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如此多娇，古今中外，引英雄狗熊竞折腰。
货币是人类影响最深远的发明。它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市场繁荣；同时它又极大地促进了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的转移和流动。从以物易物时代，到金银铜铁时代，到纸币时代，通过货币这一中介媒质的变迁，人类的交易数额不断地呈几何级数增长，货币也不断地从“中介”等介质身份中脱笼而出，成为一只越来越强大、对实体财富拥有实质支配和占有权的老虎！以前打江山要牺牲人命，现在有钱在手走遍全球，指哪打哪，只要双方愿意，微微笑就实现了跨国交易！至此可以说，货币已经是世界上最通用、最所向无敌的权力，超越一切语言、人种和价值观分野，如空气般丝丝入扣，如流水般一往无前！所以千百年来，上至真龙天子，下至街头混混，谁都梦想有朝一日拥有“想印就印”的货币发行和垄断权。
端木赐香《亦痴亦狂.——端纳眼里的孙中山》里有一段让人忍俊不禁：
“另有一天，端纳给孙中山说，有件要紧事我得提醒您，那就是我们国库的钱不多了，你得考虑跟外国借款，当然前提是得等我们的政府被国际承认。没想到孙大总统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借款，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端纳听了两眼一亮：‘什么好办法呢？’孙中山回曰：‘我们有很多造币厂，以制造我们需要的货币。’端纳问：‘哪里来的银锭呢？你的纸币的准备金呢？’孙中山回说，要什么银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银茶具熔化！’过了一会他又说：‘你知道，废除像银锭这样的东西是可能的，去购买银、铜、铅、镍却很昂贵！’这把端纳说懵了，大喊‘卖糕的’。于是孙中山解释说：‘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可以使用纸币来节省购买银锭的费用，我们需要多少就印多少，用旧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印……那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神吧？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997年5月三联书店第一版）P154-P156，谈到海瑞试图打击民间高利贷，引出皇帝发行纸币却不被市场认可的超好玩又超严肃事体：
“币制的问题肇始于两百年前。开国之初，洪武皇帝下令发行的大明宝钞，既不能兑现，也不能用以交纳田赋。其发行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商业机构，而是通过发放官俸、赏赐官军和赈济灾民等方式流通于社会。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种通行票据发放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任何准备金。如果这种发行货币的办法能够成功，那确乎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最简便的办法了。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奥妙在一开始就被识破，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以重罪，民间却置若罔闻。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等于废纸。
“洪武即位以后，政府曾经铸造过洪武通宝铜钱。由于铜钱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发行宝钞作为法币。这一生财之道既经开辟，政府就不再愿意继续铸钱，以免和法币发生竞争。其后由于形格势禁，再度感到铸钱的必要，但许多问题又随之而产生。官方没有充分的现金收入，只能少量鼓铸，而所铸成的铜钱又有欠美观和整饬，其后果就只能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各种杂有铅锡、形制滥恶的劣质铜钱充斥于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用者怨声载道，有些人就拒绝使用。这种情形造成了通货紧缩，致使商业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于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乃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碎银通货君临于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其‘政绩’自然也不能完美无缺。首先，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铜币作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其次，这种货币既非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更为普遍的情况乃是一般富裕的家庭如不放债买田，必将金银埋于地下，或是制成金银器皿首饰（其方便之处，乃是随时可以复原为货币）。可是这种趋势，必更促使通货紧缩，使农民借款更加不易。以上种种因素刺激了高利贷者的活跃，而追本溯源，却依然要归之于政府的无能。好心的巡抚（海瑞）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途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罅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这段文字说明什么？至少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官府和民间一直在争夺发钞权；第二，没有足够的货币量或者货币被“藏诸名山”使市场上没有足够的货币流通量，都会极大地妨碍工商业的发展和市场繁荣，并导致资金紧缺下的高利贷现象，对底层民众格外不利（他们是小额贷款需求也就是高利贷的主要需求者）。
人类告别硬通货时代、进入纸币时代以后，又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一是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二是以住房按揭为代表的金融信用消费，人类正式告别“量入为出”时代，任何人——只要有一定的还贷能力，都可以提前支配未来的收入，而每个人对自己信心和未来的预期不同，提前支配量也因人而异。总体而言，你的赚钱能力和信用越高，获得的银行授信也越高，支配现实财富的能力和实力也越强。
自此，世界整体上进入区域货币统一时代，这个区域货币统一，不仅指一国之内，甚至超越国家，比如欧元区。也进入通胀大于通缩的时代。有人计算过，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在全球流窜的货币总量，较用全球生产总值（GDP）来计算的“实体财富”（包括所有货财与劳务的总和）大上20倍之多！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导致流动性增加：100亿元存进银行，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是10%，也就是把存款中的10%作为随时要支付的钱，不进入放贷，余下90亿元就会进入市场。当这90亿元的贷款到了其它人手中的时候，这些人也不可能全部放在手上，又会将这部分钱存进银行作为储蓄；这90亿元存款进入银行，银行再提取10%准备金，剩下的81亿元又可以继续贷出去。如此循环往复，M1=100+90+81+72.9+……=1000（亿元）。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货币会被创造的更多。反之亦然。
但其实自有金融以来，从古代的票号到今天的银行，金融机构“创造货币”的功能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私人票号时代，各票号的“存款准备金率”不一，各自的货币创造能力也不一；加之货币没有被完全统一到一个生产商手里，全国货币总量其实很难统一结算。
另有人认为，人类进入纸币时代以后，国家垄断了纸币发行权，于是给了国家洗劫民众财富的无尽空间。这也不尽然。比如美联储就是典型的私有机构。虽然它由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能，并且主席、副主席悉由总统提名，并需经参议院同意。但其货币的非国家化特征是明显的。总统固然可以掌握理事与主席、副主席的提名，但一经参议院通过，任期长达十四年，最多可能历任五任总统。
倒是行政权和货币发行权高度统一的国家，最容易导致以通胀的形式对普通百姓收取“通胀税”。而且这种“税”大家都感觉不到，完全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效果，只知道物价越来越高，很多人拼命拿物价高的地方出气，比如高房价问题，却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何处。这就像你到了一个很昂贵的餐厅，一看价格单就拿服务小姐出气，却不敢找餐厅老板论理。
截止2012年年末，全球M2余额已经高达366万亿元，中国在其中一马当先，M2余额接近百亿。在过去五年中，中国的新增货币数量更是包揽了同期全球增发货币数的一半，在2011年的贡献率更是达到52%。
过去20多年，官方公布的通胀率一直很低。但统计局的数字，不可不信更不可全信。比如2009年，全国平均房价同比上涨近三成，统计局的数字是上涨了1.5%；2012年，北京房价上涨也三成，统计局的数字是下降7.6%。
假设年均通胀率为6%，现在1000万元30年后值156万元（0.94的30次方）；假设年均通胀率8%，30年后值80万元；年均通胀率10%，30年后值42万元；13%，30年后值15万元……
中国式通胀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一是长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用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资源和降低环境成本（自我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和压低汇率刺激出口，用宝贵的实物资产换取一堆花花绿绿民间不能自由使用和交易的外汇，导致人民币长期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张化桥说：“中国人从来不承认汇率政策是个灾难性错误。压低汇率刺激出口从来就是我们的国策，是个自以为聪明但是十分愚蠢的国策。它的结果是把价廉物美的产品运到美欧和日本，换得美元的血腥过程。中国工业污染再过五百年也洗刷不净，而外汇储备天天贬值。整个中国都被愚蠢的外汇政策绑架了。”
二是政府主导投资将国家和民众绑架在一辆辆高速运转的2万元一个座位的“奢侈动车”上，势必倒逼货币超发或税负增加，进而全面推高物价房价。在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导致大量基建和小城镇建设过剩（2012年仅全国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能总量就达到全国人均26吨），巨额地方债，任期极其有限的地方官员根本就没打算还也没有能力还。华泰证券3月25日发表报告称，地方债金额2011年为13.2万亿，2012年15.3万亿，2013年预计16.3万亿。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在微博上说据中国社科院报告，截止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14.8万亿，包括5.8万亿的直接债务和9万亿的融资平台债务。野村证券估计，由于新增了1540亿的信托债务和2.1万亿的债券，目前地方债务可能已经超过了24.9万亿，约占GDP的47.7%。比债务攀升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去偿还不断到期的债务。
还不了的债最终还要还，地方不还或者还不了最终就要由中央政府还，也就是全民来还。就像高铁，2.6万亿元债务一下甩给了老百姓。还的办法只有两个：中央印钞票和增加税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物价房价上涨，腐败和贫富不均加剧。
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很多急于“为民请命”的知名评论人、博士硕士、媒体总编副总编、财经记者编辑，及至政策制定者和所谓智囊团，普遍急于用世，只看到物价房价上涨的表象，不看通货膨胀的实质和根源，或者缺乏“在别人思维止步的地方再想一点点”的勇气和能力，或者丝毫不愿、不敢动既得利益一根毫毛，多年来声嘶力竭只是转移矛盾、找替罪羊、拿房地产问斩。结果是情况越来越恶化——货币笼子不断放出老虎，却又千方百计试图把货币老虎关回笼子里，严厉打击和限制私人自由运用货币工具。结果，一方面是房价和房租越调越贵；另一方面是大量资本去海外“流亡”，建设他人的美丽世界去了；或者，是资本流落到一些本不该流去的“无人区”，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王志安说：“房价调控受害最大的，是这个城市里买不起房，不得不租房的人。他们才是城市中真正的弱势群体。但在小白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下，他们的利益完全被忽视了。任何政策的出台，没资格发言的人，往往最悲催。”其实，不长脑子的小白领们自己也把自己给害了！多少小白领被限购！多少小白领自己本身就是租房一族！多少小白领一直在呐喊降价房而不是斩草除根地打破行政垄断、改革投资型政府！这些年一直在黑暗中奋力挖地道，不曾想地道挖到了茅坑里！
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称中国大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是适应市场的需求。中国的投资消费客、留学生以及游客组成了三股的市场力量不容忽视。有数据统计称华人海外购房比例非常高，澳洲70%的新房都是卖给中国的消费者。调控不让有钱人买房，催涨房租的同时，人家去建设别人的国家去了。
货币要像流水一样自由流淌，才能更好地造福社会和人类。包括国际间的自由兑换。否则，大量货币被堵塞，就会一方面形成货币堰塞湖，一方面导致“中下游”缺水，大量“动植物”干渴而死。
中国一方面要改革出口导向和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切断货币无节制超发之路，另一方面要让现有货币在国际国内自由流通，自由投资，才能让货币造福民众而不是祸害社会。
其实货币自由流通不仅有利于创造各种就业机会，而且有利于将财富转移到真正具有创造财富能力的人手中！比如说有一些纨绔子弟大肆挥霍，那么财富很快就不再属于他，而转移到更有财富支配能力的人手中了。再比如一些有钱闲得慌的人去美国底特勒“抄底”最低为2500美元、最高50万美元“皮鞋价”楼市，还有到鄂尔多斯及其工业园区之类的“鬼城”去购房去投资，他们的财富很快就会转移到别人手上去。
你又是限购又是限贷又是提高二手房交易税费，导致财富不能自由流动，其实反而有可能加剧“阶层固化”。
何帆《货币死了民主死了》讲纳粹德国的一段历史，讲恶性通胀导致经济和民生恶化，进而带来社会和政治恶化，值得一阅：
“滥发货币的结果一定是物价上涨。但是，德国的公众却更愿意相信，带来通货膨胀的元凶不是国内错误的货币政策，而是因为外国人：因为战胜国要把巨额赔款强加给德国，因为外国的投机份子在兴风作浪，因为万恶的犹太人！看到物价上涨，德国的公众不是要求政府稳定物价和币值，而是要求政府要提高工资。这带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通货膨胀，导致工资提高，德国政府不得不印更多的钞票，好去安抚群情激愤的公众。1923年，在最疯狂的时候，德国央行印刷的钞票只印一面，为了是节省墨水和时间。
“通货膨胀带来了恐慌。原本是一个月发工资，现在工人们要求一周发两次工资。人们学会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提前付款，因为吃完饭价格就涨了。恐慌又带来了绝望。走投无路的人们只能变卖家具。钢琴尤其受欢迎，甚至变成了一种货币。绝望的壮年人走上街头抢劫。绝望的老人走到厨房，打开煤气，把脸蒙上去，安静地自杀。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指出，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时候，一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开明、包容、积极、乐观，而当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之后，一个社会就会变得狭隘、排外、消极、悲观。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不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而是通过选举，是民主制度下德国选民的选票，把希特勒推导了台上。德国的民主体制最终蜕化成恶魔的暴政，就是因为在经济增长低迷时期，整个社会情绪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暴怒。拿破仑之所以能够统治法国，是因为每一个法国人都是小拿破仑。希特勒之所以能够统治德国，也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人都变成了小希特勒。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纳粹的选票就会增加，当经济形势好转的时候，纳粹的选票就会减少。
“到底是谁投了希特勒的票？很多政治学家根据当时的选举资料，对纳粹党的投票支持者进行了分析。一般认为，投票支持希特勒的是一些教育程度低，容易被蒙蔽和欺骗的人们。的确，相对而言，纳粹党在小城市的得票高于大城市。在2.5万人以下的小城镇，纳粹党的得票率平均在41%，而在10万以上的城镇，得票率平均为32%。但在柏林、汉堡这些大城市，纳粹党的得票率并不低。工人中的年轻人和失业工人更多的会投希特勒的票。更令人不安的是，中产阶级中有很多投希特勒的票。大学生，尤其是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大学生，有很多投希特勒的票。公务员中也有很多投希特勒的票。这些社会阶层不应该是维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吗？为什么他们会倒戈易帜呢？他们中的有些人，出于对激进的马主义的恐惧，所以把票投给了反共的纳粹党；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出于对个人事业的焦虑，希望在溺死之前找到一个稻草；他们中的有些人，是由于丧失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安全感，产生对社会的怨毒之气。而他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我们今天也把通胀归结于外国人赚了我们的钱这个“输入性通胀”，也把通胀归结于“投资和投机”，我们支持对“投资和投机”严下杀手，也是大城市的大学生、媒体总编、财经记者和“为民请命”的“专家学者”们占了大多数。结果也是“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呜呼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