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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可能审视自己的使命

发起新公民运动的企业家王功权被拘捕,中国精英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而审视自己的使命。中国知名专栏作家﹑杂志联合出版人许知远,最近在亚洲周刊撰文这样写道。作者回忆两年前,在普陀山的一次知识人聚会上,人们寻找当下共产党与一百年前满清王朝的相似之处,探索历史变化结构性的原因:一些曾非常稳固的政权,为何在很突然间瓦解?作者许知远觉得,这些乐观的朋友忽略了一点,所有的变革都需要一批人做出巨大的牺牲,它不可能突然到来,中国已有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身陷狱中的刘晓波到反抗拆迁的普通房主,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冲击了这个体制。但许知远总觉得,这冲击仍是太微弱、太分散、太边缘。而在中国社会,“异端”总是不受信任、被迴避的。这也就约束了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谈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流亡者孙中山、同盟会、刺杀的死士固然重要,但那些各省的士绅领袖才是关键时刻的决定者,当他们在心理上放弃了皇族内阁时,这个大厦才最后倒塌。但在此刻的中国,有多少政治、商业与社会精英能够站出来,愿意表达自己的反对主张?许知远说,一九八九年后的共产党最成功的举措,就是把所有的精英力量都收编于体制内,包括八十年代直接挑战者知识精英。倘若这个群体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姿态,整个社会情绪是难以被扭转的,没有这股社会情绪、又缺乏必要的社会组织,它是不可能形成有力的挑战的。

三年过去了,这些乐观都变成了幻灭。许志永与王功权也被关进了铁窗。王功权是个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国经济奇迹,他的故旧与新友是中国商界最活跃的人物,他也是个温和、耐心之人,王功权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为这个国家的良性变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评之声……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但即使是这样的人物,他有高尚情操、温和的手段,却仍不免遭此困境,这让中国的精英群体恐惧、愤怒又不安。

许知远说,王功权事件会变成中国精英态度的一次分水岭,他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此而审视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他们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获取成功,却是政治与道德上的侏儒。但在很大程度,这个社会仍未准备为变革付出代价,搭顺风车仍是主要的社会心理。

在批评了中国商业精英之后,许知远说,“或许要等到一群我这样的自认的温和批评者与旁观者都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主动接受要付出的个人代价时,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从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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