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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暗潮汹涌

香江激荡,暗流汹涌。

最近,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香港居民对于中国的认同度堪忧。事实上,近年来香港爆发了诸多的社会事件,社会动荡,追本溯源,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失衡。

在《福布斯》发布的2011年香港富豪排行榜中。2011年香港40大富豪总财富达1510亿美元。其中,一直雄踞香港富豪榜首的长江集团主席李嘉诚,蝉联香港首富宝座。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则排名第二名和第三名,赌王何鸿燊家族,则一家有两人上榜。

四十大家族的总资产,大约占香港全年生产总值的大约69%,亦即,整个香港的财富的三分之二,被这些豪族把持。造成了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此外,更为吊诡的是,本次跌出前四十名的富豪,如联邦制药的蔡金乐、绍荣钢铁始创人庞鼎元等,均从事实业。由此,香港的产业结构,亦失去平衡,地产行业过于强大,挤压了其他行业的正常发展。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双重失衡,在严重危害香港未来的活力。

安抚精英阶层的后遗症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最繁华时代即已种下。

在英治时代,虽然督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天真的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事实上,在大陆奉行的精英治国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中央政府内心的“港人”,不是香港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头面人物”,此前的华商领袖势力,成为中央政府重点借助对象,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收买”政策。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任特首,都出自豪族。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亦成为被纵容的对象,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赐封”,在“收买”与“归顺”的双方互动中,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强大族,这些豪强大族因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表现在经济领域,则是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虽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却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此前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小平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基本不搞实业了,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三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郑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还有很多人住在祖屋中,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对于政治上听话的豪族,最方便顺手的奖赏,莫过于给地了,所以,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权力对于香港的同化。

对于豪强大族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

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实业的都是傻子。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4%,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香港商业精神已经萎缩

福布斯发布的最新的华人财富榜,亦大有玄机。总体来说,华人财富进入三个行业,一是制造业,二是房地产,三是金融业。

华人财富分布里,各个地区华人财富不一样,大陆生产富豪最多的是房地产、制造业,香港主要是房地产和金融业、投资、贸易,台湾集中在制造业、食品和石化。可以发现三地的特点,大陆的经济应该说不太正常。从这几年变化也可以看出,实体大面积倒闭,房地产行业过热,房地产业超过制造业成为制造富豪集中的地方,就企业性质而言,则是央企坐大,民企举步维艰;香港的经济结构也有一定的问题,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的前沿,房地产业成为它主打的产业,前段时间新鸿基的总裁被调查,也说明了香港未来也有改变。本来他应该作为服务业或金融业,但未来也要调整经济结构,最好的是态度;台湾是电子制造行业、食品饮料,明基、富士康等等。

不同的经济结构,对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大陆的官企居主导地位,大企业集中于北京,说明总体而言是一个权贵社会,香港地产居主导地位,是一个精英社会,而台湾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发达,是平民社会。

台湾自然领先华人世界,实业发达,商业健康。而大陆虽然经济主体由官办企业把持,但是,由于市场庞大,经济结构丰富多层,亦存在多元而丰富的商业模式。比如,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可以因为众多的中小企业的存在,而富有生命力。网络时代庞大屌丝族群的存在,亦使京东商城这样的电商后发制人。而基于穷人阶层的庞大,广大的低端市场,亦培育了众多制造业巨头,如格兰仕,TCL等,而香港市场狭小,一旦经济主导权被大商人把持,则其他商业形态生机渺茫,缺少多元性。

由于战略调整空间不大,就商业精神而言,香港当下在三地中其实是最差的。

畸形社会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2011年的香港十大富豪集中了全香港60%以上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惊人。而经济总量为香港50%强的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向右转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中央政府“收买”头面人物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中南海拜码头,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对自己后代进行新的“册封”,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衰退的恶果,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这种结局,其实很多香港人早在回归前就看到了。在90年代的香港黑帮片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故意恶搞的桥段:两个黑帮在那里火拼,结果,就有元老级大佬出来圆场,都他妈的别打了,马上就九七了,还打什么打?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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