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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逼近武汉 蒋介石夫妇险成俘虏

激愤的学生不断地走上街头抗议,和日本“媾和”的声音却不时在政府官员嘴中传出,地面无论是“阻击”还是“血战”,虽然也能在交战中杀死大量日本兵,但结局却都是不停地退——国统区域面积日益缩小就是最明了的证明。

战前拥有的300多架各式老旧飞机,经过数次空战后,几乎损失殆尽。目前的空军重复着地面部队相同的战术动作——撤退。换成老百姓的话就是“跑飞机、跑警报”。

所以涂着膏药旗的飞机可以肆意轰炸,所以画着太阳旗的飞机可以任意拦截、击落正常飞行的商业航班。所有的地方都弥漫着溃败的气息,国民政府奄奄一息。

从地面的节节进逼到空中厮杀,最后杀红眼冲着民航班机开火,小鬼子并非真是丧失了“理智”。其实,他的一切行动都在其掌控之中——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道理很简单,军队没供给,海路已经切断,剩下的只有空中通道,只要把“中航”和“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线堵住,断绝内地和外界的所有联络,“抗日”,你拿什么“抗”!的确,切断了和外界的沟通,一切物资都无法运入,没有任何工业体系的国度里,除了在那里等待着“挨打”以外,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在地面和空中如同洪水般的退却时,一支机队却要迎面而上。

华府接二连三的“抗议”对日本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但“中航”还得继续飞(飞运公司已于1933年将股份转让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 Airways),交通部的加急电报一个接一个,如同雪片纷至沓来,鬼子推进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料,必须把政府的要员们接出来,直接送到重庆。

于是,本应该大大方方的飞行就必须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飞机在空中,能躲就躲、能藏就藏。而且必须要夜航,更像个“贼”。

广州被占领后,重庆政府和外界的空中联络通道只剩下了进出香港的航线。和当初撤退时差不多——一切依旧是小心翼翼。空中,如果侥幸没有与鬼子飞机“照面”,危险就是来自地面。

无论是在哪一端起飞,平日里企盼的好天气此时是变得越坏越好,那样,日本人就不会出来了。自从广州被占领后,谁都知道,所飞区域几乎是日本人基地,吴士被击落后可以迫降到珠江,而今,如果再次“迫降”,就是俘虏。虽然美日还是友好邦交,但现在,成了给中国人“垫背”。

而且,这样的飞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起码是目前。没有中途备降机场、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的航路指点标、没有城市的灯火,连无线电也受到了限制……更大的“挑战”是无线电的强烈干扰。

日本人占领了广州,就在紧靠着香港的一带架起了通讯装置,是偶然还是故意的挑衅?强大的日夜不停的无线电信号每分每秒都辐射到启德机场,严重地干扰每一架进出港航班所必须和地面联系的无线电信号。

美方(此时,中国已经连和敌人“交涉”的权利都没有了)也曾专门和日本作过“商议”,和本国政府递交的“照会”一样,日本人置之不理。于是,避免无线电干扰造成灾难,能成功起飞和降落,就成了一场智力大拼搏。

随机报务员中国人居多,时间长了,他们互相总结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基本要领,如下:

进场前,使用德国(罗兰)技术导航法,转动手柄和刻度盘上的指针,指针带动上面的环形天线,使其指向任何一个可以选择的电台。一边是莫尔斯电码A•(•-)的信号,一边是N(-•)的信号。当环形天线直接指向联系的电台时,发出T(-)的信号,根据此,报务员就可以在地图上画一条方位线,继续保持这一航迹并在中间检查方位,就能盘旋下降。(注一)

这一招,后来连美国人都学去了,伦纳德就曾向他的上司,“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抱怨:“我去香港时,就会像正在电唱机上转动的唱片那样盘旋下降。”想象力丰富的美国佬。

武汉保不住,国民政府在混乱之中退却重庆。一切都在混乱之中。

由于公司里只有查尔斯•夏普、罗亚尔•伦纳德两个人能飞“夜航”,而在大撤退中,四面八方打到“中航”在汉口调度室的电话的命令、电话、电报铺天盖地,所有的调度、指挥顷刻陷入混乱。哪个部门都比这里大,谁都不能得罪。

10月21日,鬼子打进广州当天,交通部电令“中航”将汉口的政府要员送至重庆,邦德电令重庆机场晚间挂上红灯笼(用做“导航”),在24小时内,夏普和伦纳德各飞两次重庆——汉口——成都,将政府官员送到目的地。23日,夏普再次降落汉口时,工兵已开始在跑道上埋地雷了。

25日黎明,第二次飞宜昌的伦纳德准备再次飞汉口,飞机正待起飞,运送16名乘客、驾驶着“海军准将”(Commodore)式飞机、刚从汉口回来的飞行员陈文宽告诉他,汉口在燃烧!

不仅是“中航”乱,政府更乱,把委员长都差点“丢”了。

10月24日夜,夏普从宜昌返回汉口,此时,日军已到了汉口的“边上”,当DC-2在停机坪上停下来时,夏普看到了令他最吃惊的一幕:委员长和夫人及一行随员正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

九省通衢的武汉对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空中只有“中航”和香港保持联系的同时,陆地,目前这是唯一的对外“纽带”——海外的物资运抵香港,再从广州转运这里,日本人攻占广州和武汉,目的就是要掐断这条动脉。正因为太重要,蒋委员长最后一刻还“滞留”在此。

也不知是动身晚还是要表现领袖与民“抵抗到最后一刻”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准备夜飞衡阳的委员长一行到了机场后,“专机”驾驶员贾思特才发现,按照这个时间算,到衡阳应该是午夜。

技艺不精的贾思特告诉委员长,夜间,他无法“控制飞机”平安回到地面。可怜的委员长连一架专机都没有,战争时期的每次出行只能搭乘普通商业航班,这一次他真的陷入了绝境。

说话的工夫,远处,枪炮声响成一团。

连续多日的混乱撤退,“政府”已经一分为二,也许是为三、为四了,东一堆,西一块的,谁也不知谁在哪儿、谁也顾不了谁。若在往日,委员长降临,迎送的队伍都得排出一长溜,而今,跑道上兀立着的是孤家寡人。枪声越来越近,眼看日本人快进城了,委员长竟然还站在孤零零的跑道上,真要是让小鬼子给俘去……

“中航”汉口地面站的人都快急疯了。临时抓急,好歹把为交通部飞DC-2的艾利森给“逮”到了,老艾听了负责人的求救后,倒是二话没说,马上就钻进了机舱。

看着委员长的飞机离开了地面,下面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眼下,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跑吧,能飞的飞,能躲的躲。实在不想走的,给上一笔“遣散费”。

不到10分钟,刚刚飞走的“老艾”又从跑道的另一端回来了——刚到空中,委员长的飞机就坏了。

天呐!此时,夏普到了。往往,历史的发展就是由于一点“偶然”。

委员长确实做到了“最后撤退”,“走”在了所有要员的最后,比地面“迟滞”敌人的部队走得都晚。

午夜,夏普在衡阳着陆后,委员长依旧是阴沉着脸子向机组成员致谢,倒是从站在汉口机场跑道上起,直到衡阳一直都是保持着一如往日之迷人微笑的夫人更显得从容,一副雍容的她向夏普伸出纤纤玉手:“Thank you!”

类似的事情,在重庆还发生过一起,而这次,差点让蒋氏父子当场“香消玉殒”。

1942年8月25日,中央航空公司机长林大纲驾驶一架“容克斯”型飞机从昆明回到重庆。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林大纲飞了一个漂亮的“五边”后,把机头对准了跑道。

本次航班的机舱里,只有一位乘客——蒋经国。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委员长全家轮番上阵。据曾在“央航”工作过的沈崇昆老人回忆,当时,“央航”派林大纲为蒋经国执行的是专机任务。

老人说,林大纲是留德回来的,飞行技术在“央航”是最优秀的,他的落地动作相当完美,当DC-2已经平稳降落在跑道上,已经减速滑跑了100多米后,这时,人们才发现,在“容克斯”的对面、跑道另一端,一架空军、银灰色DC-2突然迎面降落。

两机跑道上,两机呈迎头之势,眼看一场猛烈的相撞就要发生……

沈崇昆当时就在跑道旁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老人说,林大纲肯定是先发现对面的飞机,只见他驾驶的“容克斯”突然转弯,急速脱离驶进滑行道。还在高速滑行的“容克斯”侧成接近60度,机身倾斜得一边高一边低,都快侧翻了,而那架空军的DC-2是着陆,速度太大,根本就没办法躲避。

现场的人脸都白了。

跑道上,DC-2猛然“轰”的一声,螺旋桨再次急速转动,速度骤然加大,此时林大纲的“容克斯”即将拐下跑道还没有完全转过来的时候,那架DC-2已经冲到眼前。

就在两架飞机马上撞到一起那一刻,只见DC-2怒吼着,腾空而起,紧贴着林大纲的“容克斯”机背,从上面飞了过去。

目睹这一切的沈崇昆老人说,当时,他的腿都软了。

在滑行道停稳后,林大纲脸色苍白地走下飞机。

那架复飞的空军DC-2绕场一周后,重新降落,正驾驶衣复恩从机舱里探出头来,气急败坏道:“这是谁指挥的!”

舱门打开,蒋介石从里面走出来,他看了一眼站在“容克斯”旁边的蒋经国,一声未吭,钻入等候一旁的小汽车走了。

杨连成是机场搬运工,老人说:“DC-2降落后,谁都没有料到,从里面下来的是委员长。看到蒋介石出来,大家都懵了,挥舞着小旗在跑道上指挥、已陷入疯狂境界的九龙坡场站站长当时就晕了过去。唉,如果不是林大纲及早拐弯转向,如果不是衣复恩处理冷静、采取果断应变措施,复飞,从容克斯上面越过,奇迹般化险为夷,那……”

只能怪委员长运气不好,起飞遇故障,降落也遭险,其实,飞行员们最大的威胁还是在空中,在空中遭受到小鬼子战机的截杀!

1938年8月24日,小鬼子拦截、追杀、击落“桂林号”后,面对美国大使的“照会”,嘴里振振有词:该航班执行军事任务……下面的话实际上是不言而喻——我有权杀死交战敌方!

美国政府也有话说,民用航班,所有的乘客是买票登机,航空公司没有权利限制买票者,但有一点确凿无疑,所有的乘客是非武装人员……

你来我往,辩不明的嘴,扯不清的皮,无论是嘴说还是书面文字表达,毫无用处。日本人最后“懒”得再搭理,干脆是你说你的,我打我的。

只要在空中发现中国飞机,无论是军用还是民航,一概击落!

真够狠的!

不管怎么打,航线却不能中断,这是最后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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