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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饿 中国城市为何“平静”

1961年底,刘少奇在广州温泉附近山上的树林里拣毛粟子、橡子和苦桔子,寻求解决渡荒的代食品问题

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三年大饥饿,早在1958年底就显露了苗头,1959年庐山会议后,形势虽然更加恶化,中央命官、各路诸侯却再无一人敢直谏毛泽东。

封建历史时期,昏君是不少,但总还能看到星崩一两个不要命的大臣向皇帝死谏。1959年庐山上若不是彭德怀有封信,这段历史会更遗臭万年。尽管彭没下山就投降了。

1959年始,中国农村开始大批死人。但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印像不深呢?以至素以敢说话的台湾李敖也不相信当年的死亡人数呢?

关于三年大饥饿中国农民的死亡人数,我还是那句话:即使没有几千万,几百万有没有?饿死几百万就正常吗?“斗士”李敖为什么也在有没有几千万这个问题上来回纠缠?目的是什么?

李敖当年毕竟不在大陆,但何以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对当年中国农民的惨状少有亲眼所见呢?以至这段历史只靠两个渠道提供:一是釆访当事人,二是从有关档案査找真相。但大量有关三年大饥饿的档案还捂得很紧。

三年大饥饿时,中国城市为何“平静”?一条路被堵死了,一条或许还能要口饭吃的路被堵死了!两个文件,两个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文件,将千百万准备从农村爬出来的农民,堵回他们的草屋。村口、集镇、汽车站、火车站,到处都有民兵公安。凡是偷着往外跑的人抓回来,不死必脱一层皮。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就是这两个文件,将当年千百万准备外出逃荒的“盲流”堵住了。就象今天的朝鲜,你在平壤绝对看不到一个乞丐,甚至看不到一个残疾人。

这是两个什么文件?有原文吗?没有。你在今天的中共大事记里连标题都看不到。但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好找。周恩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我国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让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叫嚷吧,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失去了失业和挨饿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没有失掉。”

“可就在1959年4月17日的下午,周恩来就十五省‘2517万人无饭吃的问题’刚刚写下批语,并要求将文件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手中。”(黄钟《不得不禁锢中国人吗》)

不到两个月连发了两个关于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说明了什么?

40年后的1999年,一个叫杨继绳的人来到当年的重灾区河南信阳。后来,一部让人触目惊心的书——《墓碑》问世了。让我们向杨继绳先生深深鞠一躬吧,继《人祸》之后,《墓碑》又一次展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

让我们向《墓碑》,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饿望上一眼吧。

“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露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严防死守。各村设卡,民兵站岗。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警察把守,长途汽车党员队长开车。信阳南北两个火车站,两个铁路公安局长一人负责一个。……外流人员一律按‘流窜犯’处理,抓住后严刑拷打。仅信阳就堵截了19万人。”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中国农民大量死亡,而中国城市相对平静的原因。中国城市虽然也吃不饱,但人们沒看见路有饿死骨,是因为大量饥民被堵死在乡下。而信阳这样的重灾区,连中国的城里人都不知道,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就更不知道了。

200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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