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薄熙来案，终于8月22—26日在山东济南中级法院一审完毕。被告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出庭对证、辩论，两个月内将予宣判。这次审判，中共当局采取一个无先例的措施，每天利用微博发布庭审的实况，控辩问答，长篇累牍，造成中共司法史上罕见的透明与热议。
薄熙来在法庭上对原在侦讯时已承认的受贿、贪污、滥权三宗罪，作出全面翻供，成为这次审判的关注焦点。普遍认为，以中共司法的惯例来看，当局有把握导演一场被告配合显示法制进步的大戏，不料主角绝地反攻，否认罪责，兜弄出自王立军叛逃以来无数爆料不可及的详细内幕。权力与金钱、阴谋与毒杀、江湖义气、背叛、谎言、荒淫、三角恋、华洋混迹⋯⋯当代风流，一应俱全。连场好戏破了当局的如意算盘，且引出连串质疑。而薄案的结局更出现变量，可预料薄熙来将在宣判后提出上诉，二审也就不可避免。
济南审判空前的戏剧性，引发的争议，可想而知。市井小民增添谈资，但薄案牵连的争权夺利、政治派系如红二代、周永康政法系、毛左派等等的响应，将在中国政坛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些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解读与分析都包含在本专题之中。（编者）
这次济南审薄遭遇的大翻供，并非薄熙来有超人辩才，更非其人有清白之身，而是庭审公开的事实本身，挑战了中共的独裁权力制度。
这次济南大审，令人惊讶之处，不是被告薄熙来的翻供，和那些不时精彩的案情细节，而是中共当局采取了一个破六十年先例的做法——将庭审记录公开出来。虽然公开是透过微博文字的方式，在某些敏感处，动了手脚。但五天内毕竟公布了超过十万字的材料。基本上保存了庭审过程的原貌，揭示很多过去在传媒“爆料”中看不到的情节，包括一些重要情节。无疑的，这种揭示具有求证的权威性，是当事人、见证人，在法庭上的第一手供词。
破例公开庭审必有幕后交易
这种所谓权威性，只是相对于人们习惯的媒体或口语“传闻”而言，更是相对于中共司法对重大案件审讯几乎完全是秘密进行而言。在中共政权底下，这样涉及党内高层的隐秘案件可谓成千上万，唯一的一件具有一定可见度的是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为时约两个月的对林彪江青集团案的审判。当时曾经公开过一点法庭的记录和纪录片片段（包括江青“我的一点看法”），但远没有这次审薄完整和详细。其后三十年来，我们再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庭审记录。
原因很简单——审判不公开，就是要保密。而中共之保密，并非我们在国外接触到的“保密”概念。而是共产党革命和维持统治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制度，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对此无需解释，因为“党和国家的秘密”无所不在，很多人都因为没有严格遵守保密制度而犯错误，甚至家破人亡。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夏衍回忆录中写过一件事，说五○年代初，上海取消天气预报，因为不能让台湾知道我们的天气，以防敌机来轰炸。后来风暴来袭，因为没有预报，损失惨重，才取消天气预报禁令。这样荒唐的事，今天只当是笑话。但是时至今日，保密没有丝毫松懈，只是更多的保密属于“家丑”性质，严控新闻“报喜不报忧”便是从此而来。高干的犯罪，当然是大丑闻，怎么能公开让人笑话，丑化“伟光正”的形象？
因此，中共的保密制度已是一党专政的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这次审薄为什么共产党突然变得这样大方起来？这问题也有记者来问过。我的回答是：主要因为薄案涉及太广，影响太大，闹得太久，已成为一个国际事件，不公开，何以向国内外交代？毕竟是一个要和外国打交道的时代。另方面，从庭审记录可以推测，当局一定和薄熙来有幕后的交易妥协。从去年九月中纪委宣布的六宗罪减少到济南起诉的三宗罪（受贿二千万、贪污五百万、滥用权力），空说“特别严重”，但连香港左报社评都称为“小儿科”。显然欲以轻判换取薄熙来出庭的合作，演一出“阳光司法”的大戏。这就是很多人提到的“剧本”。
薄熙来为何敢于全盘翻案？
殊不知薄熙来哪是一盏省油的灯？从他叙及遭中纪委欺骗，认罪可保留党籍一节，可知他已不再信任抛弃他的党，可能他已看到三点：一、他这三条罪算啥？他可以搏一搏；二、他看到当局的色厉内荏，受制于种种因素的软弱性；三、这是他的一次发挥的机会，哪怕是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官场看不到的薄熙来。网络名家杨恒均甚至说，表面上看，薄是被告，但真正在受到审判的是中共当局。
我不认为薄的口才有多好，包括他当权时的讲话。因为中国的官场，人人都要口是心非、压抑自我，唯有在这种面对法律和厄运拼搏、为自己的生存而辩护时，才会流露出一些人性的真实，从而激活出某些潜质。法庭不允许太多废话。他有假话，但更多是“侃侃而谈”。他自爆被人夺妻，一句“我烦透了”，却也给人以不俗的分寸感。那么，究竟薄的罪在哪里？在庭辩中薄被打断地提到他不想当总理，更不想当中国的普京。无论真实与否，薄这样当堂道出，必有人这样指控他，有政治野心。
这就触及了薄案的实质与要害，即评论广泛所称的“政治问题，经济解决”。陈希同、陈良宇两案已是先例。这是一个中共体制更高层面的问题。属于基本国策范畴。中共治国以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为分水岭，之前政治挂帅，无数案例，都以“反党”“反革命”划分敌我而定罪。毛死后确证冤案如山，荒谬绝伦。六四涉及“反革命暴乱”，也只给赵紫阳一顶“分裂党”的帽子。之后改“反革命”罪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似乎政治问题走向脱罪。然而，这只是权力阶层的一张优惠卷，对待体制外的“反对派”异议分子，仍然实施以言定罪，动辄以颠覆、煽动之名捕人入狱。
在政治层面，二陈到薄，已属京、沪、渝三大都会，影响至大。单以薄案论，唱红打黑、联周夺权——都已导致广泛争议与不安。中央以其不容挑战的集权主义，完全可以在党内加以贬责处理，这也是任何政府的常规。但是中共偏偏要来个指鸡骂狗，借钟馗打鬼，以贪腐问题打倒政敌。借机发难，北京有王宝森、上海有周正毅，重庆有王立军。以求整肃之名正言顺。这次济南审薄遭遇的大翻供，并非薄熙来有超人辩才，更非其人有清白之身，而是公开的庭审本身挑战了中共的独裁权力制度。我们清楚记得当年电视新闻播送陈希同判决的画面，他高叫一句：“我有话要说！”立即被法警押走。他显然没有薄熙来幸运。
违背无罪推定的法制原则
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济南大审的内涵，暴露了中共所谓法治以经济手段解决政治纷争，无公正可言，无理性可言。只有解决一党垄断，权力独裁的根本问题，才能有真正的法治。在政治开放竞争的条件下，陈良宇也好，薄熙来也罢，都可以公开“结党营私”，谋求权力，成败由选民来决定，而不是中纪委、政治局。因此，这次审判的开放，不能掩盖其专制底下一场戏的本质。
至于在法庭的抗辩，被北京官媒指为“狡辩”，声称要从重判决。那是非常陈腐的违背“无罪推定”法制原则的中共观点（无罪推定：意为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被告都属无罪）。现代法治社会都承认被告有基于无罪推定的辩护权，这个权利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脱罪权，是国际法公认的司法准则与基本人权。换言之，定罪只能依靠证据。这也是中国刑事法律所承认的（以前不承认）。在港台西方的审判中，从无狡辩之说，也不认同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中国刑律。狡辩从严，毋庸是审薄中的一大笑话。
有人假设，薄熙来如果没有老婆杀人，没有王立军叛逃，他的命运会怎样？是的，现在中共大批的贪官、高干生活在这样的假定之下。逍遥自在，享受“权钱色”一体带来的中国特色的乐趣，而且在利益网络的官官相护下安全感十足。但是必然性规律告诉我们，像谷开来这样为了一座别墅敢于杀人，而老公闻之敢于对贴心家奴饱以老拳的一家人，不是随时可能有红卫兵毒魂发作，而群魔乱舞吗？最近连串落网的高干贪官，虽无谷王型的离奇情事，其犯罪的严重程度，又比谁轻？回想五七年鸣放反右时，有人当面问毛泽东，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会怎么样？毛回答坦率而准确：他要么闭嘴，要么到监狱里去说。
无他，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社会背景和他的人生道路。
（二○一三年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