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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光盘二十年浮沉

2012年年底一个寒冷的冬日,沈阳商人林章(化名)将整整一小柜子的盗版光盘丢进了垃圾箱。“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些东西对我已经没有用了。”说这话时,林章背对记者,没有回头。

他在垃圾箱前伫立,呼出的白气在风中消散;身后的三楼,是收拾一新的婚房。1993年,林章开始接触到盗版光盘;2013年,他的家中再无盗版光盘的踪迹。

20年,盗版光盘走过一度轮回。

盗版价格优势:从“走鬼”时代到走向市场繁荣

1993年,林章经商的父亲送了他一台小霸王学习机,这台学习机成了他玩电子游戏的工具。一位爱读书的同学告诉他:游戏软件还有“原版”和“翻版”的区别。彼时他并不了解这些,很快“翻版”就有了更为正式的称呼:“盗版”。此后,他见证了一段盗版光盘与中国反盗版工作斗争的历史。

林章对盗版的第一印象,其实没什么恶感,甚至不觉得有什么不寻常。

1996年,林章的小霸王学习机更新换代成了一台“同创”牌的586电脑。“别说这个牌子早就湮没无闻,现在到处都是双核处理器,孩子们大概都不曾听说586这种古董词了吧。”林章的笑,有些自豪,有些感慨。

买得起马要配得起鞍,买了电脑自然要配备软件。当他向经销商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销售人员伸手向屋后一指:“看见屋后的东科电子市场了没,25元一张,需要什么自己去买就可以了。”一年之后林章才知道,同样销售正版光盘的“连邦软件专卖店”,当时就在“同创”店前方100米处。但林章很理解销售人员:“因为他告诉我了,我也不会去正版店里买,(正版)太贵了。”

一张25元,其实盗版当年也不便宜。即便如此,当时正版软件百余元的售价,甚至没有给林章留下一点是否支持正版的思考余地。

但买者可以心安理得,并不代表卖者自认光明正大。起码对于当时贩卖盗版光盘的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自己从事的是非法活动。

林章告诉记者,这表现在卖盗版光盘的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被称之为“走鬼”,他们通常戴着帽檐压到眼睛的帽子,挎黑色包,穿着黑色的厚羽绒服或大衣,数百张盗版光盘就藏在包中或大衣里的怀兜内。他们站在街边或市场内不起眼的角落,作吸烟或交谈状,但当你走过他们的身边,他们会低声问:“要碟不?”哪怕是在交易中,他们的眼睛也无时不在扫视着周围的情况。一旦发觉有类似工商或公安的人员靠近,就会立即收起光盘快步离开。“跟现在卖水货手机的那些人很像。”林章类比道。

另一种卖家是电子市场的商户,在主业之余,以此为副业。但副业的买卖如此兴隆,乃至于一段时间里,林章都认为这才是他们的主业。商户通常不会主动搭话,因为当时有电脑的人并不多,来过几次,几乎就成了熟客。这是商户们最重视的稳定客户。新来的人,如果是介绍过来的,自然会向他们低声询问:“您这儿卖碟吗?”

商户会招手示意买者跟随,七拐八转地来到仓库。仓库通常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破旧的柜子里放着数个纸盒,分门别类装着不同内容的盗版光盘。商户拿出盘后,会让买家自己挑,自己出去关上门放风。买者挑好了敲门示意。如外面的人不进来,说明有检查的人经过,不必再敲,待“安全”了商户自会进来结账。

林章一直有自己的固定卖家,这人名叫楚大成。楚大成本是一家国有工厂的工人,1990年代末期国企不景气,楚大成改行卖盗版光盘。从1996年到1998年,随着电脑的普及,盗版光盘的行情也水涨船高,林章不知道沈阳东科电子市场的商户们一年能拥有多少的营业额,但卖盘的商户从占据市场一角扩展到几乎整个市场,原来的偷偷销售逐渐变成摆在柜台上公开贩卖却是无法视而不见的事实。

林章还从楚大成那里了解到,因为“卖盘的”商户给市场做出了很大贡献,市场管理方甚至会在政府部门来检查之前通知商户,以便他们当天做好伪装或是歇业以避风头。林章有一次亲眼目睹,市场管理人员走过,楚大成迅速抄起柜台里的两盒烟塞入市场管理人员的大衣兜,双方对视一眼,擦肩而过。而这个庞大红火的市场,也终于让正版厂商再也无法无动于衷。

林章记得,当年台湾游戏厂商汉堂公司出品的游戏《炎龙骑士团2》被大陆玩家投票评为“十大经典游戏”之一。可是当大陆媒体联系汉堂公司采访时,汉堂公司却无奈地表示,这款游戏他们从未在大陆发售过。

于是,1998年的夏天,台湾游戏厂商智冠科技掀起了一场“低价风暴”。智冠将自己的新作《风云之天下会》与杂志《软件与光盘》捆绑发售,售价降到了惊人的25元,如果除去价值6元的杂志,那么这款正版游戏实际卖到了19元的低价。

市场的反应同样空前强烈,《风云之天下会》取得了17万套销量的成绩。楚大成则告诉林章,这款游戏的盗版他收到的退货很多,“卖得不好”。这是当然的,林章自己都买了正版。

榜样在前,应者云集。这场运动随后得到了许多正版游戏厂商的响应,并进而扩散到其他软件和音像制品市场。林章印象中,这场风暴最终以大陆金山公司的金山系列应用软件全线降价而结束,短短半年,正版88/128/148元的价格体系下降为28/38/49元。盗版光盘第一次“被迫”接招,全面降价。1999年年初,盗版光盘的单价一路下跌到10元左右。

伴随着正版软件的高歌猛进,盗版光盘还面临着另一重打击。楚大成向林章抱怨,活不好干了,政府的检查越来越频繁,虽然其中有些消息属于“狼来了”,但一个月内有近半个月的时间都在歇业,这严重影响了楚大成的收入,因为摊位费、市场管理费一分都不会少交。楚大成第一次表达了退意。

1990年代末:正版追平价格劣势,却被“贴心服务”击败

记者从北京一位多年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处获悉,其实政府在1995年就已经开始对盗版光盘生产源头的打击,“入世”前夕的反盗版工作力度更是空前加大,同时加大的还有对于版权意识的宣传,并鼓励民众对非法生产线进行举报。

但微妙的是,盗版销售走向公开恰恰也发生在这个时期。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正志告诉记者,当时著作权法的立法水平很高,保护范围和认定标准都已经实现与国际接轨,但执法现状很难让人满意;而且社会上缺少著作权传统。“窃书不为盗”,认为精神成果分享一下没什么了不起的看法根植于很多人的观念中;兼之部分正版软件售价偏高,共同造成了这样一种怪现象。

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教授在南京市的调查中发现,虽然89.6%的人认为盗版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在购买过盗版制品的人中,“在购买盗版制品时没有怕被熟人看到或类似于负疚感之类的感觉”的占到79.7%;有这种感觉的只占4.3%;另有15.9%的人“说不清楚”。

公众的这样一种认识,无疑增加了政府部门打击盗版的难度。林章的经历印证了以上的说法,盗版与反盗版的第二回合较量,正是围绕着对消费者的争夺展开。

1999年年底,林章发现楚大成的生意又好了起来,盗版光盘品种比以前更加丰富,而且如《藏经阁》、《家庭藏书集锦》等已经形成了品牌,甚至在包装上注明“品牌所有,仿冒必究”,让林章哭笑不得。

不仅如此,楚大成告诉林章可以向其预约还未上市的新产品,售后调换盗版光盘时也不再需要讲明理由,如此贴心的服务,让林章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后来林章知道,这是因为供货商发生了变化。一次林章在购买盗版光盘时,一个穿灰白色羽绒服戴毛线帽的男子走近,问楚大成近来生意如何。随后楚大成从柜台下拿出一盒光盘交给这名男子:“老王,这都是客户拿回来说不好使的。”“老王”接过说:“我全给你换好用的,换不了退钱给你。”“老王”又询问最近市场预约什么的多,几个品牌盗版产品口碑如何,之后离开。

看着林章吃惊的眼神,楚大成笑笑:“新上货的,换了拨人,这帮人可神秘了,连个名字都不给我们留,反正只要货卖得好,这些事我也不想知道。”

之后的日子里,楚大成的货愈发与时俱进,中国从未引进过的日本卡通、港台电影、欧美游戏琳琅满目。其中深圳电视台1999年至2001年间引进的《天鹰战士》(原名《新世纪福音战士》),林章在1999年夏天就已经看完了盗版的全集。

就这样,盗版光盘通过扩大境外进货渠道,变更盗版对象(盗版主要目标转向未引进境内的音像、软件),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与正版光盘的冲突,并以提高服务质量的方式进一步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与此同时,正版游戏的购买体验却让林章非常不满。在媒体大力宣传版权的影响下,林章2000年再次与同学共同凑钱购买了一套《守护者之剑2》。这部游戏在内地上市前因为需要经过审核耽误了一些时间,林章和同学花了更多的钱却比盗版用户更晚玩到。“打开包装盒的时候,我太失望了,里面除了一本说明书和五张光盘就没有别的了,难道我多花的几百大毛(几十元=几百毛)就为了买个纸盒加一本说明书?”林章问。

让他愤怒的还不止于此,当游戏进行到最后,却发现正版光盘出现读取错误。当林章去找软件店的时候,被告知需要先检验,如果确实是产品的毛病才可以调换。“不能退,只能换,还得先检验,这服务还不如去买盗版呐。”林章至今对此愤愤不已,这其中也包含了他因这次支持正版而受到朋友嘲笑的因素。

于是,正版软件刚刚追平价格劣势,却再次被盗版软件的“贴心服务”所击败,直到2001年局面才发生变化。

新技术:“盗版品牌”的破灭与光盘时代的终结

在林章的印象里,2001年的重要,更胜于1998年。这一年,盗版与反盗版之间再次激烈的碰撞,但双方都不知道的是,光盘时代的终曲已经奏响。

大时代的变迁,从小细节开始。

这一年,林章家里有了网络,他开始使用一种名为OICQ的软件,这个软件今天有了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腾讯QQ。

这一年,面对盗版光盘的挑战,天人互动公司在《樱花大战》的销售过程中,尝试了一种全新的销售方式——伴随正版光盘附赠大量游戏周边产品,这对盗版市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爱屋及乌,购买正版游戏就可以得到印有游戏人物的手袋、徽章乃至团扇、筷子、T恤,使其受到了疯狂的追捧,各个发售点抢购断货的消息不断传来。定价199元的豪华版也供不应求。

正版用户终于体会到了自己相比盗版用户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林章也买了一套正版,并把其中赠送的粉色手袋送给了自己喜欢的女生。

面对这种形势,一部分盗版商在逐利的本性下将盗版光盘精心包装之后冒充正版光盘出售,这种假货不同于“盗版”,被坊间冠以“伪正版”之名。这种赤裸裸的欺诈行为坏了“规矩”,招致了市场强烈的反感和抵制,甚至为楚大成所不齿。

但是此时的盗版光盘市场已顾不得这些,因为这一年,光盘刻录机开始广泛出现在硬件市场上,与之相应,盗版光盘的家族里,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CD—ROM、名为CD—R的新成员。于是,盗版光盘的制造者,从专业的生产线,变成了每一个销售者,只要你肯买一台光盘刻录机;而内容的来源如此容易,你只要买一张盗版光盘进行再次复制就可以了。

对盗版的盗版轻易粉碎了盗版商耗时3年建立起来的“盗版品牌”,也让正在与非法生产线奋战的执法部门面临了全新的挑战。

其实这个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更新的威胁已经萌芽。楚大成或许是一位先觉者,2001年,他多次问起爱书的林章,最近几套藏书集锦,林章怎么不买了。林章回答说,家里上了网,书体积小,可以到网上下,所以只买容量比较大的游戏和影视就可以了。

楚大成听了,若有所思。

2001年年底,楚大成突然告诉林章,他不打算卖盗版光盘了。随后楚大成真的从沈阳东科电子市场中消失。与此同时,伴随着入世与著作权法的修订,官方开始对盗版光盘销售端重拳出击。林章不得不寻求新的商家,但后来的商家也不断退出,所以直到2003年,他依旧未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商家。

但2003年,这一切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这一年林章家里开通了宽带,网络下载成为他最重要的软件产品来源。

同样是在2003年,网络普及所带来的非法下载和网络游戏迅速遍及全国。不仅是书籍,游戏、音像制品、应用软件全部可以经由网上下载;而网络游戏以出卖点卡(游戏时间)和游戏道具盈利的方式,使得客户端数据本身成为免费提供的对象,令盗版无从下手。

但网络这柄双刃剑在对旧有的盗版光盘形成冲击之时,其对于反盗版工作本身却提出了新的挑战。只不过,当时的市场尚未充分意识到网络时代对于非法下载冲击盗版光盘的意义不过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2003年到2007年的短短5年间,正版光盘的销售就被非法下载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这一年的《仙剑奇侠传4》上市之时,国内著名的几个“0Day”组织(泛指在官方发布影视、软件、游戏、音乐等作品之前或者当天,把这些作品以一定的格式打包发布的一些特别小组)自发拒绝破解,理由竟然是“再盗,正版单机游戏就死绝了……”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盗版光盘盛景不再,2012年,当林章为了购买移动硬盘再次重游故地的时候,发现市场内已经见不到公开的盗版光碟贩卖。虽然在走过那些卖数码耗材的档口时,偶尔会听到低声的询问:“小伙,要最新的电影不?”

对于新兴的非法下载侵权的问题,华东地区某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的席姓法官告诉记者,这类案件多数需要当事人委托专门的公司提起诉讼,举证难是个大问题。席法官更迫切希望的是,因为卖盗版光盘的人依然存在,所以法律要在加大刑法打击力度的同时,给出此类案件统一明确的量刑标准。这与政府方面在十八大期间表示要强化法律惩罚的措施,盗版的罚款判刑门槛将降低的表态颇为一致。

可是林章明显觉得进入21世纪以来,法律总是追在盗版技术后面跑,他不知道法律在反盗版问题上未来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王正志认为,反盗版的根本还是保障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技术防范只能是一方面,根本还需要法律来兜底。“但法律确实可以改进立法技术,在立法中有预见性的预设兜底条款,来应对技术革新带来的新挑战。”王正志说。

不过这些深奥的法律问题与林章已经非常遥远,他已经走出了盗版光盘的时代。2013年的元旦,北京的白领董宁也正在报怨:“现在都是下载了,光驱买来就基本没有用过,下次再升级电脑打死也不要光盘驱动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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