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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诗人杜甫的家境没想象中那么糟

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杜甫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这个认识,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是,既不全面,也不准确。一些人根据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幼子饥已卒”和《八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床床屋漏无干处”等诗句,把杜甫一家想象成贫农无产阶级,则明显违背了史实。由于中年以后仕途坎坷,兼之遭逢长达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很多时候,杜甫心情糟糕,漂泊路上,杜家老小吃过不少苦。因此说杜甫穷困潦倒,也不为过。但是,有两个事实不容否认:一是,杜甫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有在当地担任地方官员的亲友会给予他以物质上的帮助;二是,杜甫家并非赤贫之家,一直是有房地产业的。

那么,杜甫家都有过哪些房地产业呢?

作于公元763年(当年杜甫52岁,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便下襄阳向洛阳”一句,杜甫自注云“余田园在东京”;作于公元767年(当年杜甫56岁,在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有“两京犹薄产”一句。这都说明,杜甫家在长安、洛阳两个当时的都城辖境,都是有房地产业的。产业不见得有多大,但是,所在地都不寻常。打个比方,相当于今天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地产。

杜甫家在洛阳的房地产业,有可能指陆浑庄,也可能除陆浑庄外,另有洛阳城里的产业。公元741年,杜甫写作《祭当阳君文》,“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论次昭穆,载阳显号”云云。这是新居落成,昭告远祖。《寄河南韦尹》“甫有故庐在偃师”,《忆弟二首》原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指的大概是同一个地方。陆浑庄是杜家老宅所在地,也是杜甫与弘农杨怡之女结婚成家之地,除了房产,应该还有一些土地。

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都是杜甫一家漂泊路上的短暂居留地,应该没有置办什么产业。

而翻越秦岭,抵达成都后,因为有一帮亲友的帮助,浣花溪一带气候景物宜人,杜甫曾有长住的打算,在那里建设了一个不错的家园。这一时期,给予杜甫家以经济帮助的,除了裴冕(裴冕是否照顾过杜甫,学者间有不同意见)、高适、严武等当地高级长官外,还有亲戚、邻居。《酬高使君相赠》“故人分禄米,邻舍与园蔬”,《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都是很好的证据。这位王十五司马,是杜甫的表弟。初到成都,杜甫写了一系列描写经营草堂情形的诗歌,《萧明府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处觅绵竹》、《凭何少府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等。归纳一下,杜甫种植的树木品种有桃、绵竹、松树、果树等,其中,光是桃树杜甫就种了一百株,桤木占地十亩,松树四棵。根据这些数字,可以想象,杜甫的成都草堂,附宅之地,得有数十亩。郭沫若先生称杜甫这一时期过的是“地主阶级生活”,动机固然不纯,但结论并没有冤枉杜甫。

离开成都之后,杜甫一家经忠州、云安,到夔州,在那里逗留了两年。这两年里,因为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关系,杜甫家先后在瀼溪、东屯拥有过带四十亩果园的住宅,负责耕种过一百顷公田,有过阿段、信行、伯夷、阿稽等男女仆役。这些情况,在《示獠奴阿段》、《信行远修水筒》、《驱竖子摘苍耳》、《夔州歌十绝句》、《缚鸡行》、《竖子至》、《课伐木》、《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相举,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等诗中,都有所记载。种种迹象表明,杜甫一家在夔州期间的生活,较之成都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上可见,杜甫家的经济情况,虽然很不景气,但是,比起李白家来,似乎要略好一些。听到朝廷军队收复河南河北地区的假消息时,杜甫第一时间就萌生了返回洛阳的念头。这说明,在洛阳,杜甫有养活一家人的条件。李白晚年,老无所依,只能投奔做当涂县令的族叔李阳冰,最终病死在那里。显然,杜甫是有家不能归,而李白则是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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