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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是背叛了孙中山

提要:当天中午我与孙哲生如约到达霞飞路底黄宅。进入客厅,陈炯明、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黄大伟有意之安排,俾使双方言归于好。当时情形甚为尴尬,彼此寒暄后,陈嗫嚅而言:“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临终时,也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解释误会,实感衷心难安。”言下不胜伤感。

陈炯明叛变,北伐功亏一篑

(1)陈炯明叛变的经过

恩怨重重广东光复的时候,胡(汉民)作都督,副都督有三人,为陈炯明、朱执信、黄土龙。是时各路英雄集结广州,胡从香港来,李准、张鸣歧投降。陈从惠州来,收容湘军洪兆麟部,在石龙与王和顺的绿林豪杰会合。广州城内,土匪民军甚多,龙蛇混杂,黑白不分,甚至包围都督府,拿着炸弹要钱,因而被抓到枪毙的很多。总理自海外归来,借胡汉民赴沪,旋至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胡出任总统府秘书长,陈代理广东都督。当时有人拥护汪精卫,有人赞成朱执信,也有人推举孙德彰(字寿屏,总理长兄)。汪、朱皆为文人,无军队作后盾,民军虽拥护孙德彰,但总理不以为然,总理认为他哥哥只能从事实业,不适合做都督,大家拥护他,有失公平,爱之反足害之,其议遂寝。德彰闻讯,甚为愤慨,然亦莫如之何。德彰原在檀香山经营大牧场,有华侨两千人参加垦牧,后来在香港开酒店,以其雄厚资财,助总理革命,他有政治野心,但乏政治才具,知兄莫若弟,总理不愿乃兄卷入政治漩涡,以自毁其声誉。

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

总理辞临时大总统职后,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陈炯明愤而走香港,虽被朱执信劝回,但陈、胡之间已深存芥蒂,分裂之机,即肇端于此。及二次革命失败,党员星散,总理至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振声威,李烈钧亦到日本,谒总理,总理询曰:“君来此何为?”答称:“愿继续献身革命。”总理乃面予责斥:“我将江西一省的重任交给你,你却刚愎自用,不服从命令!叫你发动,你不发动。不叫你发动,你反而擅自妄动,贻误戎机,一败涂地,还有何面目见我?”烈钧无辞以对,赧然走南洋,与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组织水利促成社,与总理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朱执信赴南洋联络,碰壁而返。陈炯明自视甚高,夜郎自大,对总理并不忠实,至此竟别树一帜。加之陈、胡间恩怨重重,裂痕日益加深,所以民国11年陈的叛变,可说种因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叛变的主因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可分下列四点说明:

1)个人英雄主义。陈炯明极富个人英雄主义的意识,大家捧他,南洋华侨也拥护他。他在广东的势力很大,军队最少有10多万人。他总想做领袖,不甘屈居人下。

2)吴(佩孚)赵(恒惕)对陈的联络。在一般军阀的心目中,陈炯明的名气反在总理之上,因为广东方面,总理的力量是虚的,陈的力量是实的,总理只有对党员的影响力,陈却掌握实际的兵权。所以吴佩孚、赵恒惕都派人跟他联络,希望他赞成联省自治,阻止总理北伐计划的实施,并诡称俟全国统一后,拥护他做领袖,适投其所好。

3)左派的拉拢。陈是秀才出身,嗣又入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向往社会主义,当其驻军漳州时,许多社会主义者前往襄佐政治、宣传、教育等工作,梁永弦任教育局长,派学生出国留学。陈秋霖主编《闽星报》,炯明亲撰发刊词,倡导社会主义。粤军回粤后,邀陈独秀主持教育,言听计从,相处若师友,因此受毒甚深。邓铿常常说:“陈竞存的思想最不坚定。”可称持平之论。

4)封建思想。陈炯明为广东陆丰人,该地甚为偏僻,与外鲜交通。陈氏见闻不广,不懂现代政治,不会国语,满口的海陆丰土话。他虽一度赞成君主立宪,但未曾接受康梁思想,转而参加革命,又不了解总理的学说和主张。所用部属亲信,亦多海陆丰人,非亲即友。如钟秀南、钟芾农为其表弟,陈达生、陈伯华为其族弟,陈炯光为其堂弟。其智囊马育航则为同母异父兄弟。将领如叶举、洪兆麟、杨坤如、钟景棠、黄强等,多不学无术,其中以黄强比较有知识,陆军小学毕业,后留学法国,但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到大元帅府,向不称总理,只问“中山在不在?”其骄悍可知。此外诸将,率皆缺乏远见,毫无知识,满脑子封建思想,把广东当成自己的天下。这种封建观念的作祟,是促成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

总理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肃清军阀余孽。陈则受吴佩孚、赵恒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见,号召“模范起信”,建设两广,联络西南。当时邓铿周旋双方之间,颇尽缓和疏解之责。民国11年3月21日,邓铿被刺于大沙头车站,伤重身死,不久,陈达生亦被刺殒命,因此双方疑忌日深,终至不可排解。4月20日,总理下令准陈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陈即离广州赴石龙,转惠州。22日总理抵达广州。此时陈将亲信部队,布防于石龙、虎门各地,其驻桂军队,由叶举率领,自南宁还师广州,5月6日,总理离广州抵韶关,9日在韶关誓师北伐,全力注意北伐军事,而陈部主力则集中省城及白云山等处,已显露谋叛迹象,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6月1日,总理令胡汉民留守韶州大本营,自率卫士回广州,以资镇慑。未料竟发生16日陈部炮击观音山之变。

叛变经过6月14日,我得工会密报,叶举侦探长黄福生连日积极行动,叶部机关枪队,已密布交通要道。下午2时,我去观音山粤秀楼晋谒总理报告,总理不以为然。下楼时,往吊桥,遇廖仲恺,告以叶举、洪兆麟、李云馥等,调兵遣将,甚为频繁,有一触即发之势。廖故示镇定,但已显露恐惧之色。并对我说:“万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妨害大局。”

15日,居正、马君武去白云山访叶举,传达总理推诚相与之意,叶举佯允服从。当日下午,秘书长谢持已知陈部密谋,秘书林直勉兼广东电报局长,亦检获陈部密通北政府证据,同时报告总理,恐粤军有不轨行动,宜速离公府,以防反侧,总理拒绝。夜间3时(16日晨)洪兆麟已率队包围总统府,总理仍坚持不去,经林直勉、林树巍等数人强挽出府。

此时各重要街口皆已布满步哨,不能自由通行,总理单身走至财政厅前,恰遇洪部大队,乃杂入队中同行。总理临变镇静异常,从容不迫,洪部以为同事,亦不查问。至永汉马路才脱险至长堤,安抵海珠海军总司令部,与海军总司令温树德等同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决意戡乱定难。

营救孙夫人当天夜里,我得到陈部叛变的消息,即偕余妻沈慧莲女士趋往粤秀楼营救总理,虽冲过叛军数条防线,然终被阻,不能进入。天亮后,我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长马湘(系我的族侄)与黄惠龙,我问:“总理在哪里?”他们说:“已经脱险了!”“夫人呢?”“还在粤秀楼。”我嘱他们二人,务必尽力与敌人周旋,乘隙保护夫人向附近水母湾马伯麟家突围。

同时我又电请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迅速设法营救夫人。16日下午3时,马湘、黄惠龙护送夫人突围逃去,惠龙中途被冲散,4时,马湘与孙夫人到达马伯麟家。我闻讯后,立偕余妻驰往,留余妻随侍孙夫人,我即赴沙面与工部局巡捕长吴有、副巡官姚昌等商洽奔走接应办法。继又返马伯麟家,请孙夫人改着黑色纺绸衫裤,与余妻并肩步行,我做前导,马湘殿后。行至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栏,孙夫人体力渐感不支,举步维艰,这时突有人呼喊“宋庆龄”者,我急中生智,找到一副肩舆,供夫人乘坐,至沙面西桥闸门,遇有叛军十余人赶来,喝令停止检查,吴有、姚昌正在门闸等候,立启闸门,我们迅速进入,即刻将闸门关闭,总算化险为夷,又逃出了一关。

17日晨,我到岭南大学访钟荣光校长,设法营救孙夫人出险。适孙哲生与美籍顾问努文先生赶来,乃共同商定营救办法,借电船一艘,驶至沙面,由余妻及马湘伴夫人登船,冒枪林弹雨,折返岭南大学,再由我与努文先生一同登船护送夫人至黄埔永丰舰,与总理团聚。

邓家彦总理欲谋北伐,湖南方面赵恒惕方倡联省自治之说,未允合作。民国10年11月,总理亲访陈炯明于南宁,商谈北伐出兵事,亦为陈所婉拒。总理不得已乃命陈返广州负责接济饷械,而自任北伐之军事。陈返广州后,极力巩固其在粤之势力,集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之要职于一身,而于北伐甚表冷淡。总理北伐军需乃多赖第一师师长邓铿(仲元)筹措,因此邓颇为陈派所嫉视,终于民国11年3月21日在广州车站遭暴徒之狙击。仲元之死,总理极为痛心,而双方之关系,自愈趋紧张。以后且查出主谋暗杀者乃陈炯明之族弟陈达生。

3月26日,总理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有主调停者,有主回师广州者,而蒋公中正尤为激烈,力主讨伐陈炯明。总理乃决定回师返粤。陈炯明闻讯,即来电表示辞职。总理电召炯明来梧州面商解决一切,而炯明始终拒不来晤。总理乃准彼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但仍任以陆军部长,以留转圜之余地,而图继续北伐。至是年6月,陈部益形跋扈,总理亲赴广州镇抚后方军队,16日遂有观音山之变。

陈炯明原亦隶属同盟会。辛亥广东光复,胡汉民任都督。汉民旋随侍总理北上,任临时大总统之秘书长,炯明遂接任广东都督。大约从此以后,陈即蓄志窃据广东。

余与陈炯明虽相识,但无甚交情可言。朱执信则与之关系较深,盖陈尝从执信受业于广州法政学堂也。执信死后,陈之态度日形跋扈。然以陈个性倔强而言,即使执信不死,恐亦难就范,与总理终不免决裂也。

陈炯明叛后,总理尝一度命吴稚晖往说炯明,如彼肯填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陈炯明无悔过之心,拒写悔过书,遂无法复合。

(2)讨伐陈炯明

沪上组织讨逆总理到沪后,我一面策动各地工会,加强组织,严防阴谋,同时协助总理,激励各省部队会师广州,讨伐陈逆。

此时(民国11年9月)到沪各省军事代表,计有滇、桂、湘、赣、鄂、豫、皖、陕、苏、闽、鲁、黔、川等13省,都拥有相当部队,惟缺乏开拨费与经常饷粮,而本党经济极为匮乏,无以支应。总理乃想到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各地华侨旅居香港者甚众,财富亦大,我与刘季生又都是台山籍,就派我俩于9月下旬赴港,与上述四县旅港殷实侨商领袖伍举焜、杨西严、林护、伍于簪、伍鸿南等商洽,请共为救国捐献,彼等慨允为助。我俩即返回上海,晋谒总理,磋商筹款办法,第一次是筹港币50万元,作为分发各省赴粤义师之开拔费,至于各军经常饷糈,在粤省未收复前亦由彼等陆续筹拨。总理派我与孙哲生至港,筹设总机关,主持军政,因应策划,并与古应芬、廖仲恺、邹鲁、林直勉、胡毅生等,终日众处,筹商机要。复促许军长崇智,自赣闽边界进兵,规复福州,一面与陈策联络在粤海军,应援陆军,会同讨逆。

此时桂军梧州警备司令黄绍竑密派代表到港,访孙哲生、古应芬,接洽桂军投诚讨逆事项,系请先拨桂军薪饷港币10万元,即可开拔入粤,经电总理核准,即由余面交该代表10万港币,并推邹鲁前往梧州宣慰。

桂军为讨逆主力桂省既已投诚,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督师东下,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赣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李明扬、赖世璜,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陈嘉佑、蔡巨献、方鼎英、鲁涤平,及川军卢师谛等部队,均先后开拔赴粤,革命声势,至此大振。

是时,我已奉命重行组织游击队,所有地下活动,都假手粤省各地工会为联系。各地工会,有当年打倒龙济光、莫荣新的劳绩,一向拥护总理,闻讯莫不跃跃欲试。游击队集结迅速,行动飘忽,四处埋伏,乘间进袭,并与各地正规军先遣部队密切配合,做其前导,发挥了极大的力量。使陈逆部队,杯弓蛇影,鹤唳风声,大为不安。至民国12年1月16日,陈逆不得不率部退出广州,径奔惠州老巢。当其撤退之日,我已率游击队迫近广州,当即入市区,布告安民,并分电各地报捷,至是广州完全收复。

不久(1月17日至25日),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先后到穗,各路军事领袖,亦纷纷抵达。总理因与苏俄代表越飞在沪谈判,不能即刻赶到,一时广州顿成群龙无首的局面,遂有“工防司令部之变”。

复任大元帅职总理于民国12年2月21日返广州,复任大元帅职,22日派徐绍植为广东省长,杨西严为财政厅长,伍学焜为盐运使,陈树人为政务厅长,孙哲生复任广州市长,吴铁城为广州市公安局长。3月1日,大本营组织告成,分设四部,外交部长伍朝枢,内政部长谭延闿,财政部长廖仲恺,建设部长邓泽如。

陈炯明悔悟

民国14年3月12日,总理在北京逝世,灵榇暂停于西山碧云寺,并保存总理生前衣物。8月初我随孙哲生先生到达上海,17日,黄大伟邀宴,并且说纯原为我们洗尘,绝没有外人参加。当天中午我与孙哲生如约到达霞飞路底黄宅。进入客厅,陈炯明、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黄大伟有意之安排,俾使双方言归于好。当时情形甚为尴尬,彼此寒暄后,陈嗫嚅而言:“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临终时,也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解释误会,实感衷心难安。”言下不胜伤感。我怫然作色说:“死者已矣,夫复何言?”立即拉着哲生走出,结果不欢而散,饭也没有吃成。我认为这并不是个人的仇恨而是国家的仇恨,私谊方面尽可通融,而出处大节,分毫不能马虎。

记得陈炯明叛变后,总理宽大为怀,派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白映斗(五台人)到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劝陈写悔过书,陈态度顽强,坚持不肯。曾几何时,今突然表示忏悔,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平心而论,陈操守尚佳,廉洁自持,其在广东施政,如禁烟、禁赌、民选县长各项,皆颇有成绩,粤人对他的印象良好,亦非偶然。可惜他缺乏中心思想,一朝铸成大错,致百身莫赎。如果他能一心一意拥护总理,则总理视为心膂股肱,畀依之殷,他人岂能望其项背,则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继承总理衣钵者,舍彼其谁?若然,以后的局面,或将完全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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