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正离中国渐行渐远。
1月16日，商务部公布，2012年中国国外直接投资（FDI）金额同比下降3.7%，三年来尚属首次。其中制造业同比下降4.5%，超过服务业下降的2.6%；而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25家，同比下降10.1%。
这并非是外资第一次转换对中国投资的看法。2011年3月，在日本大地震后，埃森哲曾对287家跨国制造企业（总部大多在美国）高管做出调查，有61%的人表示：近期曾考虑通过将制造和供应部门迁移至本国或“近岸”地点，使供应地和需求地更紧密地配合。
而一份来自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也给出了如下结论：在未来五年中，对于多数销往北美市场的商品而言，相比美国部分地区，在中国沿海城市建厂只能减少10%到15%的生产总成本，运输和存货成本是最主要改变因素。而一份来自普华永道的报告观点是：东南亚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有力竞争者。
这其实已经不是预警，而是已经开始的事实。通用电气、科特彼勒、福特汽车、科尔曼和NCR等已经将其部分制造回流美洲。而阿迪达斯则在2012年底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工厂，将制造全部转移到东南亚，而类似的中低端制造业的跨国企业还包括耐克、爱世克斯、LaPerla等等。
为什么十多年前蜂拥进中国的跨国公司，如今像候鸟一样飞回美国，或迁徙它地哪？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未来十年的趋势呢？
本人认为是后者，2001年5月，本人曾撰写《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到来》一文判断：当中国按照美国的标准加入WTO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跨国公司将成为中国大多数产业链的控制者。其后5年，这两个判断已成为公认的事实。
中国在当时之所以遭遇世界工厂机遇，有着特定的条件：1，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国际政治壁垒大幅下降；2，中国未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工业基础良好；3，因特网的推广、ERP和SCM等信息管理工具的广泛使用，扩大了跨国公司的有效管理半径；4，国际石油价格低廉，每桶仅在20美元，加之超级巨轮的普及，使国际海运很廉价；5，美国和西方劳动力和环境价格昂贵，中国劳动力极为便宜和充沛，资源和环境极为廉价，劳动保障可以忽略不计；6，中国给予外资以超国民待遇，享受土地税收优惠，等于变相从中国企业向外企输送利益；7，中国人民币便宜……这使得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便为西方资本家创造了更丰厚利益的新空间。
世界工厂给中国带来了十年的经济繁荣，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劳动保障和资源环境灾难。美国的大量就业岗位的外流，造成了美国消费下降，成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
奥巴马政府上任后，明确将再工业化作为美国复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从2009年到2012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法案，其先后推出了《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一系列法案，实行“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多项政策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并且对海外生产迁返回国的公司予以税收优惠刺激、对没有迁返回国的公司征收惩罚性税收等，希望提振本土制造业。
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1，自2005年7月迄今，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约35%；2，土地价格大幅上涨，进而推动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工资之比已经由当年的3%提高到今天的17%；3，石油价格已经由每桶20美元上涨到今天100美元上下，海运成本大幅攀升，其它原材料价格也大幅攀升，铜由2000年初每吨约2000美元左右上涨到近期约8000美元；4，中国环境和劳工保护成本也在增加；5，随着政府规模和投资不断膨胀，各种税费也不断攀升，现在工业化大国中，仅次于法国位列第二（当然中国的社会公共福利远不如法国）。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中国超国民待遇被取消，而美国给出了新的政策优惠，以及美国超低的资金成本，和全球最低的石油天然气价格（石油比欧洲约便宜20美元，天然气是欧洲的1/5，中国的1/7），再考虑运输成本的减少，从而汇聚成强大的回流动力。
在美国已经将中国列为其首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对手的情况下，即使是中低端制造业，美国也更愿意把市场留给东南亚国家，这就是美国推动TPP（环太平洋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的动机，这个组织是将中国排斥在外的。而如今的中国比越南、印尼等国家并不具备成本优势。
本质而言，世界产业链正发生一次新的重大变迁，这对中国本土资本企业将是一次额外痛苦的变化，就像当年遇到世界工厂的额外惊喜一样。
在世界工厂时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运到中国，加工成钢铁，生产冰箱运到美国销售；而未来，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将直接运到墨西哥炼钢，生产冰箱销售到美国。这个变迁就是全球产业链一体化转变为区域化，原来中国这棵枝繁叶茂的“世界工厂”参天大树，将被删繁就简，规模更小但产业链更高效，阿里巴巴正是由此乘势而起；其中也蕴藏着中国本土优势企业从跨国公司手中重夺回市场控制权的可能，加多宝和小米手机正在尝试。
未来3-5年，不仅仅是世界工厂的机遇发生逆转；也是2005年7月由人民币升值所引发的国际热钱投机中国大潮流的逆转期；也是官僚外资既得利益不断扩张后，逼迫到公众国人承受力底线，即将发生逆转的时期；也是中美两国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因此，未来中国3-5年的挑战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建国60年来最严峻的。
在笔者看来，城镇化是继四万亿救市、稳增长之后，中国放弃了最后一次主动调整的机会，未来3-5年的我们只能被迫地接受硬着陆而带来的调整，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调整将是全方位的，不仅是经济金融的，还将是社会和政治的。
这将意味着这个冬天之冷之长将超过大多数企业家的想象。本人估计，只有少量有准备的工商企业（约占10-20%，备有充沛的现金流，具备期货对冲保值能力）能够变危机为契机，变得更加强大；20-30%的企业在严冬中勉强生存下来，而后慢慢复苏发展；而不少于50%的企业将茫然无措，眼睁睁地看着在世界工厂时代积累的财富一点点被耗干，而最终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对于中国，这未必是坏事，这恰恰是经济机构调整的目标。但是对于企业家的命运来说，则将是天堂地狱之别，中国的企业家们必须抓住最后的时机，做坏的打算，向最好的结果努力，进行针对性的准备，以免成为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