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1月27日出人意料的在北京会见日本公明党山口那津男先生，并接受他带来的安倍首相的亲笔信。显示务实灵活姿态。
中共军事外交总动员，对钓鱼岛威胁步步紧逼，迫使日本向右转，助自民党高票上台，强化军力，联合东亚各国以防中自保——北京未必敢于轻举妄动。
二○○六年，安倍晋三首度出任日本首相，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二○一二年，安倍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越南。这一变迁，充分反映了这六年多间，亚洲地缘政治的演变以及中日关系的巨变。
安倍上台，外交包围中共
安倍晋三履新，首先派出外相岸田文雄出访亚洲邻国，首站访问与中国有直接领海争端的菲律宾，继而访问新加坡、文莱和澳大利亚，以强化地区安全合作的目标，直指北京。副首相麻生太郎出访缅甸，宣布免除缅甸所欠日本五千亿日元债务，日本企业同期跟进，大举投资缅甸，被视为日本挖中共墙角。此时，缅甸政府军与克钦族战争升级，中共是否背后捣鬼、意图牵制缅甸？尚有待观察。
紧接着，安倍本人亲自出马，先后造访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中，访问越南是重头戏。因越南也与中共陷入领海争端，日越携手对抗北京，顺理成章。日本是越南最大援助国，也是越南最大投资国。安倍访越，承诺再追加援助五亿美元，越南感激不尽。
去年八月，中共策动反日暴力示威、令日本企业蒙受超过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日方痛定思痛，加速了转资东南亚的进程。中国原本是日本最大投资国，但自二○一○年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已经连续两年超过对中国投资。中共政权的非理性面目，首先吓倒了日本商界。
除东盟之外，日本还积极联络其他亚洲国家：向韩国派出特使，改善日韩关系；计划向俄国派遣特使，为安倍访俄铺路；而早在去年十月，野田当政时期，日本外相造访蒙古，阐述日本尖阁诸岛的主权立场，蒙古表示“理解”；今年一月，蒙古突然停止向中国出口焦煤，表面原因是价格，实际原因，也可能是断绝中共战略资源。蒙古为中国焦煤最大来源国，占中国焦煤进口总量三分之一以上。
也是在这个紧要关头，被中共视为唯一盟国的北朝鲜，竟主动向日本示好，希望今年二月重开朝日政府间谈判，连中共御用学者都惊恐预测，朝日关系可能在年内出现“突破性进展”、可能“突然实现首脑峰会”，由此承认“中国大受打击”。
至于美国，表示对钓鱼岛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也不充当调解人，但认可钓鱼岛在日本的行政管辖之下，并一再重申：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国务卿希拉莉在日本外相到访时，明确声明：反对中共“单方面侵害日本的管辖权”。言下之意，面对钓鱼岛之争，美国不仅会协防日本，而且不允许中共在该岛附近活动。中共受此重击，大骂美国“火上浇油”。
安倍将于二月正式访美，到那时，安倍“外交包围中共”的战略，将基本完成。对照从容自如的安倍外交，失道寡助而四面楚歌的中共，外交上处处被动，几乎无从下手。
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被称为“安倍主义”的外交路线。这条弧线，是在美国重返亚洲、俄罗斯—印度—越南强化铁三角之外，由日本对中共撒下的又一层包围圈。
北京妄动逼日本右转重新武装
回放二○一二年钓鱼岛争端全面升级剧情：四月，东京市长动议从日本私人手中收购由日本实际管辖超过百年的钓鱼岛；八月，一批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同月，中国爆发大规模暴力反日示威；九月，日本政府从日本民间购下钓鱼岛，实现该岛国有化；同月，中国派出海监船，前往钓鱼岛附近活动，之后频率加剧；十二月十三日，中国海监机首次飞临钓鱼岛，日本派出战机拦截，之后频率加剧；二○一三年一月十日，中国首次出动战机飞临钓鱼岛，日本战机升空对峙。
如果说，二○○六年，安倍首访中国、重视中日关系的姿态，没有得到北京的实时响应，反映中共领导层的惯性迟钝；那么，二○○九年，亲中的日本民主党上台，公开宣称脱离美国、要与美中保持等距离，仍然没有得到北京的应有响应，则反映了中共领导层的十足愚痴。
就在日本大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海监机首次飞临钓鱼岛；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大选投票前夕，中共海监机再度飞临钓鱼岛。中共耀武扬威的举动，仿佛是为日本右翼充当超级助选团，结果，偏右的日本自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再次夺得政权。中共在钓鱼岛日益高调的活动，不仅把日本逼向右转，而且创造了充足条件，让日本修改和平宪法、重新武装。
安倍上台，立即增加军费。二○一三年的防务预算，达四万七千七百亿日元，比二○一二年增加一千亿日元。这是日本十一年来首次增加军费。安倍增加军费、扩充自卫队、修改防务大纲，得到了百分之五十四日本民众的支持。日本右转，重新武装，实拜中共步步紧逼所赐。
中共对外用武，出自内部危机施出浑身解数，非要在钓鱼岛捣腾出事情来，中共真的那么在乎钓鱼岛？抑或，另有所图？回顾中共建政以来，对外用兵，无不和中共内部形势有关，借机转移公众视线。
一九五○年，中共出兵朝鲜，时值政权初立不稳，欲反美而媚苏。一九六二年，中共入侵印度，毛刘因大饥荒权力斗争正酣，毛的权威受到挑战。一九六九年，中苏珍宝岛之战，正值林彪军中势力坐大，毛极度不安。一九七九年，中共入侵越南，乃是邓小平借调兵打仗，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军权。其余时候，中共未曾轻易对外用武，即便钓鱼台争议，邓小平在日本也公开宣称“搁置争端，留给后人去解决”。
眼下，中共作势对外开战，动作频频，对应的，是国内多事之秋。去年，钓鱼岛争端被突然热炒，是在薄熙来事件带来中共党内、军内空前分裂之际。大规模暴力反日示威，转移了公众注意力，并为权争激烈的中共十八大打了掩护。
但随后，外国媒体连续曝光中共高官贪腐内幕，引起中国民众愤怒，中南海更需利用有廉价效果的钓鱼岛争端持续热炒，予以对冲。十八大之后，中国民众盛行网络反腐，风声鹤唳，中共官员紧急抛售豪华房产，紧急转移资金，仅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月间，外逃资金就高达四百一十亿美元！如何掩护这类丑行？中南海苦思对策，强化对日斗争——无疑是一个选择。
共军自认积习深重，未必敢打仗
中日调兵遣将、剑拔弩张，海上空中齐对峙，军事外交总动员，外界关注：中日即将开战？依当下情势判断，还未必。日本方面，安倍采取的是“先包围后改善”的策略，即，先联合亚洲国家，构筑抗衡北京的统一战线，让中共有所忌讳、有所收敛，之后，徐图缓解日中关系于崩溃。毕竟，早已是和平民主国家的日本，能够体认，作为两个亚洲大国，日中关系具有无可回避的重要性。先展示硬实力，再展示软实力，这是自民党政府有别于民主党政府之处。
二○一三年一月，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党魁山口那津访中，安倍托他带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封亲笔信，信中建议日中举行首脑会谈，改善双边关系。这就是日本政府为缓和事态做出的努力。习惯于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中共领导人，很少会考虑以高层接触化解危机。
中国方面，开战与否，已无关爱国因素。中南海最终取舍，是考虑其政权安危。若开战有利于强化中共政权，比如，籍机以民族主义统合人心，中南海可能铤而走险；若开战不利于、甚至危及中共政权，中南海则绝对不会贸然行事。中共在钓鱼岛动作步步升级，但并不抢占岛屿本身，企图在钓鱼岛复制“黄岩岛模式”。二○一二年，中共以军事恐吓和经济压迫等手段，和菲律宾对峙。中途伪装离开，待菲方松懈后，突然折返，胁迫菲律宾后退——然而，日本不是菲律宾，有备无患，北京图谋，难以得逞。
一月二十日，中共《解放军报》再度发表“准备打仗”的头条报道，似乎磨刀霍霍。但细读之下，却耐人寻味。该文标题“准备打仗，先向‘和平积习’开刀”，把人类公推的和平，缀以“积习”二字，泄露中南海对共军的担忧，如该文所指：长期不打仗，让一些官兵慢慢滋生了许多“和平积习”，这些积习“藏在部队训练的各个角落，打起仗来要吃大亏！”
众所周知，共军之腐败，比当年的满清军队尤甚。因为腐败，军力远占优势的清军大败于日军（一八九四年）；因为骄横，军力数倍于敌的中共军惨败于越共军（一九七九年）。历史噩梦，历历在目。该文要求共军在二○一三年要“强化打仗思想”、“提高打仗能力”；最后又称：“自卫还击要坚决，措施要做到短、平、快，不拖泥带水，不留后遗症。”——这些话语的背后，便是：共军缺乏打仗思想，未具备打仗能力，最多只能短平快地出击一下。否则，战事稍一拖久，就有灭顶之灾，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恐怕连政权都不保。领导人犹疑胆怯而畏敌，共军缺乏自信而畏战。而假想中的钓鱼岛之战，不是陆军拼刺刀，是海空对决，绝对是一场高度现代化的精彩较量。是中共破天荒的表演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