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柬埔寨，内战双方的实力是，柬军征兵后有3万多人，拥有火炮和装甲部队，盘踞在金边和各省城“守点”，新兵严重缺乏训练。柬军兵力不足而无法歼灭红高棉武装，而且军火和给养都依靠美军空运和南越的水运供应。红高棉方面已有5～6万人的武装，拥有中国给予的轻型火炮和车辆，占据了广大农村地区，其武器军火和金钱依靠中共的提供。但此时红高棉仍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能力，主要从事破坏性袭击，例如：他们把一枚手榴弹偷偷扔进金边一所学校的师生正在开会的会议室里爆炸。红高棉的恐怖袭击对金边政府还暂时不能构成危害。但此刻真正的威胁露头了：1973年6月美国国会以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为限制手段，禁止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使用任何的军事力量。
柬埔寨的持续战斗分别引起了美国苏联的注意。苏联人要通过河内弄清红高棉这股势力的情况。1973春天，黎笋告诉苏联大使：“柬埔寨的事情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他们的组织位于北京，与我们相比，甚至在河内的中国大使馆都与他们有更多的接触；红高棉与西哈努克及其内部成员有争斗。”而美国方面，基辛格经过调查得知是一股被称作“红高棉”的团伙在继续着柬埔寨战争，而北京是“红高棉”的后台。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愿抛弃金边政府，他们知道那会引起很多人民的死亡。他们计划是以西哈努克重返柬埔寨成立联合政府为代价，平息柬埔寨内战。
此时的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政治丑闻而陷入困境，他力图遮蔽真相转移视线，并向美国人民作出更多欺骗。但是美国社会的巨大愤怒和压力，促使美国司法部于1973年3月正式展开调查。尼克松无力再关心印度支那，委托基辛格负责处理柬埔寨事务。1973年2月16日基辛格到北京去见周恩来，他诚恳地说：“我们对（柬埔寨）那个地区没有任何企图，美国没有必要在那里建立基地。外国武装必须撤出柬埔寨和寮国。柬埔寨情况很复杂，我们认为柬埔寨应该举行政治协商。只要能够停火，我们就可以协调出一个让西哈努克成为重要角色的政治局面。但是（柬埔寨）军事叛乱活动一定要终止，否则我们的空军将继续在那里活动，而柬埔寨交战双方将永无宁日。”
周恩来否认中国是红高棉的后台，他兜圈子道：“法国和柬埔寨（内战）双方还维持着关系，苏联也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事情会这么复杂。不仅西哈努克拒绝和谈，还有（红高棉）抵抗力量拒绝和谈。”
基辛格：“我和黎德寿谈过此事，他说河内支持柬埔寨（内战双方）和谈。当然，你和（柬埔寨叛乱者）他们直接接触，应该知道得更多。我们准备与你们合作，找出能让西哈努克维护尊严的方法。”
周恩来：“你已经说明你的意思了，我们也了解了。但是就现在阶段而言，这也许是行不通的。”
在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第二天，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会见基辛格，谈到了美中联合反苏的问题，毛泽东不兜圈子，直接说：“俄国人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他们抢了外蒙古，抢了一半的新疆和满州，……他们还抢走（日本领土）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一个插曲是，毛泽东开玩笑表示要馈赠一些中国女人给基辛格，毛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量少得可怜。你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甚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我们可以给你几个或者千把个女人。（笑）……你要我们的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我们国家有太多的女人，她们只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也太多了。（大笑）”把女人作为礼物，基辛格揣测是毛泽东性生活郁闷的表现。其实，从毛泽东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来说，异想天开总非偶然。
周恩来可能觉得基辛格容易对付，于是加剧扶助红高棉的军事叛乱活动。这使基辛格为柬埔寨和平的努力落空。1973年3月24日，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拒绝了一个由金边政府提议的“和平协商”会议。奇怪的是，这个拒绝声明不是从北京发出，而是由蹲在柬埔寨丛林里的“内政部长”侯荣在致电金边政府总理韩通哈的一封信里所宣布的；而这封信并没有送达金边，却送往北京电台去广播，西哈努克是听了广播后才知道金边政府发出“和平协商”这件事。而北京又借用了西哈努克的名义，声明“美国必须为柬埔寨的战争负起政治责任。”
西哈努克很想了解“柬埔寨抵抗力量”究竟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在柬埔寨干些什么勾当。1973年3月，在西哈努克的一再要求下，北京安排西哈努克到柬埔寨的“解放区”旅行一趟，名为“视察”。中共派遣“新华社”几名记者（眼线）参加了这次“视察”，拍摄了记录片和一些照片。西哈努克在英萨利的陪同下启程，第一站到达河内。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见了西哈努克，提供了十几辆吉普汽车和保卫人员，护送西哈努克夫妇进入柬埔寨。那时印度支那全面停火，“胡志明小道”很安全。西哈努克一行顺利进入柬埔寨东北部的拉塔基里省，北越的保卫人员即撤回。在那里，红高棉交通员沿途引路，把西哈努克带到森林见到了“新闻部长”胡宁。然后又见到了“总司令”乔森潘和“内政部长”侯荣。纪录片显示，装束着一条方格围巾（红高棉的标志）的西哈努克钻出布蓬吉普车，已等候在路边的乔森潘目光灼灼如贼。西哈努克与乔森潘拥抱。然后他们在525号桩碑那里拍照留念。此时乔森潘侃侃而谈，再次信誓旦旦说他们是为西哈努克而战斗，保证将来柬埔寨的一切权力都归于西哈努克。然后，乔森潘引导西哈努克一行向西行进，抵达暹粒省吴哥附近的“解放区”。柯袍说：“1973年4月西哈努克来了，党中央命令我在吴哥接待他。”事实上，根据西哈努克回忆录记载，“他（西哈努克）是红高棉在那特定时期的俘虏。当他被红高棉频繁拥抱时，他注意到一些红高棉战士在邪恶地折磨着一条狗。”
中国文章还煞有其事地描述：“在吴哥附近的荔枝山（Phnom Kulen），西哈努克第一次在国内主持了内阁会议。会场设在森林中的一间简易棚子里。棚子一边挂着柬埔寨地图，乔森潘等人同西哈努克围坐在一张桌前，讨论着国家大计。3月23日西哈努克夫妇到荔枝山下，参加了在树林中举行的欢迎大会。出席大会的指战员和各界群众列队鼓掌欢迎西哈努克夫妇。然后西哈努克夫妇、英萨利、乔森潘、侯荣夫妇、胡宁、宋成、波布、乔彭娜莉等人走上主席台就座。西哈努克庄严地发表了讲话。”
事实不是那样。当时环绕西哈努克的只有乔森潘、侯荣和胡宁，他们同西哈努克说话时总是一味闪烁。而且这三人似乎悠闲得很，根本没有繁忙的党军政事务去处理。还有一个瓢脸柯袍总在他们身旁转悠。西哈努克并不知道柯袍就是恶毒的红高棉北部大区的“军事司令”。英萨利露面少，似乎是不屑陪同。乔彭娜莉此时病得已近痴呆，不能出门。宋成晚了几天才到场。波布、农谢等人都顶着个“毛式绿帽”悠闲在旁看着这出戏。西哈努克茫然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也接触不到真正的柬埔寨民众。
此前，西哈努克一直以为“总司令”乔森潘是红高棉的最高领导人，他无法想象，实际上乔森潘远离核心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柬共成员”。在《（1号兄弟）传记》里，有一段录影显示：“隆重欢迎西哈努克大会”的会场只是一片森林空地，大约二百名游击队排成方阵，还算严肃。方阵之前有老少丑俊不等的红高棉干部在列队欢迎。西哈努克颈缠方格围巾，双手合十，频频鞠躬，一幅既讨好又不失贵族风格的作派。西哈努克身后几步远处跟随着乔森潘、侯荣、胡宁等十几个人，一律不三不四，方格围巾和“毛式绿帽”——他们没有戴帽子的习惯，不是把帽子包在头上而是浮顶着，状若扁饼。他们边走边装腔作势地挥手鼓掌，冒充红高棉领导人，他们一定排练过，但装得不像。在欢迎队列的右侧，有13个类似闲杂人员的中年男女，他们中有个人，身材粗壮，咀巴半开，肩搭方格围巾，那就是波布。他距西哈努克十步之遥，眯眼注视着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在波布面前木然走过，他第一次与他的生死对手近距离地面对面了，但他毫无觉察——他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谋夺国家的红高棉总舵把，更无从知道那人曾在北京隔着幕帘听取过他和周恩来的密谋。
在这个欢迎会之后，波布、农谢、克多恩几人以红高棉地方干部的身份，随从西哈努克夫妇游览当地的庙群。那一天，中共记者为西哈努克他们拍了一些照片，其中几张发表在当年（1973）6月出版的中国《人民画报》增刊上。“沙洛沙”这个名字唯一出现在这期画报的第20页，一张黑白照片显示：在寺庙脚下横排22人合影，西哈努克夫妇居中，被乔森潘、侯荣和胡宁左右簇拥。戏演得相当好，西哈努克没有注意到沙洛沙这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地方干部”，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化名是波布。中国《人民画报》在这张照片下说明道：“西哈努克、乔森潘、侯荣、胡宁、英萨利、宋成、沙洛沙、贵敦（注：克多恩）、农谢在荔枝山大菩萨庙前合影”。另一张彩色照片显示：在一个小瀑布前，乔森潘、西哈努克、侯荣、胡宁和英萨利一字排开，摆出笔挺姿势，郑重其事地合影，他们的身后不远处散漫着5个随从之类的人，其中有波布和倒背着手的农谢。
通过这次“视察”，西哈努克虽然未了解到“解放区”和柬埔寨内战的真实情况，但他弄清了“解放区”绝不是他的地盘，也没有谁在为他“战斗”。进一步，他察觉到“抵抗力量”是一个形迹诡秘的团伙，有人深藏不露地操纵着这个团伙；乔森潘侯荣胡宁都只是幕布前的演戏者；而北京显然知道这一切，也知道柬埔寨正在发生什么。西哈努克相信那些人就是柬埔寨的“共产党秘密份子”，他感觉到：在柬埔寨本土活动的“抵抗力量”、在北京被操控的“流亡政府”以及中共当局，是三方勾连串通，单单瞒了他，而他成了一个渺小无力的局外人。这次“视察”肯定对西哈努克产生了负面影响，到了6月，他在北京寓所里向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爆发出他的恼火和厌恶，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红高棉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天真到那种地步！我十分清楚，等到他们不再需要我时，他们就会把我像吐樱桃核那样吐掉！”他也谈到自己的未来，“我已决定，一旦卖国贼（朗诺、施里马达等人）被彻底打垮，我就退休。我丝毫没有继续掌权的愿望。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得到的都是恶报，这意味着我在无用的努力中浪费年华！”
中国文章也提到，在“视察”中，西哈努克根本不相信现在这个组织诡秘的“抵抗力量”，会是乔森潘、侯荣、胡宁这三个夸夸其谈者所创建和控制的。西哈努克长期治理国家，有着政治经验和组织技能，深懂公开社会也懂地下社会，他熟悉乔森潘三人，他无法相信只会巧言聒噪的乔森潘具有非凡能力，还有迅速勾搭上中国的神奇才干。据说，西哈努克试探乔森潘，“你们既然有如此的能力和才干，为什么同我一起工作时你们并没有过这种表现？”乔森潘狡辩道：“如果我们那时为您努力工作的话，那将有助于您变得更强大。这样，革命岂不断送。”这个解释使西哈努克对如此“策略”恍然大悟。设若这些“对话”是真实的，那么它也只表明乔森潘惯于“鬼话人说”，而西哈努克用“人话鬼说”应对之，这并不是引人入胜的智力交锋，只是可悲的掩耳盗铃。
1973年4月11日西哈努克回到北京。4月12日周恩来为他举行了接风宴会，邓小平借此宴会亮相，宣告了他被重新起用。有中国人说“（文革中）突然听到广播里传出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我们目瞪口呆，心想这个国家肯定有毛病，因为到处墙上的‘打到刘邓司令部’的黑色大字标语还历历在目。”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起用邓小平来接管国家政务，以此制衡周氏，使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具有了浓厚的戏剧性。由此可推测毛泽东以前没有彻底结束邓小平，并不是疏忽。而李德生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丢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头衔，被撵出北京。同年5月毛泽东把年仅38岁的上海市“工人造反”头目王洪文直接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跃周恩来之上，作为对接班者的筛选和对周恩来的牵制。同时，毛泽东把在“文革”中受益的地方干部华国锋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作为毛的社会改造的一部分，粗通文字的大寨农民陈永贵也被毛泽东指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头上包着一方白肚手巾（中国北方农民装束）频频在国事场合以国家领导人露面，参加政治局会议无论谁讲什么，他都赶忙热烈鼓掌，既无知又神气活现，在很长时期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