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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军人干政是民主的毒药

埃及政变让世界深感不安,这种不安缘于军人干政打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民主制度。在过去两年半内,埃及军队通过两次罢免国家的文职领导人,显示了其超强的力量。尽管有论者为这次政变辩护,认为这次埃及军人集团再次干政,是结束政治伊斯兰化,但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军人干政其实是民主的毒药。

军人政治曾主宰拉美、东南亚政治

二战后,在亚非拉三大洲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族解放运动,许多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新兴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后,有很多又陷入了“独立英雄”的独裁统治:亚洲有南越吴庭艳、印尼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南韩朴正熙;非洲有乌干达阿明、中非博卡萨、刚果蒙博托、利比亚卡扎菲等。其中拉美的军人独裁则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最著名的有智利皮诺切特、海地杜瓦利埃父子,巴西则经历过布兰科,席尔瓦,梅迪西,盖泽尔,菲格雷多等数个军人独裁时期。

第三世界国家经历军人独裁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早的改革都是从军事改革起步,军队因此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技术文化的特殊集团,他们得风气之先,组织性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柔弱的文官政府根本无力约束这些军事集团。

这些军人政权有几个普遍特点:

第一大都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例如1955年10月,吴庭艳通过公民投票作弊,成功的废除了保大皇帝,让自己成为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71年1月,乌干达阿明趁奥伯特出访新加坡的机会发动政变,推翻奥伯特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政权。1973年9月11日,时任智利陆军总司令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第二,建立基于裙带关系的独裁统治,家族成员贪赃枉法,中饱私囊。

吴庭艳当总统后,其家族成员全部担任南越政府的重要职位,在经济领域内到处伸手,走私大米、鸦片、进入房地产、利用彩票舞弊;操纵流通领域,向商界敲诈勒索、利用国家情报从事外汇投机。菲律宾马科斯夫妇更是腐败,无论是日本支付的5亿多美元战争赔款,还是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50亿美元援助,以及世界银行向菲律宾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贷款,都成了马科斯夫妇通往私人银行户头的滚滚财源。马科斯在位20年,使菲律宾这个本无债务的国家欠外债高达265亿美元;5500万菲律宾人当中,高达70%的人贫困潦倒,谋生艰难,大批菲律宾姑娘不是卖身为娼,就是当了国际邮购新娘。而马科斯夫妇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大批财富。马科斯就任总统前,仅拥有财产3万美元。到1986年倒台时,拥有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其中贪污金额就达30亿美元),数额之巨实属罕见。

《福布斯》杂志曾于2011年11月发表“非洲富豪都是独裁者”,其中列举了尼日利亚的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与易卜拉欣•巴班吉达,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刚果独裁者蒙博托、赤道几内亚总统特奥多林•奥比昂。该文未提及的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其家族成员掌控着该国政府所有重要部门,利比亚的整个国家资源成为卡扎菲家族尽情挥霍的奢侈品。据报道,卡扎菲手中拥有的资产或超过两千亿美元,卡扎菲本人及其子女过着豪华奢侈的挥霍生活。

三,在镇压异己方面,军人独裁比文官政府更为残酷。

统治乌干达长达八年之久的阿明,不仅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还有多达30万人被杀或者失踪,还有很多人被迫逃往国外,传闻说他还有吃人肉的嗜好,特别将那些视为仇敌的人吃掉,与刚果独裁者蒙博托并列为非洲三大食人恶魔之一;皮诺切特统治的军政府时期,不仅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和左翼反对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有数千人遭监禁和拷打,超过3000人遇害。其执政中的人权问题包括大量的失踪人口,大量侵犯人权的案件,很多至今仍为“悬案”。

军人独裁抑制民主的发展

军人干政是一国政治出现重大危机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确有实用性,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处理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紧急状态法”。

军人占据政治舞台后一般有几种趋向:一是军人将接管政权视为一种政治过渡,在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后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二是在舞台上继续执政,并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和推行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吸纳某政治力量参政。这方面的杰出典范有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1923-1938年),他成功地引领了土耳其全面走向现代化。有些独裁者统治残酷,但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智利皮诺切特有较高文化修养,重视国务,任内进行了不少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口号是“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放松经济,开创了私有化道路,创造了“智利奇迹”(1960~1980年)。朴正熙担任韩国总统18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他带领人民埋头苦干,在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及朝鲜战争之劫后,促进了韩国经济增长的典范,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创造了“汉江奇迹”。

但更多的军事独裁者将国家权力视为军人的战利品,军人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排斥其他政治力量来维持和扩展军人集团的特殊利益,带有浓厚的军事独裁色彩,这类军事独裁会抑制了民主的发展,卡扎菲及非洲独裁者多属于此类。

20世纪80年代是民主体制的巩固时期,以巴西1988年宪法和1989年皮诺切特正式向文人交出政权为标志,拉美的民主体制基本确立,实现了文人执政、三权监督、党禁开放、普遍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转型。但由于拉美政治民主化进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激进,尤其是一些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众政治素养、政治力量发育等要素尚未全面成熟时快速全盘转型,为此后的政治动荡埋下隐患,导致20世纪90年代军人干政的周期性反复。在一些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党和选举制度脆弱的国家,军人干政不断重演:海地、委内瑞拉、危地马拉都曾发生军事政变,但这些事件并没有逆转民主化进程,更没有出现军政府重新登台执政,危机最后都在法制范围内得以解决,这说明军人干政在拉美已日渐衰微。

埃及形成了独特的军方利益集团,势力庞大,触角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除了政治上把持权力以外,还垄断了埃及的经济命脉。从纳赛尔、萨达特直到穆巴拉克均是军人出身。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背后的支持力量就是军队。这次埃及军队将民选总统穆尔西赶下台,称干预政治为了体现人民的意志,但埃及军队从来不是拥护民主的力量,60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维护国家稳定,并保证军队在埃及体制内的特权不受侵犯。

可以说,军人干政是民主的毒药,它与社会进步呈反向发展: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进步越大,军队的角色就会变得日益保守和反动。一个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如果不彻底,民主体制运行就会不顺畅,该国的政治变迁就会在军人干政和弱势民主之间交替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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