结局可想而知。”

另一位柬埔寨华人呼吁道:“中共唆使柬埔寨华人华侨盲目地追随,致使犯法坐牢,或者逃往森林搞武装革命,最后反遭红高棉的大批屠杀,这些都可以说是柬埔寨华人自己的罪错。但是东南亚多次排华,中国当局吭过一声吗?有向华人援手吗?即使口头的声援也没有。华人华侨走投无路,大量被杀。他们效忠中国,但得到了怎样的对待?中国以对待海外排华的态度,根本没有资格要求华人华侨效忠谁或者不效忠谁。”

而中国援柬人员的解释是,“红高棉靠倒在我们(中国)身上,成为中国的一个沉重负担。尽管如此,红高棉对我们(中国)也是疑神疑鬼。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很多。我们支持红高棉的理由之一是越南排华,实际上红高棉排华远远超过了越南。中国对红高棉的排华行为采取了容忍态度。这样就导致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见到援柬的中国人,就大喊赶快救他们,或者怒而骂之。为了不引起红高棉更多猜疑,我们的援柬人员就尽量避免与华人华侨接触,这也导致华人华侨对中国的不满。”

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排华”暴行,发生在60年代的印尼“清共”时期。事实上,死于红高棉屠杀的柬埔寨华人数量占了那里华人总数的60%以上,而死于印尼“清共”的印尼华人比例大致是5%。中国的“输出革命”在印尼惨败而在柬埔寨获胜,但柬埔寨华人并未得到好处,反受虐杀。此中缘故并非“种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产党通用法则的表达。有一种歌词对东南亚华人的描述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着红色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着白色恐惧。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这是什么道理?”

红高棉的“种族灭绝”政策也针对了越南侨民。因种种原因滞留在柬埔寨的越侨估计还有2万多人。这些滞留的越侨仅仅熬过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上被红高棉有组织地在全国各地追杀了。那些越侨基本上都属于劳工阶级,完全不属于“剥削阶级”,而红高棉杀害越侨的理由仅仅是“他们是越南人”。

一位证人说:“一天下午5时许,我和人们一起在茅屋前准备饭食,村里突然传来了红高棉村干部的喊叫‘捉住阿联!他是越南人。’我们听后,劝阿联立刻逃跑。但他没跑多远,就被几名红高棉开枪击中脚部,摔倒在地,被他们像死狗一样拖著回来,经过污泥山石,从几百公尺处被拖到离我们约5公尺的地方。阿联的脸和身体被拖得一块块皮肉都烂了,令人看了毛骨悚然。一个红高棉村干部瞪著眼睛,从炉里取出一根烧得火红的大木柴,狠狠地烙住阿联的脸和头,发出‘滋滋’的(烧肉)声音。不但如此,他们还用大木棍把阿联活活打死。”

另一份作证是:大个子的华人Q亲历了红高棉一次为时十多天的屠杀越侨的行动。当时他和另外几名青年被赦免处死,负责监视被屠杀者不让逃脱和清理现场。Q说,这宗大屠杀,他是唯一的知情者。他希望有人根据他的口述把真相公之于世,他会带人找到那次大屠杀的现场。红高棉对越侨下手就是采用上述那种秘密屠杀、消尸灭迹的方式,数以万计的越侨消失了,越南(共产党)政府无从得知真相。后来,越南兵进入柬埔寨找不到Q这样的知情者或者目击者,也就无法知道秘密屠杀的地点。

一个高棉证人说:“塔歇(Ta Chea)当了小区领导人。他专门伤害和折磨华人、占人(Chams)和越南人,许多那些种族的人被他的命令所处决。他的最得力助手是我们村庄里最野蛮的赖痞,很喜欢残忍地打死别人。塔歇靠这个人带队去大量地杀人。”

尽管河内还不知道红高棉正在柬埔寨境内杀绝越侨,但是越南人从红高棉越来越频繁的边界挑衅中,察觉到红高棉的恶意。1975年5月,在柬埔寨东部,红高棉部队入侵了越南边界。在柬埔寨南部的海上,红高棉部队再次攻击越南领土富岛和土珠岛,而这两个岛屿的归属从来没有争议。同年11月在柬埔寨东部23号分区(柴桢省“鹦鹉喙”地区),红高棉部队越过边境袭击了几个越南村庄。1976年1月4日,红高棉使用加农炮攻击越南的塔岛(Tral)和富岛。1月22日在柬埔寨东部,红高棉声称边界对面的越军驻地是柬埔寨领土,狂妄地命令越军撤离。可是越军予以藐视,并轻易击溃了红高棉部队的进攻。2月份,红高棉又越过柬埔寨西部边界去袭击泰国人。

现存的有关红高棉部队发给波布、宋成等人的许多军事报告显示,驻东部的红高棉920师的指挥员之一的辰(Chhin)最为热衷挑起柬越边界事端,他向“党中央”要求更多的弹药以制造更大的战斗。这使得东部的边界冲突的规模由小到大,局势越来越严重。1976年2月6日中国与红高棉签订了一个针对越南的秘密协议:中国向红高棉提供武器,红高棉提供士兵,两家联手挑衅越南。2月22日红高棉“党中央”会议决定在东部边界地区加强对越南的攻击以及从中国获取更多武器弹药等问题,参加者有波布、农谢、英萨利、温威、宋成、都恩和乔森潘等人。5月18日越南副总理范雄来到金边,试图解决柬越边界冲突问题,无果而返。8月24日中国驻金边大使馆书面通知宋成,鼓励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中国武器援助的细目,这份文件后来被越南人缴获并公布。

红高棉向越南的挑衅政策,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和鼓励。波布说:“中国可以帮我们吓跑敌人(越南)。能有中国这样的朋友是很好的。”而那些曾在金边大学进修柬文的中国人,现在都被中共派往红高棉各重要部门去担任政治顾问,“他们在红高棉时代的柬越两国恶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6年3月在一份红高棉文件里,“党中央”断定:越南共产党企图与泰国及美国第七舰队合作,要联手灭亡红高棉。西哈努克曾经询问乔森潘如何解释红高棉对越南人的仇视。西哈努克写道:“乔森潘恬不知耻地告诉我,‘党要我们同胞发挥高水平的劳动效率、更勇猛的战斗热情,因此最好每天激励他们仇恨越南佬(Yuons)’。”

1976年2月中共派遣副总参谋长王尚荣(Wang Shang-rong)前往金边,主动增加了中国的军火武器援助。1976年中共中央“文革派”张春桥来到柬埔寨考察“红色乌托邦”。同年7-8月,红高棉的国家副主席索平、副总理宋成带着针对越南的军事任务去了北京,与中国当局密谋。

在1975年下半年,在中苏对立的格局中,越南倒向了苏联,红高棉倒向了中共。这个结果导致中共和越南的关系恶化,也导致红高棉与越南的关系恶化。河内承认“在1975年越南不准确地评估了柬埔寨的状况”是一个大错。但是,设若当年河内决策让苏联介入红高棉事务、与中共角逐,将不会出现今日的局面。可以说,河内胜算了越战,失算了柬埔寨。曾经长期负责扶植柬共的原越共南方局领导人范雄、阮文灵、黎德英等人,对红高棉的背叛行径尤为憎恨。这些人在越战胜利后都进入了越共中央最高层,这使河内对红高棉的立场更加强硬。

1976年1月5日,红高棉宣布改变国号,居然给炼狱之国取名为“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DK)。红高棉真是不加掩饰,连毛泽东也没敢采用“民主”一词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同日,红高棉甚为保密地对内公布了一份“新宪法”。由于当时红高棉政体的与世隔绝,这份“新宪法”不为世界所知。

1976年3月11日红高棉“党中央”决定踢开西哈努克。几天后,被软禁的西哈努克接到了红高棉的命令。他写下了辞职书:“柬埔寨从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政权的魔爪下得到解放,柬埔寨革命以及真正民主都归功于柬埔寨革命组织(安卡)。我将完全永久地退出政治舞台,请允许我从今天起退休……”

由此可见,红高棉多次许诺柬埔寨的一切权力归于“终身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哄骗。此后,西哈努克控诉说红高棉对他的软禁待遇改为更严格的拘禁。他写道:“我在(回国)那时以后,就再没有见到过我的部属……也没有见到过随我一道回国的人,甚至没见过我的家人。我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10个孩子——我的孙子和孙女,全部都杳无音讯了。”此时他还不知道红高棉已经杀害了他亲生的5个儿女和14个孙子孙女,以及更多的皇室亲人。

首次的红高棉统治下的“人民议会”选举在1976年3月20日开场。现有的几万份证词可以证明,在那一天根本没有举行什么“选举”,包括“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在内的柬埔寨人没有谁见到了选票——也许是红高棉原本就懒得浪费纸张制作选票。虽然没有选举,却有了“选举结果”:红高棉宣布:98%的人民参加了投票,选出250位人民代表,组成“民主柬埔寨”的首届“人民议会”。没有谁知道这些“人民代表”是否真实存在。然后,这些“人民代表”煞有介事地选举了农谢为议会委员长,还成立了国家主席团来“代表民主柬埔寨”。4月22日“人民议会”极为诡异地“选举”了一个名叫波布的“橡胶园农民工”担任“政府总理”。按照常规,人民有权知道政府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身份、履历、学历、相貌、品行、施政纲领等资料,然而柬埔寨全国人民没有谁听说过“波布”这个名字或者认识这个人,更不用说关于“波布”的其它资料以及这个人与“安卡”的实际关系。人民只知道神秘的“安卡”是柬埔寨的统治者。

红高棉随后公布,政府由9个部和6个委员会组成。英萨利是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温威是第二副总理主管国家经济,兼金边地区领导人。宋成是第三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胡宁是宣传部长。周春是卫生部长。英提丽特是社会行动部长。塔池是公共事务部长。云雅特是文化教育部长。农苏恩是农业委员会主任。克多恩是商业部长。程安是工业部长。梅鹏(Mey Preng)是通讯部长。程安和梅鹏两人是温威的主要助手和亲信。冯(Phuong)是橡胶园部长。秀蒲拉西仍是驻联合国大使。波布的妻子乔彭娜莉是全国妇女部长,不过她的抑郁症病情严重,精神错乱,几次被送往中国治疗。在治疗无效后,乔彭娜莉被接回空荡荡的金边,安置在一所别墅里,由专人伺侯生活,波布不再与她见面,他们夫妇始终没有生孩子。“总理”波布执掌最高权力,他思维古怪,行动鬼祟,没有家庭生活,也没有后代。

直到此时,国际社会才确知掌权柬埔寨的是一个长期隐身的“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的政治面目模糊,唯中共对此知情。原西哈努克作为“元首”的柬埔寨名头及联合国的席位,都被悄悄地嫁接给“民主柬埔寨”所顶替。柬埔寨人民对红高棉“政府”成立的反应很麻木,他们说:“波布、英萨利、农谢、温威、宋成等人都是突然冒出来的‘国家领导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民众仅仅知道乔森潘和胡宁以前为西哈努克政府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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