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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 没有革命的危机时代

吴思认为中国不会发生革命,但是改变正在各个角落发生。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给了他建设公民社会的很多启发。

3月21日,应伯尔基金会邀请,中国知名学者、《炎黄春秋》主编吴思出席了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和谐社会梦想"研讨会。会后,吴思先生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

问:2011年您来德国访问之后,写了一篇长文《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德国人对待历史和中国人有什么不同?

吴思:了解德国人思考和处理历史问题很有意思,他们和中国人有很不一样的思路。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主要是以史为鉴:咱们这儿有个什么事儿,那就看看过去或者别处有什么类似的事儿,看他们是怎样解决的,咱们作个参考。我们在访问中经常听到德国历史学家问:我们是谁?他们首先要有一个身份(Identity),才知道怎样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又是谁?他们不断地思考,在这个追问的过程中,德国人一步步走向公民身份。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大家通过各种活动进行追问和回答,既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社会。从中我看到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公民和一种政治的成长。由此我们想到中国人的政治身份,我们至今还是臣民,而不是公民。


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和谐社会梦想"研讨会现场

问:这一次访问有什么新的收获?

吴思:这次我看到更多社会组织的活动,一些公民组织起来,整理过去的档案,研究历史,开展各种活动。他们还帮助别的国家梳理历史。他们完全凭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愿望,自己行动起来,非常细致地干很多活,看着真是令人羡慕啊。这在中国会有很多障碍。我很期待有一天中国人也可以这样,凭着各自的兴趣和爱好研究历史,既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知识的乐趣,还能帮助别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单向度追求物质利益。

问:最近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都在谈论革命,您在演讲中指出目前中国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同时您也指出中国社会危机四伏,那么不能指望革命的人们,应该怎样行动呢?

吴思:我把危机分为五级,可能推翻政权或导致社会大动荡的前三级危机,基本上不会发生。但是,发生在乡镇、村一级的四、五级危机十分常见。无论是征地矛盾,还是环境污染,都一再地引发群体事件,例如广东乌坎、四川什邡、辽宁大连发生的那样。

知识分子能做的事情,就是对社会真实状况进行传播和解释。对一些个体事件,比如孙志刚事件,进行深度和广度的梳理和解释,这样就能发现普遍性的原因,超越个案和地区意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公众利用网络和其他活动形式,可以对公共事件进行广泛的参与。任何细小的参与,都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官方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积极响应民众的吁求,而不是习惯性地打压。

问: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您和您主编的杂志《炎黄春秋》做了很多事情,呼吁推动中国宪政。最近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联署呼吁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些公开信都没有得到当局的直接回应。您怎样评价这些活动的意义?

吴思:单就我们杂志来说,发表过社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以及多篇文章谈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我们和北大组织的一个会议,也是在谈论宪法,呼吁全社会达成民主宪政的共识。这些呼吁是否得到当局的回应? 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回应了。比如新的领导班子一上任,在就职演说中说到要忠于宪法。这是一个新的说法,以前只说忠于党忠于人民。如果这是对于公开信的回应,那是一个积极的反应;如果这不是对于公开信的回应,也说明他们看到了民意和世界潮流,是一个好的现象。

问:在中国有"两头真"现象(指一些人年轻时跟着中共参加革命,随后成为中共统治集团成员或者为统治集团服务,即便意识到问题也长期不敢说真话,进入老年以后则大胆敢言,针砭时弊,批评当局),尤其体现在您主编的杂志中。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

吴思:"两头真"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杂志的很多作者都是如此。他们年轻时都参加过"一•二九"等学生运动。那时他们是社会精英,不是没有饭吃才革命,而是有怀抱改造社会的理想。在他们看来,国民党腐败无能,代表着错误的方向;中共则主张民主自由,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他们选择了跟随中共,投身革命。后来中共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变得越来越专制。再后来经济上改革开放,可是政治改革并没有多少进展,他们感到失望和郁闷。

我认为"两头真"的现象非常重要。我对这些老人既尊重也理解。因为我年轻时当过知青,也曾经毫不怀疑地听从毛主席教导,相信他们的谎言。"两头真"的老人对历史的反思十分珍贵,既有深厚的个人积淀,也有广阔的历史背景。

问:习近平上台以后,"红二代"(指中共建政元老的下一代)再次成为话题。有人说他代表"红二代"执掌政权,跟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您觉得是这样吗?

吴思:"红二代"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其中有毛左,有右派,也有自由派。我们用这样一个词来描述他们,显得太过笼统,不能有效地概括他们的特点。他们虽然有一些共同的背景,但是其他因素决定了他们有不同的政治态度。我认为这个概念本身并不会带来什么政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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