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斯大林苏联待了12年，回国后又在父亲的一党制下掌权，晚年仍然成为台湾民主的推动者。他和太太女儿在1961年外游。
威权主义、中产阶级、经济指标、西方教育这些因素和一个国家民主转型的关系备受重视，但决定性的往往是政治领导人的素质和志向。
中国有部分学者以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基本存在权威主义体制这一现象为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前提是经过新权威主义阶段。他们主张通过新权威主义体制发展经济，而后在这一基础上实现政治民主化。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只有权威主义政治之下才能发展经济；只有在经济发展之后才能发展民主政治。对于这一论点笔者无法苟同。因为该观点似乎在告诉人们，在经济不发达之前只能行独裁政治。另外，旧权威主义也好、新权威主义也好，都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其为政治发展的必然性。
中产阶级并非民主的必备条件
还有人将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相关联，认为中产阶级是推动民主化的动力，更有人认为中产阶级人数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时必然向民主社会转化。笔者认为这一类型的观点同样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新权威主义认为与自由主义一样最终目标是实现政治民主化，但现阶段更重视秩序。这是新权威主义对自由民主的误解，实际上，民主社会也讲秩序，特别在权力问题上，有各种秩序。譬如，权力转移是经由定期的选举通过和平竞争而实现的。
一个社会的变化与各种各样的因素相关连，有的是必然因素，但大多数是偶然因素。东南亚的文莱是一个君主国家，该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并不见其向民主国家转化，还有中东的产油国家，如科威特其富裕程度举世公认，但其政治仍是君主立宪的王国，有民选议会，并非民主国家。
确实，东南亚一些国家在权威主义体制之上发生了政治变革，如菲律宾的马可仕政权在民众抗议之下出走，使菲律宾实现了政治民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在执政近三十年后，不得不将政权交出，从此印度尼西亚走上了民主之路。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两国都是在各自的国民抗议之下，交出政权的。也就是说，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上街和独裁者“识大局”退场，更重要的是接手政权的新领导人有实施民主政治之心。
新加坡长期以来处于权威主义体制之下，经济确实获得大发展。但是如果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具有普遍性，科学性的话，新加坡应该是一个民主社会。但是新加坡至今未能摆脱权威主义的阴影，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是不是新加坡还需要持续权威主义来维持经济发展？显然不是，问题在于新加坡的为政者热衷权威主义统治，喜爱独裁。
前苏联实现政治民主化时，不仅其中产阶级的人数根本没有达到上述的标准，而且经济体制的转型还没有彻底实施。德国纳粹是在资本家以及中产阶级支持下上台的，而且纳粹之所以能够上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的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民主社会也有走向专制独裁的可能，民主制度本身具有无法克服这一问题的缺陷。
古希腊城邦国家已有民主制
这些事例证明了中产阶级不是民主化的关键力量，只是在某项条件之下中产阶级有可能推波助澜促使社会转型，但是转向何方必须根据当时的社会所处的大背景而定。再说，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实行的是民主政体（虽然有很多缺陷），当时的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可以肯定并没有达到上述标准。
因此，中产阶级人数说也好，人均国民收入三千美元社会转化说也好，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笔者认为那些有关实现民主化条件的观点是为非民主体制辩护的论调。所以，不采取民主政体的政府往往将这些论调作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据。
包括上述例子在内的一系列事实说明：将新权威主义体制作为发展中国家迈向民主的必须条件或必然性是没有任何根据。如果具有必然性的话，极权主义体制在所有的国土上都必须出现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极权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并非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体制。即使过去在某些国家存在过，或目前仍然存在着，这也不能说明其具有合理性。再说，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实施过直接民主制度，虽然当时的民主制度与现在相比差异很大，但毕竟是一种民主制度，而且是在数千年前就实施了这一制度。按照新权威主义学者说法无法解释古希腊存在过的政治体制。
社会转型和领袖人物密切相关
笔者以为一个社会的转型有时往往与一个政治领导人的思想有关，换言之，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变有时与政治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甚么政治体制都与权力有关，新权威主义也好、旧权威主义也好，还是自由民主主义也好，均与权力有关。
不同的政治体制，权力的归属以及运作方式不同。也就是说，独裁政体的权力属于独裁者，一切由独裁者决定；而由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形成了自由民主主义，实现了保障个人权利不受权力侵犯以及监督、较为合理使用权力，决策需经过议院的讨价还价等等。
对政体的选择，与政治人物的素质以及质量有密切的关系。政治人物在选择政体时所表现出的心里状态无非两种。一种是选择蔑视个性自由的极权或权威政治，那是为了一己之私，另一种是选择尊重个性发展的民主政治，那是为了造福社稷。
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非的德克勒克总统能够顺应当时的形势果断废除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并实施普选。白人失去政权的选举结果在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之时已经注定，德克勒克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因为会失去政权而停止改革。
后来他和曼德拉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使他在南非甚至世界历史上占据了光辉的一页。从白人政权手中接过权力的曼德拉没有对白人政权中枢人物进行秋后算账，而是努力缓和种族间的紧张关系。这一切政治运作往往出自领导者的个人想法。
领导人的学历背景也不是很重要
再者，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他可以继续自勃列日涅夫以来的极权统治政策，这么做，也许戈尔巴乔夫可以持续维持其政治权力至死。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这么做，而是进行了苏共执政以来从没有过的政治大变革，将前苏联从全能型（极权）社会转变为民主社会，也使自己提前出局。如果德克勒克、戈尔巴乔夫只考虑自己的私利，就有可能对变革敬而远之，兴许这样可以使他持续握权在手，但是历史将会给他们公正的评判。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之转变不应过于从经济角度去理解，一个政治领导人的一念之差，就可能造就差之千里的政治体制。有些学者喜欢从政治领导的个人学历以及经历来判断其在社会变革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认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如果在西方学习或生活过，那么，该政治领导人就有可能在其本国实施较为合理的政治体制——民主主义体制。
笔者认为这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错误观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与乔森潘曾经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回国后所建立起的政治体制却是一个极权体制。再如蒋经国在极权主义的前苏联留学生活过，还娶了俄罗斯女子为妻，这一些经历并没有妨碍他晚年在台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台湾社会带向民主。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在西方国家留学过，也没有受到西方社会的洗礼，却能对前苏联进行大胆的改革，引进民主制度，并结束了冷战为人类的和平做出巨大贡献。由此可见，一个政治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所扮演的角色，有时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
中国人早有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之争，如前所述，在社会转型的考察而言，应该是“英雄造时势”超过时势造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