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和台上的人物也许还有很多难以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你终要承认它是一个充满爱的舞台。无数青年男女勇敢地走上来，大大方方地说出关于爱情婚姻的种种，说出对过去对未来对爱的怀想与期盼。透过他们，在泪水与欢乐、欣喜与沮丧、真实与虚伪的背后，我们不仅是在感受那个围绕男女相恋的古老话题，其实我们是在关乎美丑善恶忠孝仁义的诘辩中，感受它折射出当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个侧面，尤其是感受到青年们对爱、道德、价值有着怎样的坚守。这，无疑为朦胧的中国染上了一抹耀眼的亮色。
爱情，是真诚者独享的真实游戏。很喜欢近期来的乌克兰小姐与河南妹子刘五朵。不是金发碧眼的“洋气”，是她双眸透出的纯粹与宁静，是她学说中国方言时的幽默娇羞，是她择偶中对人不对“物”的朴素考量。五朵不漂亮，但落落大方，有自嘲有机敏有被拒的心唯独无戾气。河南妹子随和不忽悠，观众、主持人都喜欢，难得。可见人不分南北，真诚就好，真实就好。
岁月识人。与择偶者一样，人们无法在短短的一期或几期节目中深入了解什么，是否保有一见如初时的“纯粹宁静”、“真诚真实”，那一定要有时间的淘洗。但如果你在他（她）的高矮胖瘦五官位置之外多少是读出了对方的“纯粹宁静”、“真诚真实”，那即使过后证明仍然轻率，但那又何尝不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咏叹，因为有了对品格的偏爱而不是对外貌的执着，“美”，在你这里已经有了充分的延伸，即使错了，又有什么不可以释然？“一见钟情”从来不是贬义，它是对自已、对对方“入以形而下，出以形而上”的一种爱的“自我肯定”，这种昂扬向上的人格因素在精神世界里其实珍贵。
《非诚勿扰》中的你和生活中的你一样，“从哪儿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何而来。这让我想到另一对夫妻。
一九四0年的中国，战火纷飞，大西南崎岖的山路上，逃难的人群中夹杂着向西南迁徙的众多师生。中央大学一对20出头的年轻教师刚从英国归来也在其中。丈夫是清未王候级弟子，妻子是英国贵族的女儿，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自一九四0年到抗战胜利他们就这样从贵州到四川从四川到重庆，在贫穷艰难的中国开始了他们的新婚生活。对于这段经历，文革中以“特务罪”被囚四年，受尽磨难的妻子出狱后回答作家黄宗英问她“苦吗？”的时侯，她以贯有的语气轻轻说了句“没什么。我还是觉得抗战转移的时候更苦一些。”
就是在被囚禁的四年中，”画家郁风回忆说，“在狱中，这位可敬的英国女子也依然有着优雅的风度，她爱清洁，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的过来时，隔着一条走廊能听见戴乃迭用她的英式腔调对狱卒说：‘谢谢’。”
在贵州的山路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丈夫回忆“妻子没经验，手忙脚乱的，可一支胳膊夹着儿子，一支手夹着烟卷，但还是很乐观。”此情此景让他歉疚地说“亲爱的，我让你受罪了。”妻子回答：“我愿意啊，我是来爱你的呀！”
他们，就是将《离骚》《红楼梦》等一大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于丈夫而言，60年相守不渝，是“乃迭惊人的美貌”“是她少有贵族青年的虚荣、浮华”，于妻子而言“是宪益的正直”是丈夫对她的深情。戴有很多机会可以返回英国，但她选择了中国选择留在丈夫身边。苦难中没有抱怨，灾变中没有责备（他们的长子文革后自杀），我想更多人相信，在苦难中他们60年相守不渝，不是别的，正缘于妻子的纯粹与宁静，正缘于“我是来爱你的”这种高贵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